老局长调离那天，无人相送，我踏雪帮他提箱，次日，新局长召我

雪是后半夜开始下的。

起初只是零零星星的几粒，打在办公室的玻璃窗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用指甲轻轻叩击。我趴在桌上假寐，听见那声音由疏转密，渐渐连成一片沙沙的絮语，便知道这场雪小不了了。

暖气片烧得滚烫，烘得人昏昏沉沉。我直起身，脖子咔吧响了一声。墙上的石英钟指着凌晨四点二十。办公室里就剩我一个，桌面上摊着几份没整理完的档案，钢笔帽没拧紧，渗出一小滩蓝墨水，在台灯底下泛着幽暗的光。

我伸手去够窗台上的搪瓷缸子，里面的茶水早凉透了，茶叶沉在杯底，像一撮死去的鱼卵。我抿了一口，涩得舌根发麻，索性放下，披上那件军绿色的旧棉袄，推门走到走廊里。

走廊尽头的窗户没关严，冷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扑在脸上，激得我一个哆嗦。我走过去把窗扣死，隔着玻璃往外看——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已经白了半边，灯光照过去，雪片密密匝匝地往下坠，仿佛整个天空都在融化成某种白色的、黏稠的东西。

明天老局长就要走了。

这个消息在局里传了大半个月，正式文件下来也有七八天了。可真正到了这一天，反而没什么动静。办公室的人该干嘛干嘛，该报销的报销，该盖章的盖章，仿佛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星期五。

我站在窗前，看着雪越下越密，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在这个局里待了九年，从二十四岁待到三十三岁，老局长刘长河是我跟过的第三个领导。前两个都是干了两三年就调走，只有刘长河，一待就是五年。

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对一个基层科员来说，五年足够把一个人从生熬成熟，从热熬成凉。

我搓了搓脸，转身往回走。经过隔壁办公室的时候，门缝里漏出一线光，还有压低了嗓子的说话声。我脚步顿了一下，听见里头的人说：“……明天谁去送？反正我不去。新来的听说跟市里关系硬得很，这时候跟老刘走太近，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么。”

另一个人嗤了一声：“你当就你聪明？你看看办公室那帮人，哪个不是装聋作哑。也就小周那个傻小子，还张罗着要给老刘办什么欢送会，被王主任骂了一顿，说组织上没这个安排，别搞什么幺蛾子。”

“小周年轻，不懂事。”

“年轻？他都二十八了，还当自己刚毕业呢。”

我听到这儿，没再往下听，轻手轻脚地走开了。小周叫周志远，比我小五岁，去年才调进来的，身上还带着股学生气。他确实张罗过欢送会的事，也确实被王主任劈头盖脸骂了一顿。那天下班后，我看见他一个人蹲在楼梯间抽烟，烟头明明灭灭的，照着他那张还有点婴儿肥的脸，说不清是委屈还是茫然。

我那时候没过去跟他说话。我自己的心里头，也乱得很。

回到办公室，我把那几份档案整理好，锁进铁皮柜里。柜门合上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哐当，像是替什么人叹了口气。我关了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摸出手机，屏幕上亮着一行字——是老局长昨天发来的，就一句：

“小陈，明天早上七点，我在宿舍楼下等你。”

我回了个“好”字，他再没下文。

天蒙蒙亮的时候，雪小了一些，但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我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的藏蓝色外套，把那条磨得起了毛边的围巾绕了两圈，出了门。

街上没什么人。雪踩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踩碎了一层薄薄的冰壳。路灯还没灭，橘黄色的光晕罩在雪地上，把每一片雪花都染成了暖融融的金色。我呵出一口白气，看着它在眼前散开，又消失，忽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特别长。

七点差五分的时候，我到了老局长宿舍楼下。那是一栋八十年代盖的老筒子楼，外墙的涂料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水泥。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黑上了二楼，看见走廊尽头那扇门虚掩着，透出一点昏黄的光。

我抬手敲了敲，门吱呀一声开了。

老局长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旧皮箱。他看见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侧身让我进来。

屋子里已经搬空了。床板光秃秃地露着，上面垫着的旧报纸被揭走了大半，只剩下几角残破的纸片。书桌的抽屉全拉开了，空荡荡的，像是被掏空了的躯壳。窗台上那盆养了三年多的君子兰也不在了，据说是前天被后勤的人搬走了，说是要统一处理。

只有墙角还立着一个纸箱子，里面堆着几本旧书和一副老花镜。

“就这些了。”老局长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声音不高不低，带着点沙哑，“书你帮我拿着吧，箱子我自个儿拎。”

我走过去，把那个纸箱子抱起来。不重，但里面的书角硌着胳膊，有点疼。老局长弯腰拎起地上的皮箱，试了试分量，又放下了。我这才注意到他右手有点抖，像是使不上劲。

“我来吧。”我放下纸箱，伸手去接他的皮箱。

他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我把皮箱提起来，比他想象的要沉得多——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压得我胳膊一沉，差点没稳住。

“有书。”老局长像是解释似的说了一句，“还有几件厚衣裳。”

我嗯了一声，没多问。皮箱的提手是那种老式的塑料把手，冻得冰凉，硌得手心生疼。我把纸箱重新抱起来，两个东西加在一块儿，走起路来有点趔趄。

老局长走在前面，步子很慢。他今年五十七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从后面看过去，像一棵被雪压弯了的老树。他下楼的时候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踩得踏实，但那种踏实里透着一股子疲惫，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维持住最后一点体面。

出了单元门，雪还在下。老局长抬头看了看天，没说话，径自往大门方向走。

我抱着东西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刘局——”

我回头，看见周志远站在楼道口，穿着件羽绒服，领子竖得高高的，脸冻得通红。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

老局长也停下了脚步，转过身，看见是他，脸上露出一丝意外的神色：“小周？你怎么来了？”

周志远快步走过来，把塑料袋往老局长手里一塞：“刘局，这是……这是我家那边的一点腊肉，我妈让我带来的。您拿着，回去尝尝。”

他说话的时候，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声音有点发颤。老局长低头看了看那个塑料袋，又抬头看了看周志远，嘴唇动了动，半晌才说：“小周，你……你这孩子。”

“您别说了。”周志远摆摆手，像是怕老局长说出什么让他难受的话来，“您赶紧走吧，雪越下越大了。我……我还有点事，先回去了。”

他说完，转身就跑，跑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喊了一声：“刘局，您保重身体！”

老局长站在原地，看着他跑远的背影，好一会儿没动。雪落在他肩膀上，薄薄的一层，他也不拍。过了半晌，他轻轻叹了口气，把那袋腊肉塞进皮箱旁边的网兜里，说了句：“走吧。”

我们继续往大门走。路过门卫室的时候，老张头正坐在里头烤火，看见我们，隔着玻璃点了点头，没起身。老局长也点了点头，没停下脚步。

出了大门，街面上冷冷清清的。雪还在下，落在柏油路面上，很快就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泥浆。老局长站在路边，左右看了看，像是在找车。

“我约了车。”我说，“八点半的，应该快到了。”

他嗯了一声，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缩着脖子，像一只落了单的老麻雀。我站在他旁边，抱着那个纸箱子和皮箱，胳膊已经酸得没了知觉，但也没吭声。

过了几分钟，一辆黑色的旧桑塔纳从街角拐过来，在我们面前停下。司机摇下车窗，探出半个脑袋：“是刘局长吧？我姓赵，是……是那边安排来接您的。”

老局长点了点头，拉开后座的车门。我帮他把皮箱和纸箱放进后备箱，他站在车门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扑扑的筒子楼——楼顶的积雪已经厚了，把那些破败的棱角都盖住了，看上去竟有几分整洁。

他看了很久，久到司机都有点不耐烦地按了一下喇叭。他才收回目光，弯腰钻进车里。

车门关上之前，他忽然又探出头来，看着我说：“小陈，你……你以后别太实在了。”

我愣了一下，没明白他什么意思。他已经把车窗摇上去了，隔着那层蒙着雾气的玻璃，他的脸模糊成一片，像一张被水洇湿了的老照片。

车子发动了，缓缓驶入车流里。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越走越远，尾灯在雪幕里渐渐模糊成两个暗红色的点，最后彻底消失在了街角。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雪落在我头发上、肩膀上，落在我脚边，把周围的一切都染成了白色。我呼出一口白气，看着它消散在空气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但我没哭。三十三岁的人了，早就不兴这个了。

我转身往回走。走到大门口的时候，门卫老张头叫住我：“小陈，刚才新局长的秘书打电话来，说让你下午三点去趟他办公室。”

我脚步一顿，回头看他：“新局长？”

“嗯。”老张头往炉子里添了块煤，头也没抬，“姓方，从市里下来的。听说是个年轻干部，三十五六岁，正是当打之年。”

我哦了一声，心里头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老张头又补了一句：“你上午没什么事吧？要没事就回去歇会儿，下午精神点。新官上任三把火，头一回找你谈话，别给人留下什么坏印象。”

我嗯了一声，走出门卫室。雪还在下，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已经完全白了，枝条上挂着一串串冰凌，在灰蒙蒙的天光里闪着冷冽的光。

我站在树下，仰头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老局长刚来的那一年，也是冬天。他站在同一个位置，指着这棵树说：“这树得有三十年了吧？我年轻的时候，它就在这儿了。”

那时候他四十七岁，头发还没白，说话中气十足，走路带风。一转眼，五年就过去了。

五年。我掰着手指算了算，一千八百多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就是这一千八百多天，把一个风风火火的刘局长，熬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

我叹了口气，拍了拍肩上的雪，往办公楼走去。

办公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今天是星期五，又下着大雪，来上班的人稀稀拉拉。我经过大办公室的时候，听见里面传来压低了嗓子的议论声：

“……听说了吗？老刘走的时候，就小周一个人去送了。”

“啧，真是……人走茶凉啊。”

“谁说不是呢。不过也怪不得别人，他那个脾气，在位的时候得罪了多少人？你数数，光咱们办公室，被他训过的就有几个？”

“那倒是。不过话说回来，老刘虽然脾气臭，但办事还算公道。你看他这些年，给咱们局争取了多少经费？那栋新办公楼，不是他跑下来的？”

“话是这么说，可……唉，算了算了，不说了。新来的方局长下午就到，咱们还是想想怎么迎接吧。”

我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没进去。转身去了楼梯间，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蹲下来，从兜里摸出一包烟。

烟是昨天买的，还没拆封。我撕开塑料纸，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已经有阵子没抽烟了，上次抽还是去年冬天，老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说我写的材料狗屁不通。

那时候我气得要命，躲在楼梯间抽了半包烟。现在想想，那顿骂其实是替我挡了一劫——那批材料后来出了事，好几个人被处分了，只有我因为被骂了重写，反而躲过去了。

老局长从来没提过这件事。他骂我的时候是真的凶，拍着桌子，唾沫星子差点溅到我脸上。但事后他也没再提过，像是那顿骂只是一阵风，刮过去就完了。

我蹲在楼梯间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落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楼道的窗户没关严，冷风灌进来，把烟雾吹得四散，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幽灵。

我抽完第三根烟的时候，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我掏出来一看，是周志远发来的微信：“陈哥，你在哪儿呢？下午新局长要来，王主任让咱们把办公室收拾收拾，你过来搭把手呗。”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回了个“好”字，把烟头摁灭在台阶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腿蹲麻了，走了两步才缓过来。

大办公室里已经忙活开了。周志远正踩在椅子上擦窗户，看见我进来，冲我招了招手：“陈哥，你帮我把那盆绿萝搬窗台上呗，还有那堆文件，王主任说让归到柜子里去。”

我应了一声，把绿萝搬到窗台上。那盆绿萝养了好几年了，藤蔓垂下来老长，叶子绿油油的，跟窗外的雪景形成一种奇异的对照。我伸手摸了摸其中一片叶子，凉丝丝的，带着一点灰尘的涩感。

“陈哥，”周志远从椅子上跳下来，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你早上去送刘局了？”

我嗯了一声。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早上也去了。给他带了点腊肉，我妈自己做的。”

“我知道。”我说，“我看见你了。”

他挠了挠头，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笑：“我是不是挺傻的？王主任都说了，不让我们去送。”

我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我才说：“不傻。”

他愣了一下，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然后他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陈哥，你是个好人。”

我被他这句话说得有些发愣。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不是好人——在这个局里待了九年，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好人还是坏人，这种词太简单了，简单到跟这个复杂的世界完全对不上号。

但我没跟他说这些。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干活吧。”

下午两点半，王主任把我们都叫到大办公室，宣布了新局长的安排。

“方局长三点到，大家把桌面收拾干净，精神面貌要饱满。一会儿方局长来了，先到会议室，大家简单汇报一下各自的工作。小陈，你准备一下，把你手上那几个项目的材料整理一份，方局长可能要问。”

我点了点头，回到自己座位上，把抽屉里的材料翻出来，归了归类。那些材料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跟了老局长五年，这些项目从立项到审批到落地，每一步都有我的脚印。我熟悉它们，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

可不知怎么的，看着那些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我忽然觉得有些陌生。那些批注是老局长的字，笔力遒劲，力透纸背，每一笔都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不近人情的认真。我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直到王主任喊了一声“方局长到了”，才回过神来。

我抬起头，看见走廊尽头走来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里面是笔挺的藏蓝色西装，皮鞋锃亮，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笃笃的声响。他个子不算高，但腰背挺得笔直，走路带风，一看就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人。

他的脸比我预想的要年轻。皮肤白净，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看起来像是个大学老师，或者是个律师，不太像是个坐办公室的干部。

王主任迎上去，满脸堆笑：“方局长，您来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办公室的同志们……”

方局长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我们，最后落在我身上，停了一瞬。那一眼很快，快到几乎不可察觉，但我还是捕捉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某种神色——像是打量，又像是审视。

“这是小陈，陈建国。”王主任介绍到我，“他是咱们局的老同志了，跟了好几个局长，业务熟得很。”

方局长朝我点了点头，伸出手：“陈建国同志，你好。我是方远山。”

我伸手跟他握了握。他的手干燥而有力，掌心温热，跟老局长那双总是冰凉的大手截然不同。

“方局长好。”我说。

他笑了一下，松开手，转身对王主任说：“先到会议室吧，我跟大家见个面，然后请陈建国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想了解一下他手上那几个项目的情况。”

王主任连声说好，引着他往会议室走。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老局长走的时候，没人送。新局长来的第一天，就点名要见我。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这个局里的水，要变了。

会议室里，方远山坐在长桌的主位上，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各位同志，我刚来，对局里的情况还不熟悉，以后要仰仗大家多支持。我这个人比较简单，不喜欢弯弯绕绕，有什么说什么。希望大家以后也这样，有事说事，有问题解决问题，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他说完，顿了一下，目光又落在我身上：“陈建国同志，你留一下。其他人先散了吧。”

众人纷纷起身，鱼贯而出。周志远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偷偷冲我竖了个大拇指，又赶紧缩回去了。我坐在椅子上没动，等人都走光了，方远山才开口：“把门关上。”

我起身去关了门，又坐回原位。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暖气片嘶嘶的声响。方远山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看着我：“陈建国，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三。”

“三十三。”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咀嚼这个词，“在这个局里待了几年了？”

“九年。”

“九年。”他又重复了一遍，然后笑了一下，“不容易啊。现在这个年代，能在一个地方待九年的人不多了。”

我没接话。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最好不说话。

他也没等我接话，自顾自地往下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在局里这些年，参与了不少项目，有几个做得还不错。刘局长在的时候，对你评价很高。”

提到老局长，我心里微微一动，但脸上没露出什么表情：“刘局长是领导，对我的评价可能有鼓励的成分。”

“是吗？”方远山笑了笑，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看了你手上那几个项目，有一个是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进展到哪一步了？”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那个项目是老局长在的时候主抓的，因为涉及拆迁补偿的问题，一直推进得不太顺利。我整理了一下思路，把项目的情况简要汇报了一遍。

方远山听得很认真，中间没打断我。等我说完，他点了点头：“你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主要是拆迁补偿的问题。”我说，“有几个钉子户一直谈不拢，卡在那儿了。”

“谈不拢的原因呢？”

“主要是补偿标准。他们觉得给的太低，但按照政策，那个片区的补偿标准已经是上限了。”

方远山沉默了一会儿，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面，像是在思考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陈建国，你说实话——这个项目，刘局长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打算放弃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随口一问，但我听出了他话里的试探。

“没有。”我说，“刘局长一直在想办法推进，只是进展比较慢。”

“是吗？”方远山又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那你知道刘局长为什么要调走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组织安排，我不太清楚。”

“组织安排。”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玩味，“陈建国，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有些话我说到这里就够了。”

他说完，站起身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大雪：“这个项目，我打算重新启动。你是最熟悉情况的人，我希望你能牵头。”

我愣住了。这个项目牵扯的利益盘根错节，老局长在的时候，光是协调各部门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还是卡在拆迁上动弹不得。方远山刚来第一天，就决定要重新启动？

“方局长，”我斟酌了一下措辞，“这个项目……阻力很大。”

“我知道。”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但我看重的不是阻力，是可能性。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雪还在下，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白色。我脑子里闪过老局长的脸，闪过他蹲在筒子楼门口抽烟的背影，闪过他临上车前说的那句话：“小陈，你以后别太实在了。”

我深吸一口气：“有可能。但需要时间。”

方远山点了点头：“我给你时间。三个月，够不够？”

三个月。我心里苦笑了一下。老局长花了五年都没啃下来的骨头，他给我三个月。

但我还是说了：“够。”

方远山笑了笑，走回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好，那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给我一份详细的工作方案。”

我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准备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叫住我：“陈建国。”

我回头。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知道你跟刘局长感情深。但你要记住，现在是方远山在当这个局长。”

我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荡荡的。我站在门口，看着窗外那棵被雪压弯了的老槐树，忽然想起老局长走的那天早上——他站在筒子楼门口，回头看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楼，也该拆了。”

我当时不知道他说的“楼”是那栋筒子楼，还是别的什么。现在看着他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他说的，大概是他自己。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大雪，心里头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新局长来了，老局长走了，这个局里换了一片天。而我，夹在中间，像是一棵被雪埋了一半的树，不知道是该往上长，还是该往下沉。

但我没时间多想。明天还要交工作方案。我转身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敲字。

窗外的雪，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