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独秀年谱》《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党史人物传》《张国焘回忆录》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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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南京城头的战火尚未熄灭，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从老虎桥监狱走出，身上还是那件半旧的青布长衫。
守门的狱卒替他拎起一个小布包，包里只有几本手稿、一支笔、一副老花镜，再没有别的家当。
老人在监狱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风从长江那一头吹过来，凉意钻进衣领。
天色灰蒙蒙的，风里已经带着长江下游深秋的味道，远处能隐约听见军车驶过的声响。
他叫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这一年恰好五十八岁。
《新青年》的创办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五四那一代人心里的一面旗帜。
此时的他，刚刚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里关了将近五年，两鬓已经斑白，走路也不如从前利落。
一双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早在1927年、1928年先后倒在上海龙华，一个二十九岁，一个二十六岁。
结发之妻高晓岚已经故去多年，续娶的潘兰珍这几年一直住在南京附近，靠替人洗衣做工维持两人的日用。
出狱那日，来接他的是几位旧日学生和潘兰珍，站在监狱铁门前的这一小群人，安静得几乎听不见说话声。
几人搀着他上了一辆黄包车，往城里去，车帘一掀，秋风灌进车厢，老人下意识把长衫往身上拢了拢。
黄包车穿过南京城的街巷，车轮压过湿漉漉的青石板，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老人一路没怎么说话，眼睛望着车外，看着街两旁挂着国民政府旗帜的房舍，像是在想什么很远的事。
到了下榻的地方，他放下那个小布包，慢慢坐到椅子上，缓了很久，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他说，我想去延安。
屋里几个学生对视一眼，谁都没有立刻接话。
窗外，一列军用卡车正从街口驶过，车斗里的士兵抱着枪，脸上带着风尘。
这一年秋天，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延安，一封字条即将走完的那条路，此刻还只是这位老人心里的一个念头。
【一】出狱前后
陈独秀这次出狱，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刑满释放。
1932年10月15日夜里，他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的寓所被国民党特务包围，随即遭到逮捕。
一同被捕的还有彭述之、濮清泉等人，共十余名与他往来密切的旧同人。
审讯地点先是上海市公安局，几天以后，一行人被押解上火车，直发南京。
到南京之后，陈独秀被单独关进老虎桥模范监狱，其余人分别送往江苏第一监狱和其他看守所。
关押他的罪名，是国民党方面公布的「危害民国罪」。
审判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法庭外挤满了记者和旁听的市民，很多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
第一次庭审时，陈独秀在被告席上自辩长达数小时，一句一句反问检察官关于「民国」二字的具体所指。
法庭上他从容不迫，把审判台上的检察官问得几度语塞，旁听席上有人低声鼓掌，被法警制止。
章士钊出任辩护律师，为他做了一份长达万余字的辩护词，从法理到时局，逐条为其辩护。
辩护词一出，京沪各大报纸争相转载，一时间「陈独秀案」成了1933年春天最引人瞩目的公开审判。
最终，江宁地方法院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上诉之后，最高法院将刑期改判为八年。
从1932年10月被捕到最终定谳，前后大约用了半年时间。
被投入老虎桥之后，陈独秀住的是一间单人监室，木板床、小方桌、油灯一盏，另有一只搪瓷脸盆。
监狱当局对他这类政治犯的看管既严且松，严的是行动，松的是笔墨——他被允许读书写字。
于是，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牢房，被他硬是过成了一间简陋的书房。
墙上贴着他自己写的字，桌上摊着从外面托人捎进来的文字学书籍，油灯常常一亮就是半宿。
《小学识字教本》最初的编纂设想，就是在这间牢房里一点一点成形的。
他还写下大量关于文字学、音韵学的札记，笔记本堆在床头，一叠一叠，纸边磨得发毛。
老朋友汪原放偶尔托人给他送几本新出的书，也送些烟叶和糕点，这几乎是他仅有的外部消息来源。
牢里的日子清苦，外面的世界却在一天一天变化。
1935年，华北事变步步紧逼；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
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收场，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紧接着，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淞沪战场的枪炮声从吴淞口一路传至市区。
上海保卫战一开始，就吸引了南京当局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南京城内一日紧似一日。
老虎桥监狱位于南京城北，靠近下关码头，日机的空袭警报时时响起。
监狱当局为疏散风险，开始清理关押名单，一些政治犯的家属也乘机通过熟人向司法当局施压。
在多方交涉之下，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司法当局批准将陈独秀提前释放。
罪名依旧挂在案卷上，人却先放出了狱门。
这一天下午三点左右，陈独秀走出老虎桥的高墙，抬头看见天上有几只归鸦低飞。
他在监狱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过头，向送他出来的看守微微点了点头，一句话没说，转身上了黄包车。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关押在册的「危害民国罪犯」，而是一位重新走进乱世的自由人。
只是他心里明白，牢门虽开，肩上的担子并不轻。
【二】南京到武汉
出狱以后，陈独秀先在南京南门附近一位旧友家里暂住了几日。
消息传开，几位与他相熟或不相熟的朋友先后派人前来问候。
北京大学的老同事傅斯年托人送来一份问候和一笔款子，附了一张短笺，让他多加保重。
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也派人登门，带来的既有物件，也有一层不便明说的意思。
前来传话的人客气地说，介公听闻仲甫先生出狱，甚为欣慰，有意请先生出来共襄抗战之大局。
陈独秀听完，没有立刻表态，只是问了句：介公是要请我做什么。
来人笑了笑说，具体的位子还不便讲，先生若肯出山，位置好商量。
陈独秀沉默片刻，摆了摆手，说，我不需要蒋先生的钱，也不需要蒋先生的官。
来人再没有多说，收起茶盏告辞。
胡适此时正在庐山参加谈话会，得知陈独秀获释，也托人给他捎去一封短信。
信上没有多写别的，只劝他保重身体，暂时不要发表激烈言论，静观时局。
陈独秀把信折好，收进贴身口袋，没有回复。
除了这些登门造访的老友，还有几位早年托派的旧同人也想来见他，被他婉言谢绝。
他对身边人说，那些内部旧账，先放一放，现在没有心思去理会。
在南京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陈独秀开始整理行装，准备离开。
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不能留在南京，也不能回上海，得往西走一趟。
往西走的第一站，是武汉。
九一八以来，他一直主张对日强硬；抗战一起，他更坚定地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个人的恩怨、党派的分歧，都要往后放一放，眼下最要紧的，是把敌人挡在长江以北。
启程那日，几位学生和潘兰珍陪着他一起，先坐火车到蚌埠，再转车南下过江。
一路上，火车里挤满了从北方逃难过来的人，车厢过道上都躺着行李和孩子。
到武汉时，已是1937年9月上旬。
武汉此刻正逐渐成为国民政府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各机关、各团体、各种流亡文化人纷纷汇聚于此。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在筹备设立，负责人是老同志董必武。
董必武与陈独秀是老相识，1921年建党初期两人就在一起共事，彼此并不陌生。
陈独秀没有直接去找办事处，他先在汉口一带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住下。
旅馆临江，窗外就是长江，江面上不时有军舰驶过，汽笛声长长短短。
安顿下来的当天下午，他把稿纸铺在方桌上，摊开砚台，磨了磨墨。
他一边写字，一边盘算下一步的去向。
他心里那个念头愈来愈清晰——想设法与延安方面取得一次接触。
以他此刻的身份，直接登门八路军办事处，无论从公从私，都不合适。
思来想去，他决定托一位可靠的旧友替他跑一趟。
窗外的长江水浑浊地翻着，秋雨打在窗棂上，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停。
【三】托付罗汉
在武汉的头几天，陈独秀陆续见了几位从旧日一路走过来的老朋友。
其中一位，名叫罗汉。
罗汉原名傅汝霖，字梅坪，湖南人，是陈独秀早年在上海时相识的旧同志。
大革命失败之后，罗汉一度参与过托派活动，与陈独秀一样，与中共中央组织已断绝往来多年。
抗战爆发之后，罗汉思想上有了明显的转变，愈发主张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抵御日军。
他到武汉的时间比陈独秀稍早几天，正准备北上寻找旧日的组织关系。
得知陈独秀已在武汉，罗汉当天就赶到了那家小旅馆。
两人许久未见，握手时都愣了一下，各自看了对方两眼。
罗汉说，仲甫先生瘦了。
陈独秀笑了笑，说，你也不年轻了。
当天夜里，两人在旅馆房间里关起门谈了很长时间。
方桌上摆着一壶粗茶，两只带缺口的白瓷杯，油灯的火苗随着穿堂风微微晃动。
陈独秀把这些日子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讲了出来，从卢沟桥讲到淞沪，从时局讲到自己。
他说，抗战这一仗，是中国的国运之战，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他说，我这个老头子，什么都可以放下，就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亡。
他说，我想去延安，与那边坐下来谈一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说，我不要什么名分，不要什么位置，一个普通干事、一个教书先生都可以。
罗汉听着，一句话没有插。
等陈独秀说完，罗汉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了一句：仲甫先生，此事怕不容易。
罗汉清楚陈独秀此时的处境。
一位曾经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与党组织之间已经断绝正式关系将近十年。
中间夹着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历史旧账，夹着托派问题，夹着两代人之间说不清的隔阂。
眼下老人想回去，这条路走起来，只怕比想象中要曲折许多。
陈独秀听完，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不容易，可我还是想试一试。
他又说，你替我跑这一趟，见到愿意听我说话的同志，就把我这几句话原原本本转过去。
他说，愿意与我谈的，我随时听候；不愿意谈的，我也不勉强。
罗汉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罗汉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附近打听消息，摸清了北上的路线。
几天以后，罗汉搭上北去的火车，先到郑州，再转车到西安，从西安进入通往延安的道路。
一路上，他把陈独秀托付的话反复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陈独秀则留在汉口那家小旅馆，一边写字，一边等消息。
他每天照例起早，磨墨，写他的文字学札记，隔几日看看报纸。
报上关于华北、关于淞沪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沉重。
窗外的长江水，日夜奔流，一如既往。
罗汉走了以后，陈独秀又见了几位学人，其中包括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以及来武汉不久的高语罕。
高语罕本是陈独秀的旧同人，抗战一起，两人常在江边散步谈时局。
高语罕问他，仲甫先生，如果延安那边不同意呢。
陈独秀停下脚步，望着江对岸，隔了一会儿才说，那我就自己做我能做的事。
高语罕没有再问。
两人一路走到江边，看着一艘挂着白旗的红十字船缓缓驶过。
秋风吹过，江面波光粼粼。
【四】三条前提
罗汉抵达延安时，已是1937年秋。
他先在西安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接上头，说明来意，随后转赴陕北。
到延安以后，他找到了当时在陕北的一些老同志，把陈独秀愿意合作、愿意抗日、愿意到延安工作的意思，逐一转达清楚。
那几位老同志听完，脸色都变了。
陈独秀这个名字，太重。
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新青年》的旗帜，是五四那一代思想界的领袖。
在场几位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当年正是读着他的文章走上革命道路的。
眼下，这位老人愿意回来了，消息一时不敢轻做定论。
有关情况很快报到党中央。
围绕陈独秀这件事，中央前后进行了慎重的商讨。
那段时间，延安正处在极为繁忙的阶段。
洛川会议刚刚结束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正在部署落实。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115师、120师、129师各主力部队相继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各根据地和白区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在这样繁忙的节奏里，陈独秀这个名字被送进来，让本就繁重的工作又多了一项难题。
商讨中，各方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有的同志念及陈独秀在建党初期的历史功绩，认为可以慎重考虑。
有的同志则指出，陈独秀近年来在思想立场上与党的路线存在明显分歧，托派问题尤为敏感。
两种意见反复交换，前后开过几次会。
窑洞里的油灯一夜一夜亮着，讨论一直进行到很晚。
经过几番权衡，中央形成了一个基本立场。
这个立场分为两层意思。
第一层，对陈独秀过去在建党初期的历史贡献予以肯定，这一点是明确的。
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
第二层，对他近年来在思想立场上出现的偏差必须有所回应，尤其是与托派组织的关系。
在这两层意思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前提。
三条前提被工整地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交由联络人员随身带回武汉。
三条前提的具体内容，逐条明晰。
第一条，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
第二条，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第三条，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三条文字加起来不过百余字，字字见骨。
三条前提的形成，有它明确的历史背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国共两党结束十年内战，重新携手。
党内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高度重视，任何可能引起思想混乱的因素都要慎重对待。
托派当时对国共合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均持批评态度，这与党的路线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
陈独秀曾经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一言一行，在思想界、青年中、旧日同志之间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倘若他在托派问题上不能有明确的公开切割，一旦重回党内，很容易在思想上带来新的分歧。
三条前提，是中央从抗战大局出发做出的判断。
三条前提，同时也是横在陈独秀面前的一道门槛。
门槛的高度，由中央决定。
跨不跨过去，由陈独秀本人决定。
字条被联络人员揣在贴身口袋里，一路南下。
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坐火车往南，穿过陕西、河南，进入湖北。
一路上，联络人员把那张字条紧紧贴在胸口，几乎片刻不离身。
到武汉的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汉口街上正下着细雨。
联络人员在旅馆门口把伞收起来，抖了抖上面的雨水，敲响了那间小旅馆的门。
方桌上还搁着一杯早上沏的粗茶，早已凉透，茶叶沉在杯底，聚成一团。
陈独秀听到敲门声，起身开门，看见来人风尘仆仆的样子，心里咯噔一下。
来人进屋，把那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字条轻轻放在方桌上。
陈独秀没有立刻去看。
他先给来人倒了一碗热水，请人坐下。
自己再慢慢戴上老花镜，弯下腰，把那张字条拿起来。
字条不大，只有巴掌一半。
上面工工整整写着三行字。
陈独秀读了一遍。
读完以后，他没有说话。
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动作很慢。
停了一会儿，他又把老花镜戴上，重新拿起字条，再读了一遍。
来人站在门边，不敢出声。
窗外的长江上，一声接一声的汽笛压过头顶。
屋里，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一言不发，盯着字条上那三行字，一坐就是许久。
许久之间，他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换一次姿势。
一杯凉茶，被摆在字条旁边，压住字条的一角。
天色一寸寸暗下来，屋里的煤油灯被联络人员轻轻拨亮。
陈独秀终于抬起头，看了来人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说出完整的话。
来人悄悄退到门外，把门带上。
屋里只剩下那盏煤油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一张巴掌大的字条，一杯凉透的粗茶。
灯芯噼啪响了一下，火苗抖了抖。
陈独秀缓缓伸出手，把那件穿了很多年的青布长衫解开一颗扣子。
他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已经磨得发黄的旧照片。
照片上，两个穿长衫的年轻人并排站着。
他把照片轻轻搁在字条旁边。
一张巴掌大的字条，一张更小的旧照片，并排摆在方桌上，被那杯凉透的粗茶压着一角。
一位老人望着这两样东西，久久没有出声。
而当几天之后，这位老人在同一张方桌前提笔写下自己对这三条前提的回应，当这份回应以书信和答问的形式在武汉的报刊上以铅字排印出来，当远在陕北窑洞里的那盏油灯下重新翻开这几张铅字报纸时，一段本可能改写此后许多事的接触，就在1937年那个多雨的深秋，永远地停在了汉口那间小旅馆的方桌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