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苏加诺自传》《黛薇·苏加诺回忆录》《印度尼西亚近现代史》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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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的东京，梅雨季节刚刚拉开序幕，整座城市笼罩在一层湿漉漉的薄雾里。
赤坂区的街道上，霓虹灯的光晕在雨幕中晕染开来，像是被打翻在宣纸上的水彩颜料。
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一家高级料亭的后门口，车门打开，几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快步走进了建筑内部。
他们簇拥着的那位身形高大、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正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苏加诺。
这位在1945年宣布印尼独立的开国元首，此刻正以“私人访问”的名义在日本停留，而日方对这次接待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任何一次普通的外交会面。
料亭二楼的包厢里，灯光被调到了最暗的档位，几盏纸灯笼散发着暖黄色的柔光，照在满桌精致的怀石料理上。
空气中弥漫着沉香与清酒交织的气息，还有名贵古巴雪茄燃烧后留下的淡淡烟雾。
苏加诺半靠在榻榻米上的丝绸靠垫上，右手夹着一根雪茄，左手端着一杯刚刚斟满的大吟酿，嘴角噙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就在这个夜晚，一个年仅19岁的日本女子推开了包厢的门。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和服，发髻上插着一支银色的簪子，脸上带着几分少女特有的青涩与紧张。
她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也没有见过什么宏大的场面，只是低着头按照规矩向在座的贵宾行礼。
她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推开的不仅仅是一扇木门，而是一扇通往截然不同人生的命运之门。
这个女子的名字叫根本七保子。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她将以另一个名字被世人所知，那个名字叫做黛薇·苏加诺。
她将从一个赤坂街头的普通陪酒女，一步步跨越不可逾越的阶层鸿沟，变成一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的“第一夫人”。
她将陪伴苏加诺走过权力的巅峰，在国际外交的聚光灯下光芒万丈，也将与他一同跌入命运的深渊。
她将在所有人都背弃丈夫的时候选择留在软禁的行宫中，又将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承受三十年的流离与冷眼。
这一切不可思议的转折，所有的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其实都有迹可循。
这一切故事的起点，就是1959年6月那个雨夜里，东京赤坂的一间小小包厢。
【一】赤坂夜宴：一场精心策划的猎艳
要理解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得先把时间往回拨一拨，看看当时的日本和印尼各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节点上。
彼时的日本，战败的阴霾刚刚散去十四年，这个曾经被炸成一片废墟的岛国正在以一种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速度重新崛起。
工厂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球各地，后来被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日本经济奇迹”已经全面启动。
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始终卡在日本的喉咙上，那就是资源。
这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岛国，要啥没啥，石油、橡胶、锡矿、木材，样样都缺，样样都要靠从海外进口来维持运转。
而印度尼西亚，恰恰是全球自然资源最丰富、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个由一万七千多座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横跨赤道，坐拥世界级的石油储量、全球最大规模的天然橡胶产区、以及储量惊人的锡矿和镍矿。
对于当时嗷嗷待哺的日本重工业来说，印尼简直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日方想要拿下这座宝库，就必须搞定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苏加诺。
苏加诺是印尼的开国元首，也是印尼政坛无可争议的第一号核心人物。
在1959年的印尼，苏加诺个人的话几乎就是法律，苏加诺个人的意志就是国家前进的方向。
只要能够搞定苏加诺，就等于直接拿到了通往印尼资源大门的钥匙。
日方的情报部门和外务省官员为了这次访问做了大量极其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
他们通过秘密的外交渠道和庞大的商业关系网，搜集了苏加诺的详细个人履历和私密档案。
资料里详细记录了他的政治立场、外交偏好、日常生活习惯，甚至还包括他的私生活癖好。
在堆积如山的报告中，有一条信息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苏加诺一生极为好色，对年轻貌美的东方女性几乎毫无抵抗力。
这不是什么秘密，整个东南亚的外交圈对这位印尼元首的风流韵事早已见怪不怪。
苏加诺一生先后娶过多位妻子，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女性的热爱与追求。
他曾经在一次公开接受采访时半开玩笑地说过：“我是革命者，也是一个浪漫的情人。这两者在我身上从来不矛盾。”
日方高层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对不能放过的突破口。
他们迅速在暗中启动了一个不能写进任何官方档案、见不得光的计划，那就是为苏加诺专门安排一位“特别的女性陪伴者”。
负责具体执行这个幕后计划的是几位与政界高层关系极为密切的日本大商人。
他们通过赤坂花柳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开始在东京大大小小的夜场中秘密物色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的筛选条件非常明确：必须年轻、长相清秀、聪明伶俐、举止得体，最好还能懂一点简单的英语，能够勉强与外国贵宾进行基本的交流。
经过了一轮又一轮暗中筛选和反复比对，他们的目光最终落在一个名叫根本七保子的年轻女孩身上。
根本七保子当时只有19岁，出生在东京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市民家庭，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她的母亲只能靠在一家小工厂里做零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微薄的收入常常连温饱都成问题。
七保子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艰难和人世的冷暖。
她上学的时候常常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老师催问，午饭只能吃从家里带出来的白饭团，冬天身上穿的外套是邻居家孩子穿旧了送给她的。
15岁那年，她因为实在无法凑齐继续读高中的学费，不得不无奈地选择了辍学。
经人介绍，她懵懵懂懂地进入了赤坂的一家高级俱乐部工作，成为了一名底层陪酒女。
在那里，她被迫提前面对复杂繁琐的社会，学会了如何给形形色色的客人斟酒，如何在恰到好处的时机露出标准的微笑。
她学会了如何在觥筹交错的应酬中，让每一个坐在身边的男人都觉得自己是全场最重要、最受尊崇的中心。
她很快就在那家俱乐部里站稳了脚跟，而她靠的绝不是张扬艳丽的美貌，而是一种难得的沉静气质。
她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动作不急不躁，脸上的笑容里总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羞涩。
这种不争不抢的气质在赤坂的花花世界里反而显得格外独特，像一朵开在泥土里的野百合。
那天晚上，根本七保子突然接到了料亭老板打来的紧急电话，通知她立刻换衣服去接待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外国贵宾”。
老板在电话那头反复叮嘱她一定要穿上店里最好的和服，化最精致的妆容，今晚的接待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她挂断电话，翻出了那件淡蓝色的和服，那是她省吃俭用攒了三个月工资才买下的。
和服上面绣着细密的樱花纹样，虽然有些年头了，但洗得很干净。
她在昏暗的镜子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自己的妆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推开了那扇厚重的包厢木门。
【二】语言不通的心动：从酒杯到爱情
包厢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弥漫着劣质清酒的醇香和厚重雪茄的烟雾。
几个日本商人坐在苏加诺的两侧，脸上堆满了极尽谄媚的笑容，不停地为他斟酒布菜，嘴里说着各种讨好的话。
根本七保子走进包厢的那一刻，屋里的谈话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她。
苏加诺原本靠在靠垫上，此刻却慢慢坐直了身子。
他放下手中燃了一半的雪茄，微微眯起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这个年轻的日本女子。
说实话，她并不是那种第一眼就能惊艳全场的绝世大美女，但她身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韵味。
也许是她低眉顺眼时流露出的温婉，也许是她步履轻盈时带出的从容，也许是她在整间包厢乌烟瘴气的氛围中显得格外干净的气息。
苏加诺的目光在她身上足足停留了半分钟，久到旁边陪酒的商人们开始感到有些尴尬，纷纷互相交换着眼色。
七保子强压住内心的慌乱，按照在俱乐部里学过的规矩，恭恭敬敬地跪坐在苏加诺身旁。
她双手捧起沉甸甸的清酒壶，为他空了一半的酒杯重新斟满。
她的动作规范而优雅，壶嘴微微倾斜，清澈的酒液沿着杯壁缓缓滑落，没有发出一丁点多余的声响。
苏加诺看着她流畅的动作，端起酒杯，转头用英语对身边的翻译说了一句话。
翻译笑着转过头对七保子说：“总统先生刚刚说，你的这双眼睛让他想起了巴厘岛清澈的海水。”
七保子的脸颊瞬间腾地一下红了，她慌忙低下头，连耳根都烧得滚烫，小声嘟囔了一句“谢谢”。
苏加诺看着她羞涩得不知所措的可爱模样，忍不住扬起脖子哈哈大笑起来。
那爽朗的笑声在安静的包厢里回荡，一下子冲淡了初见时的拘谨。
接下来的整个晚上，苏加诺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七保子一个人身上。
他不懂日语，七保子更不会印尼语，两个人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语言鸿沟，所有的对话都要靠旁边那位满头大汗的翻译来回传达。
可有些奇妙的东西，在人与人之间是不需要借助任何语言来表达的。
苏加诺指着桌上的一道精致的金枪鱼刺身，故意做了一个夸张的好吃表情，七保子看到后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随后，七保子灵机一动，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张餐巾纸，当场为他折了一只精致的小纸鹤。
苏加诺像个得到了玩具的孩子一样，兴奋地拍手叫好，小心翼翼地把纸鹤捧在手心里看了又看。
旁边的翻译忙得连轴转，一会儿把苏加诺的英语翻成日语，一会儿又把七保子的日语翻成英语，嘴巴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
这场充满异国情调的宴会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时分，商人们见状纷纷知趣地告辞离去。
临走时，苏加诺的首席助手特意走到料亭老板身边，低声嘱咐了几句。
老板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一副心领神会的贪婪笑容。
第二天晚上，七保子毫无悬念地再次接到通知，被要求去接待“那位外国贵宾”。
第三天晚上依然如此，第四天晚上也毫无例外。
整整一个星期，苏加诺在东京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但每天晚上的私人时间，他都雷打不动地留给七保子。
两个人坐在包厢里喝酒、聊天、听窗外的雨声，有时候甚至什么也不说，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面对面坐着。
苏加诺事后通过翻译告诉七保子，他觉得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
在那个充满了算计和背叛的政治世界里，他太需要这种不带任何功利心的陪伴了。
七保子听完这番话，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狠狠触动了一下，她看着眼前这个权势滔天的男人，轻轻点了点头。
苏加诺结束了在日本的秘密访问返回雅加达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将这个日本女孩从脑海里抹去。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就像一个陷入热恋的毛头小伙子一样，频频以各种名义飞往日本。
1959年下半年，他来了两次；1960年，他来了整整三次；1961年，他又找机会来了两次。
每一次他到日本，日方都像迎接救世主一样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而根本七保子也每一次都准时出现在他身侧。
两人的关系在一次次的相聚中迅速升温，早已超越了当初那种单纯的金钱雇佣与应酬陪伴。
苏加诺开始带着她走出包厢，去东京的上野公园看漫天飞舞的樱花，去镰仓的海边吹咸湿的海风，去京都古老的寺庙里静静漫步。
每一次出门，他都紧紧牵着她的手，全然不顾周围路人惊讶的目光。
他给她买昂贵的和服，送她闪闪发光的珠宝，甚至开始笨拙地跟着她学几句简单的日常日语。
他那些发音不准的日语词汇常常把七保子逗得前仰后合，空气里弥漫着久违的轻松与快乐。
根本七保子对苏加诺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质的变化。
起初她确实只是为了赚钱养家才走进那家料亭，可日子久了，她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魔力。
苏加诺虽然贵为一国总统，但在她面前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他会耐心地听她倾诉生活中的琐碎烦恼，会在她说到家里穷苦时流露出心疼的神情。
有一次，七保子无意中跟他说起自己小时候因为买不起一双像样的鞋子而被同学嘲笑的往事。
苏加诺听完之后，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才缓缓开口说道：“我小时候比你还要穷，穷到连饭都吃不饱。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卑，真正可怜又可耻的，是那些嘲笑贫穷的人。”
这句话像一颗沉甸甸的石子，重重地砸进七保子平静的内心里，激起了千层巨浪。
她突然意识到，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了整整三十九岁的外国男人，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更有着一颗能够真正懂她的灵魂。
爱情的种子一旦在异国他乡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就再也无法阻挡它疯狂生长的势头。
【三】跨越鸿沟的婚礼：毁誉参半的选择
时间一晃来到了1961年的冬天，东京的街头已经飘起了零星的雪花。
苏加诺在东京的一间豪华套房里，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
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终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要把这个年仅21岁的日本陪酒女正式迎娶进门，带回印尼做他的合法妻子。
当这个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回几千公里外的雅加达时，整个印尼政坛瞬间像被扔进了一颗炸弹，彻底炸开了锅。
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犹如汹涌的潮水般朝苏加诺压了过来。
印尼国内的伊斯兰宗教领袖们率先发难，他们公开在各大清真寺发表演讲，义正言辞地指责堂堂一国元首竟然要迎娶一个异教徒、一个日本来的陪酒女，这简直是对全民族信仰的最大亵渎。
苏加诺身边的几位大夫人和家属们也坐不住了。
大夫人法特玛瓦蒂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她通过当地媒体愤怒地喊话：“一个国家的总统必须要维护起码的民族尊严，而不是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女人迷了心窍！”
朝中的内阁大臣和军方高层也纷纷上书劝谏，甚至有人跪倒在总统府门前痛哭流涕，苦劝苏加诺为了大局三思而后行。
可苏加诺是谁？
他是那个在1945年敢于直面荷兰殖民者的大炮、亲手宣告印尼独立的传奇英雄。
他骨子里的性格极其刚硬，甚至带有几分盲目的固执。
别人越是反对，越是拿道德和政治来压他，他心里的反叛火焰就烧得越旺。
“我的私事，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
苏加诺在总统办公室里勃然大怒，一把将桌上的文件全扫到了地上。
1962年的3月，在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早晨，苏加诺不顾国内铺天盖地的反对狂潮，在东京的一家隐秘酒店里，与根本七保子举行了一场极其低调的婚礼。
这场婚礼简单得甚至有些寒酸，现场没有铺红地毯，没有成百上千的政要宾客，更没有铺天盖地的媒体直播。
到场的除了几位双方绝对信任的至交好友外，只有几个必须出席的证婚人。
根本七保子身上穿着一件素净得没有一丝多余花纹的传统和服，静静地站在苏加诺的身旁。
她微微颤抖的手被苏加诺宽厚温暖的大手死死握住，再也没有松开过。
从签下结婚证书的那一刻起，根本七保子这个名字彻底留在了过去。
她有了一个全新的、足以震撼整个亚洲的名字——黛薇·苏加诺。
也是从这一分钟开始，她的人生被彻底推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命运列车。
一个原本在东京赤坂靠陪酒维生的贫寒女孩，一跃成为了拥有两亿人口的东南亚大国的“第一夫人”。
这种身份和地位上的巨大跨越，哪怕放在任何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里，都显得过于离奇和戏剧化。
可它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带着不可逆转的宿命感，迎面撞向了狂风骤雨。
1962年春天，新婚燕尔的黛薇随苏加诺乘专机飞抵雅加达，正式踏上了这片陌生的热带土地。
飞机降落在雅加达机场的那一刻，窗外扑面而来的是赤道特有的湿热空气，浓烈得像一块被滚烫开水浸湿的热毛巾。
黛薇走下舷梯，脚下的柏油路面被毒辣的太阳晒得滚烫，身上的丝绸衣服几分钟内就被汗水完全浸透了。
她抬头望着这片既陌生又充满压迫感的异国天空，心里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
那里面有对新生活的期待，但更多的却是挥之不去的强烈不安。
苏加诺兑现了他的承诺，在雅加达市中心为黛薇安排了一处极其宽敞奢华的独立宅邸。
宅邸周围绿树成荫，花园里种满了热带特有的绚丽花卉，配备了成群的仆人、高级厨师、专职司机以及全天候贴身保护的武装保镖。
为了让这个年轻的日本妻子尽快融入当地社会，苏加诺还专门为她请了最好的语言教师。
一位教她流利的印尼语，另一位则负责教她伊斯兰教的基本生活礼仪和宗教规矩。
黛薇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惊人适应能力和聪慧头脑。
仅仅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她就能用基本的印尼语和家里的仆人进行顺畅的交流。
半年过后，她已经能够陪着苏加诺出席一些半公开的社交场合，甚至可以用印尼语发表简短得体的问候。
她学会了穿当地传统的纱笼布裙，学会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待人接物，甚至学会了在清真寺门前保持绝对的虔诚。
苏加诺看在眼里，心里乐开了花，逢人便毫不掩饰地夸奖自己的日本妻子有多么聪明能干。
他开始毫无保留地带着黛薇出席各种高规格的国事活动和外交晚宴。
在灯光璀璨的国宴大厅里，黛薇总是端庄优雅地坐在苏加诺的身旁。
她身上穿着融合了东方传统和西方审美的定制礼服，举止得体，进退有据，哪里看得出几个月前她还只是赤坂夜场里陪酒的底层女子。
国际上的各大主流媒体对这位年轻神秘的印尼“第一夫人”充满了强烈的好奇。
法国著名的《巴黎竞赛画报》曾经用整整六个版面的超大篇幅来报道她，并在标题里亲切地称她为“东方的杰奎琳”。
美国的《时代》周刊也特意派记者赶赴雅加达对她进行独家专访，称她为“整个亚洲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夫人”。
1963年的3月，黛薇顺理成章地为苏加诺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并取名为卡丽娜·苏加诺。
这个混血女孩的降生让已经年过六旬的苏加诺高兴得像个刚当爸爸的毛头小子。
他经常抱着小卡丽娜在总统府的花园里一逛就是几个小时，嘴里哼着轻快的爪哇民谣，脸上的皱纹里都写满了幸福。
有了孩子的维系，黛薇在苏加诺心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固，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
1964年，苏加诺带着黛薇开始了密集的国事出访，足迹遍布中国、苏联、埃及、法国等多个重量级国家。
每到一处，黛薇都是闪光灯和镜头绝对的焦点。
她在北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级别接见，在莫斯科受到了苏联高层的热情赞誉，在开罗与埃及领导人的夫人促膝长谈。
表面上看，黛薇的人生此时此刻已经登上了常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绝顶高峰。
从赤坂的底层陪酒女到印尼的国母，从东京的狭窄出租屋到雅加达的总统府，她仿佛坐上了一部直通云霄的豪华电梯。
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这部电梯高速运转的轰鸣声中，支撑它的钢索已经开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嘎吱声。
印尼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正在以一种令人绝望的速度走向失控的边缘。
苏加诺极力推行的“指导民主”政策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反而引发了全社会的不满。
国内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通货膨胀率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飙升，老百姓连买一袋大米都成了极其困难的事情。
在暗地里，军方、共产党、伊斯兰势力这三股庞大的政治力量正在疯狂地明争暗斗，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黛薇虽然身处深宫，但也隐约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她注意到苏加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深夜独自在书房里抽烟踱步的时间越来越长，身边的警卫人员也换了一拨又一拨。
她曾经带着忧虑问过苏加诺：“最近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苏加诺总是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摸了摸她的头说：“傻丫头，大人的事你不用操心，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
可黛薇心里清楚，那个能够遮天蔽日的男人，已经快要顶不住了。
1965年的9月30日深夜，雅加达的闷热达到了顶峰，整座城市就像被扣进了一口巨大的蒸笼里，让人喘不过气来。
黛薇刚刚费尽心思把两岁半的女儿卡丽娜哄睡着，自己独自坐在铺着地毯的客厅里，百无聊赖地翻看着一本从巴黎寄来的时尚杂志。
突然，窗外毫无征兆地响起了一阵沉闷刺耳的枪声。
那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突兀，犹如一记重锤砸在人的心头。
黛薇吓得浑身一哆嗦，手中的杂志“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散落开来。
紧接着，密集的枪声从城市的各个方向接连不断地传过来，听起来就像是一挂被点燃的巨型鞭炮。
黛薇惊恐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快步冲到窗前拉开厚重的窗帘。
她震惊地看到，远处的天空已经被一片诡异的橘红色火光彻底映亮了，滚滚浓烟直冲夜空。
宅邸的警卫队长面色惨白地从外面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声音都在剧烈颤抖：“夫人！出大事了！雅加达发生军事政变了！”
【四】暗流汹涌：撕裂权力的血腥长夜
听到警卫队长这句话的瞬间，黛薇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仿佛有一根紧绷的弦彻底断裂了。
她第一个冲上心头的念头，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苏加诺——那个刚刚还跟她说话的男人现在在哪里？
他究竟安不安全？
外面的枪声足足响了大半夜，直到黎明时分才渐渐稀疏下来，但整座雅加达城已经彻底陷入了高度戒备的恐怖氛围中。
随后的消息像冰水一样浇透了所有人的心：一伙自称“九三零运动”的激进军官在深夜发动了武装突袭，悍然绑架并残忍杀害了陆军的六名高级将领。
政变的发动者对外宣称，他们的行动是为了“保护苏加诺总统免受军方右翼势力的颠覆阴谋”。
然而，这场看似突然的政变并没有按照政变者的剧本发展下去。
潜伏在幕后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迅速抓住了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结了绝对优势的军队，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就彻底粉碎了这场政变。
可谁也没想到，政变的失败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拉开了印尼历史上最血腥、最黑暗一幕的序幕。
苏哈托借着平叛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和血腥大屠杀。
成千上万被指控为共产党同情者的人遭到逮捕、虐杀和秘密处决，数不清的尸体被抛进河里，整个国家的空气里都弥漫着化不开的血腥味。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飙突进中，苏加诺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开国元首，被苏哈托集团一步一步、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所有的实际权力。
到了1966年的春天，苏加诺在名义上依然是总统，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彻底架空的“政治吉祥物”。
3月11日，在军方刺刀和绝对武力的逼迫下，苏加诺被迫签署了那份著名的授权书，将国家所有的行政和军事大权全部移交给了苏哈托。
签字的那天下午，苏加诺坐在总统办公室的皮椅上，握着钢笔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杆。
他签完最后一个字后，猛地将笔摔在桌上，抬起头死死盯着站在对面的苏哈托，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甘、愤怒和被背叛的绝望。
可大势已去，任凭他当年拥有再高的声望和再雄辩的口才，在冰冷的枪杆子面前也无济于事。
从签署这份文件的这一天开始，苏加诺从印尼的最高领袖彻底跌落为阶下囚。
苏哈托的人马开始对苏加诺身边的核心圈子展开了地毯式的清洗。
曾经围绕在总统身边的内阁大臣、高级将领、富商亲信，一个接着一个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有的人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军事监狱，有的人仓皇逃亡海外，还有的人干脆落了个不明不白的下场。
苏加诺名下的资产被全部冻结，行宫被查封，连他平日里穿的衣服和戴的手表都被新政权派人强行登记造册。
在这场大难临头的政治风暴中，苏加诺名义上的其他几位妻子和家属们，为了自保纷纷选择了明哲保身。
大夫人法特玛瓦蒂早就在几年前跟苏加诺分居，此刻更是冷眼旁观，恨不得划清界限；其他几个姨太太也吓得闭门不出，生怕被牵连进去。
整个总统府上下，昔日那些见到苏加诺恨不得跪下磕头的奴才和亲信们，如今全都跑得精光，生怕沾上一点晦气。
整个庞大的行宫里，冷冷清清，宛如一座巨大的坟墓。
只有一个人没有走，那就是年仅26岁的黛薇。
她不仅没有离开，反而紧紧抱着年幼的女儿卡丽娜，义无反顾地留在了这个风雨飘摇、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的漩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