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疑罪从无，究竟保护了谁？

在电视剧《重器》中，陈一众是个货真价实的法二代。

在五人组的主角团中，陈一众成为一名法律人，有着旁人无可比拟的优势——他本就年轻又气盛、正义感爆棚，父亲又是曾经的审判长，大佬的好兄弟。

有了这样的背景加持，陈一众学法律、考法大、进法院、当法官，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毕竟，自古至今，越是门槛高的行业，越容易催生子承父业的学阀世家。

出人意料的是，陈一众踏上法律人的道路，并不是受了父亲的熏陶，得了家学的真传，而是源自一场离奇的冤案——薛春燕被杀案。

薛春燕是陈一众的高中同学，在某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死在了离家不远的小隧道里。薛春燕遇害的当晚，徐老师、陈一众和杜晓辉都曾与她有过接触。于是，警方一番调查之后，最终将杜晓辉锁定为嫌疑人。

好巧不巧，杜晓辉本就是个流里流气的小混混，又对薛春燕心存爱慕，在表白被拒后曾经拦路骚扰，对薛春燕意图不轨。

更加巧合的是，案发地是一片废墟，当天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杜晓辉自己供述脱过死者的裤子，衣服上有血迹，手背上有抓痕——如此多的BUFF叠加在一起，杜晓辉的嫌疑陡然上升。

只是，虽然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杜晓辉，但是他只承认猥亵尸体，对杀人性侵的事情却是矢口否认。

陈一众虽然发现了疑点，但在阴差阳错之下，这条关键线索并未交到警方的手中。于是，一纸判决、一声枪响，让杜晓辉带着冤屈和不甘离开了人世。

杜晓辉的死，就这样成了陈一众的心结，也让他从此开启了法律人的征途，更让他第一次认识到了一个法学名词——疑罪从无。

坦率地讲，以薛春燕案的情形来看，杜晓辉的嫌疑确实很大。他既是薛春燕的追求者，又是游手好闲的街溜子，案发前他与薛春燕有过冲突，案发后他又曾对被害人进行猥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杜晓辉都是头号嫌疑人。

因此，杜晓辉被抓并不是警方水平有限、法院胡乱判案。毕竟，在一系列的巧合面前，难免会出现误判。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杜晓辉向来游手好闲、薛春燕死后还猥亵尸体。如此一来，好像杜晓辉被枪决也并不冤枉。

就像剧中大多数民众的朴素认知一样，律师为杀人犯辩护那就是帮凶，疑罪从无的原则更像是对坏人的保护。

薛春燕被害案迷雾重重、疑点多多，但杜晓辉的嫌疑最大，我们就应该将他绳之以法。放着明明有嫌疑的坏人不抓，那就是放虎归山、助纣为虐。

疑罪从无，难道保护的是犯罪分子吗？

事实恰恰相反。在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保护的从来都不是犯罪分子，而是每一个普通人。

从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将所有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并不是对犯罪分子的保护，而是从源头上避免了普通公民成为冤假错案的注脚。

宁可让犯罪分子自由，也不能让无辜群众受罚。疑罪从无的核心价值不是对坏人的放纵，而是对无辜者的保护。佘祥林案、聂树斌案、呼格案，无数血与泪的教训告诉我们，有罪推定是滋生冤案的温床，一旦法槌落下、人头落地，即使多年后案情大白、沉冤昭雪，但失去的生命却再也无法挽回。

法医学的鼻祖宋慈曾在《洗冤集录》的序言中写道，狱事莫重于大辟。对于涉及人命的死刑案件，一定要认真细致、慎之又慎。

不幸的是，在我国司法史上，向来是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押。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早已经形成了宁可错杀、不可漏网的潜规则。

正如剧中的杜晓辉与徐老师，前者身陷囹圄，无法自证清白；后者脚底抹油、立马逃之夭夭。

对此，徐老师的话就很有代表性。在踏上逃亡之路前，徐老师是这样对陈一众说的，“我不相信法律，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很多搞法律的都不知道。”

徐老师的这番说辞，着实是话糙理不糙。在将近五十年前的中国，疑罪从无是个新名词，疑罪从有才是老传统。

即使在2026年的当下，依然会有人固执地认为，疑罪从无是对坏人的保护。只是，他们永远也想不到，假如有一天，警方将其列为嫌疑人之后，他们又该如何自证清白、保住小命呢？

一旦有了破案率、批捕率、无罪判决率的考核，总有一小撮人会为了追求KPI，把你我他变成蓝底白字上的某某，变成工作报告中的数字。

板子不打在自己的身上，永远感觉不到疼。

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会对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抱有成见。但换个角度来看，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一样，本就是硬币正反面，他们的存在，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每一个无辜的公民。

说到律师为坏人辩护，我想起了一个戏剧性十足、反差感的例子。

二战结束后，著名作家萧乾以记者身份见证并报道了纽伦堡大审判。当时，他不理解英法美等战胜国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审判，还要给每个战犯指定法律援助、提供律师辩护。

多年以后，当萧乾在“反右”斗争中数次被“打倒”后，身陷囹圄、如梦初醒的他一秒顿悟——审判者假如恣意妄为、滥审滥判，很难不保证终有一天也站上被告之席，受到历史、良知和公义的审判。

果然，回旋镖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