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胡兰成《今生今世》、张爱玲《小团圆》、余斌《张爱玲传》、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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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温岭，一个穿着粗布衣裳、满脸憔悴的中年男人蜷缩在农家阁楼里，不敢出门，不敢见人，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窗外不时传来搜查的消息，他整个人紧绷得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
几年前他还是伪政府的座上宾，出入高级酒楼、周旋于权贵名流之间，如今身边只剩一个乡下女人替他洗衣做饭、掩护行踪。
这个男人叫胡兰成——张爱玲的前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出名的负心汉之一。
他先后与7个女人纠缠不清，娶了发妻又另觅新欢，追到张爱玲后在婚姻存续期间同时和别的女人暧昧，逃亡路上也不忘猎艳，走到哪就"爱"到哪。
他一辈子欠下的情债、他最后那段出人意料的归宿，答案都藏在他那荒唐而可耻的一生里。
【一】嵊县穷少年与第一桩包办婚姻
1906年，浙江嵊县胡村，一个男婴降生在一户连过冬棉袄都凑不齐的农家。
这个孩子就是胡兰成。
胡家世代务农，田亩稀少，家境贫寒到什么地步——他后来在自传《今生今世》里回忆，冬天脚上连一双完整的布鞋都没有，手脚年年冻出疮来，母亲心疼却也无能为力。
在那个年代的浙东乡间，穷苦人家的孩子大多早早辍学，要么下地干活，要么去镇上做学徒，一辈子在土地和作坊里打转。
胡兰成却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他天生记性好，七八岁进私塾读书，先生教的《三字经》《千字文》他过目不忘，写文章更是远远超过同龄孩子的水平。
有一回先生出了个命题让学生们作文，其他孩子抓耳挠腮半天憋不出几句话，胡兰成提笔就写了满满一页纸，先生看完之后拍着桌子夸好，当众念给全班听。
从那以后，他就成了私塾里的"才子"。
村里人提起胡家那个穷小子，都说这孩子将来能靠一支笔翻身。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从私塾读到了新式学堂，又从嵊县走到了杭州的蕙兰中学（后来的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前身），靠着写文章在报刊上投稿，渐渐在小范围内有了些名气。
他的文字确实不俗——用词讲究但不掉书袋，句子干净利落又带着一种江南水乡特有的灵秀之气，和那个年代动辄引经据典、文白夹杂的文人腔调很不一样。
可一个人的才华和品性是两码事，这一点在胡兰成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1925年前后，胡兰成十九岁。
按照当地的风俗，这个年纪的男子该娶亲了。
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隔壁村的姑娘唐玉凤。
唐玉凤比他小一岁，没怎么读过书，模样端正，性格温顺，做得一手好针线活，是四邻八乡公认的好姑娘。
在旧式乡村里，这样的女子就是最理想的媳妇人选。
两家把亲事定下来之后，照着规矩办了婚礼，唐玉凤坐着花轿进了胡家的门。
新婚头几个月，日子还算过得去。
唐玉凤操持家务、侍奉公婆，任劳任怨；胡兰成偶尔在家读读书写写字，偶尔也帮着做些体力活。
但很快，他就开始坐不住了。
他觉得自己是读书人，注定要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留在嵊县这个穷乡僻壤，一辈子和泥巴打交道，简直是暴殄天物。
更让他不满的是唐玉凤本身——她不识字，听不懂他讲的那些诗词典故，也无法和他进行他所渴望的"精神交流"。
在他心里，妻子不过是一个替他操持后方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可以并肩前行的伴侣。
婚后不久，他就以"外出求学"为名离开了嵊县。
唐玉凤留在老家，一个人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和田间劳作。
公婆年迈体弱，她既要照顾老人，又要操持家计，日子过得极为辛苦。
她给胡兰成生了孩子，独自抚养，从孩子出生到蹒跚学步，胡兰成几乎没怎么回来过。
她寄出的家书里，写的无非是家中一切安好、公婆身体尚可、孩子已经会叫爸爸了之类的朴素话语。
她不知道胡兰成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也不知道他心里早就没有了这个家。
1934年，唐玉凤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多岁。
具体的死因史料记载不详，有说是积劳成疾，也有说是染了当时乡间流行的伤寒。
无论是哪一种，一个年轻女人在最该被丈夫照顾的年纪独自扛着一个家，身体透支到无法挽回，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胡兰成得到消息后回了一趟嵊县奔丧。
在《今生今世》里，他用了一小段篇幅回忆唐玉凤，语气平淡得像在描述一个很久以前的旧梦，带着一点文人式的感伤，却看不到任何愧疚。
他甚至在书里说，唐玉凤"是好的"，仿佛这三个字就已经是他能给予这个女人最大的评价了。
丧事办完，他便再度离开了嵊县，头也不回地奔赴他的前程去了。
一个替他守了将近十年家、替他养孩子、替他送终公婆、最后在孤苦中死去的女人，在他的笔下只占了寥寥数页的篇幅，轻飘飘的，像一片被秋风卷走的落叶。
这是胡兰成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
也是他情感模式的第一个范本——追逐更大的世界，把身后的女人当成可以随时放下的行李。
【二】全慧文、应英娣与名利场上的周旋
唐玉凤去世后不到两年，胡兰成便再度成婚。
第二任妻子叫全慧文，出身比唐玉凤好一些，读过几年新式学堂，模样清秀，算是那个年代标准的"小家碧玉"。
胡兰成认识全慧文的具体经过已不可考，但从他后来的行事作风推断，这段婚姻多半也是他"往上走"的一步棋——娶一个有一定家庭背景的妻子，有助于他在社交圈层中站稳脚跟。
婚后的情形和上一次大同小异。
一开始他表现得体贴殷勤，嘘寒问暖的话不要钱似的往外倒，全慧文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有才华又深情的丈夫。
可蜜月期一过，胡兰成便原形毕露了——他的应酬越来越多，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对妻子的态度也从温存转为冷淡。
全慧文为他生了孩子，他偶尔回来看一眼便又匆忙出门，整个家庭的运转全靠全慧文一个人撑着。
这和唐玉凤当年的处境几乎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这一次胡兰成在外面有了更明确的对象。
1936年前后，他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叫应英娣的女子。
应英娣的身份在各种史料中记载不一，有说她是舞女，也有说她是某个社交场合认识的女性。
可以确认的是，她年轻、漂亮，性格比唐玉凤和全慧文都要活泼得多。
胡兰成被她吸引之后，几乎把全部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应英娣身上，出入各种社交场所，花销也越来越大。
全慧文知道了这件事。
她有过不满，有过争执，但在那个年代，妻子对丈夫在外面的行为几乎毫无约束力。
法律上男方纳妾虽已被禁止，可实际操作中"在外面养人"的情形比比皆是，社会舆论也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慧文能做的只有接受现实。
此后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虽然没有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但已经各过各的了。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对全慧文的着墨极少，少到近乎刻意回避。
写唐玉凤好歹还有几段怀旧的文字，写全慧文则几乎是一笔带过，仿佛这个女人从来不曾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应英娣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胡兰成和她热络了一阵之后，新鲜感消退，注意力很快就被其他事物吸引走了。
应英娣在他的人生叙述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来的时候没有铺垫，走的时候也没有交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整个上海的社会秩序剧烈动荡。
胡兰成在这个时期频繁更换谋生的路径，先是在各类报刊写时评文章，后来逐渐接触到了更高层面的政治圈子。
他的文字功底在这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写的时局分析鞭辟入里，对当时各方势力的研判有自己独到的角度，这让他进入了一些政要人物的视野。
1938年，他经人引荐在香港见到了汪精卫。
这次见面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汪精卫当时已经萌生了与日方"议和"的想法，正在秘密筹划出走重庆的计划。
胡兰成敏锐地嗅到了这其中的政治机会，开始主动向汪精卫靠拢。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胡兰成正式进入了这个政权的核心圈层，先后出任《中华日报》总主笔、行政院法制局长等职务。
在那个全民族浴血抵抗外侮的年代，他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他用自己那支灵秀的笔，开始为伪政权撰写社论、拟定文件、制造舆论。
这一选择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权势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也让他背上了一个终生无法卸下的历史包袱。
在南京和上海之间穿梭的那几年里，胡兰成过的是他一生中最体面的日子。
出门有专车，身边有随从，出入高档酒楼和社交场合，被各色人等簇拥着、奉承着。
他的虚荣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蔓延到另一个领域——他开始物色新的情感对象。
【三】倾城之恋的真相与覆灭
1943年，上海文坛出了一件大事。
一个叫张爱玲的年轻女作家横空出世，接连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多部作品，篇篇引起轰动。
那一年张爱玲二十三岁，身材高挑，面容清冷，举止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老练和疏离。
她出身于晚清名门——母亲黄逸梵是留洋归来的新派女性，父亲张志沂是前清翰林张佩纶的后人，外曾祖父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
这样一个家世显赫的女子，童年却过得异常灰暗。
父母不和、家庭破裂、被父亲囚禁毒打的经历，让她早早地学会了用冷眼看待这个世界。
她把这种冷峻的洞察力注入了小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尖锐、最苍凉的人情故事。
胡兰成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张爱玲的。
他读到她发表在《天地》杂志上的小说，被她的文字深深震动了。
在《今生今世》中他写道，读张爱玲的文章仿佛"在大太阳底下走了许久，忽然走进了树荫"。
他立刻通过《天地》杂志的主编苏青打听到了张爱玲的住址——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192号公寓——然后径直登门拜访。
第一次见面发生在1944年初。
关于这次见面的细节，张爱玲在晚年的小说《小团圆》里有过隐晦的描述，胡兰成则在《今生今世》里写了一个更为浪漫化的版本。
可以确认的是，两人那天聊了很久，从文学聊到时局，从个人经历聊到对人生的看法，一直谈到深夜。
胡兰成当时三十八岁，比张爱玲大了整整十五岁。
他走南闯北见识广博，口才极好，和人说话时有一种让对方感到被完全理解和欣赏的能力。
这种能力用在普通社交场合是一种魅力，用在情感关系中则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张爱玲虽然在小说里把男女之间的伪饰和算计写得通透，但在面对自己的感情时，她和普通人一样容易动摇。
她从小缺乏家庭温暖，父亲粗暴专横，母亲常年不在身边，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空洞。
胡兰成精准地找到了这个空洞，然后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持续的关注、恰到好处的赞美和恰到好处的示弱——把它填满了。
两人迅速陷入了热恋。
1944年8月，他们在上海举行了极其简单的婚礼，没有宴客，没有仪式，只有一纸婚书和两个人的签名。
婚书上写着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句话是胡兰成写的。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张爱玲确实体验到了她人生中罕有的温情。
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胡兰成时语气柔软，还写出了那句日后被反复引用的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一个骄傲了一辈子、几乎从不对任何人示弱的女人，愿意把自己放到这么低的位置上，这份感情的分量可想而知。
可这份沉甸甸的感情落到了一个最不该托付的人手里。
1944年11月，胡兰成被汪伪政府派往武汉接手《大楚报》的工作。
到了武汉之后没多久，他就认识了一个十七岁的年轻护士——周训德（后来在各类文献中多以"小周"称之）。
小周年轻、清秀、性格天真，胡兰成用同一套经过反复验证的手段迅速与她建立了亲密关系——嘘寒问暖、殷勤陪伴、展示自己"成熟男人"的体贴与魅力。
此时他和张爱玲结婚尚不满三个月。
张爱玲远在上海，还在给他写信，信里的口吻温柔而克制，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惦念与等待。
她并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她的丈夫正在和另一个女人耳鬓厮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这对全中国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但对胡兰成来说则是一场灭顶之灾。
伪政权倒台，他作为伪政府的高级官员成了被追究的对象。
一夜之间，他从衣冠楚楚的官场人物变成了东躲西藏的逃亡者。
他先是在武汉躲了一阵，后来形势越来越紧，不得不向更偏远的地方转移。
1945年底至1946年初，他辗转逃到了浙江温岭的一个偏僻村落，改名换姓，化装成当地的乡下人。
在温岭，他寄居在一户农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
范秀美三十多岁，丈夫长期在外地谋生，家中只她一人。
胡兰成住进她家后，范秀美替他掩护身份、操持日常起居。
而胡兰成——即使在这种朝不保夕的逃亡处境下——依然没有收敛他在情感上的惯性。
他和范秀美很快超越了房东与借住者的关系，两人以"夫妻"的名义在村里生活。
他在逃亡路上先有了小周，现在又有了范秀美，而远在上海的张爱玲还顶着他合法妻子的名分。
一个男人同时和三个女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这在任何时代都称得上是对感情的极端轻慢。
1946年2月，张爱玲从上海出发，辗转找到了温岭。
一个在上海最繁华的文人圈子里长大的女作家，穿着旗袍走在浙东乡间的泥路上，只为了见丈夫一面。
她找到了胡兰成，也看到了范秀美。
以张爱玲的聪明，她几乎瞬间就读懂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那一刻的心境，她后来用小说的方式写进了《小团圆》——笔触冷静到近乎残酷，像外科手术刀一样精确地剖开了她自己的伤口。
她在温岭待了二十天左右，和胡兰成之间进行了一些谈话。
据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的记述，张爱玲曾对他说："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他含糊其辞，左右推脱，既不肯放弃范秀美，也不愿意正面回应张爱玲的质问。
他甚至提出过一个荒唐的"方案"——让张爱玲和范秀美"共存"，意思是他两个都要。
张爱玲没有当场爆发。
她安静地离开了温岭，回到了上海。
【四】诀别与无路可退的绝境
张爱玲在温岭待了几天，几乎什么都没说，安安静静地回了上海。
回去之后她给胡兰成写了一封诀别信，随信附上三十万元稿费——那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血汗钱。
信里的措辞极其克制，大意只有一层：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一个骄傲了一辈子的女人，曾经愿意为他低到尘埃里，如今转身走得比谁都决绝，不要一分赔偿，只求从此干干净净地切断一切关系。
胡兰成拿着那封信和那笔钱，没有追，也没有挽留。
他在《今生今世》里写到这一段时，语气竟然带着一种惋惜和怀念，仿佛自己才是那个被命运捉弄的深情人。
张爱玲走了，小周被丢在了武汉，范秀美注定也不会有结果。
七个女人的感情，被他一个一个消耗殆尽。
国内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所有旧日的权势和体面都化为灰烬，等待他的只剩下通缉令和无尽的逃亡。
就在走投无路之际，他辗转登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船。
而在日本等着他的，是一个他从前绝不会多看一眼的女人——一个年过五旬、当过青帮大佬遗孀、经历过牢狱之灾的上海滩传奇人物佘爱珍。
当这个一辈子靠甜言蜜语和文人面具征服女性的人，第一次坐在佘爱珍对面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个不温柔、不浪漫、不崇拜他、比他精明十倍的女人，将会是唯一陪他走完余生的人——
而他此后近三十年的人生走向，都将被这个女人牢牢地攥在手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