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今年秋天，我在东京的品川区买下了一套带小院的一户建。签下贷款合同的那一刻，办理手续的日本大叔站起身，恭敬地对我鞠了一躬，说了句恭喜。走出中介公司，东京湾的海风夹杂着微凉的秋意吹在脸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整整十六年。
二十二岁那年，我带着两个硕大的行李箱，操着半生不熟的日语降落在成田机场。那时候的我对日本的全部认知，都停留在日剧和动漫里，特别是对日本女人的印象——温柔、顺从、每天会在门口鞠躬递拖鞋。
直到我真正在这里扎根，在十六年的岁月里先后和三个日本女人有过感情交集，我才剥开那些刻板印象的滤镜，看到了她们真实、复杂，甚至让人心疼的另一面。
我交往的第一个日本女孩叫由纪，那是我来日本的第三年，刚考上大学院，在新宿的一家中华料理店打工。由纪是店里的收银员，是个标准的日本女大学生，留着齐刘海，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笑起来眉眼弯弯。我们因为经常一起排晚班，慢慢熟络了起来。
和由纪的恋爱，满足了我最初对日本女孩的所有幻想。她极其注重仪表，每次约会必定提前十分钟到达，妆容精致，连指甲都修剪得完美无瑕。但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开始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窒息感，那种感觉来源于日本社会刻在骨子里的两个字：“距离”。
由纪和我之间，似乎永远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出去吃饭，她坚持要把账单算到个位数，无论我怎么强调在中国男生请客很正常，她都会满脸歉意却无比坚定地把硬币塞进我手里。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她的独立，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一种防御。
真正让我心寒的，是那年冬天我得了一场重感冒。高烧将近四十度，我一个人躺在六叠半的出租屋里，浑身酸痛连下床倒水的力气都没有。我给由纪发了信息，满心以为她会像国内的女孩那样，焦急地带着药和热粥来看我。
然而等了两个小时后，我收到的是一条长长的回复。她在信息里表达了极其规范的担忧，嘱咐我要多喝水，最后加了一句：“因为怕传染给我影响明天去学校发表，我就不去看你了，请务必照顾好自己。”
看着屏幕上的字，我烧得发懵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病好之后，我试着和她沟通这件事，由纪显得非常无措。她低着头，眼眶微红地解释：“在日本，给别人添麻烦是最大的忌讳。我以为你需要安静地休息，而且如果我被传染了，也会给我的小组同学添麻烦。”
那一刻我明白了，由纪的温柔是真的，但这种温柔是建立在“不逾矩”和“不添麻烦”的社会规则之上的。她的心里有一个精密的计算器，衡量着人际关系的安全距离。她不会对你大吼大叫，但也绝不会让你走进她内心最柔软、最混乱的地方。
几个月后，我们在一个樱花飘落的傍晚和平分手。没有争吵，她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句“承蒙照顾”，转身走进了地铁站的人海中。
毕业后，我进入了东京一家颇具规模的IT企业，成了一名每天挤西武池袋线上下班的社畜。也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遇到了小百合。
小百合是我们公司企划部的王牌，比我大一岁。她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装，踩着五厘米的高跟鞋，走路带风。在公司里，她是那种无论遇到多难缠的客户，都能完美的应对。我和她的交集，始于一次项目合作后的部门聚餐。
那晚，几轮酒过后，同事们纷纷散去。我因为要回公司拿遗漏的文件，在办公楼楼下的便利店门口，撞见了一个和平时截然不同的小百合。她毫无形象地蹲在马路牙子上，手里攥着一罐打折的啤酒，名贵的包被随意扔在地上。
看到我，她没有像平时那样露出职业的微笑，而是带着醉意，用一种近乎虚弱的声音问：“林桑，你说在东京活下去，怎么就这么累呢？”
那晚我们坐在马路边聊了很久。她告诉我，她出生在九州的一个小地方，为了逃离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拼命考来东京。但在日本的职场，作为一个女性，她必须付出比男人多三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同等的认可。
她不敢结婚，因为一旦结婚怀孕，她拼搏来的一切都可能化为泡影；但她又极其恐惧孤独，每个周末独自回到空荡荡的高级公寓时，她都会整夜整夜地开着电视。
小百合和由纪的克制不同，小百合在私下里极其渴望依赖，她会因为我做的一碗简单的西红柿鸡蛋面而感动到落泪，会在周末的早晨死死抱住我不让我起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