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咨询时间久了,总会遇到一个时刻:来访者坐在对面,讲述了一些事情——可能是对亲人的冷漠,可能是隐秘的破坏欲,可能是长达数年的欺骗。然后他停下来,看着你,问你或者问他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坏人?”这个时刻,咨询师无法用技术手册来应对。你怎么回答,取决于你内心深处怎么看待人。
同样,另一些时刻,来访者反复牺牲自己满足他人,受尽委屈却无法说出一个不字,而你看到他的“善良”正在缓慢地吞噬他。你试图帮他建立边界,他却觉得建立边界是自私的,是坏的。这个时刻,你也会面对同一个问题:人究竟应该怎么样活着?
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更深的东西——咨询师的人性观。人性观不是写在论文里的抽象命题,它每天都在咨询室里起作用。它决定了你看到什么、忽略什么,你鼓励什么、克制什么,你允许什么在场、又微妙地驱赶什么。
一、性善论与性恶论在临床中的后果
如果一个人抱持人性本善的信念,他在咨询中会天然地倾向于寻找来访者身上积极、健康、善良的部分。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这种倾向可能带来几个后果。
首先,善的预设可能让咨询师对攻击性、破坏性、嫉妒、贪婪这些所谓“恶”的部分缺乏足够的重视。当来访者表达愤怒时,咨询师可能急于帮他把愤怒转化或消解,而不是让他充分体验愤怒本身可能包含的力量和边界感。当来访者表现出操控行为时,咨询师可能选择不去命名它,因为命名似乎意味着评判。久而久之,来访者那些不被正视的阴暗面就留在了咨询室之外,工作始终隔着一层。
更重要的是,性善论可能导致一种隐蔽的道德压力。如果人性是本善的,那么恶从哪里来?只能解释为后天环境的扭曲。这个解释听起来正确,但来访者可能听出另一层意思:我这些不好的部分是不正常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我是一个被损坏的产品。他希望恢复那个“善”的本性,却发现自己内心有太多无法归入善的东西。这种分裂本身就是症状的来源之一。
反过来,人性本恶的信念也有它的问题。如果人本质上是自私的、攻击性的、被原始欲望驱动的,那么咨询的方向就变成了控制和压抑。咨询师的眼睛会盯着来访者的欲望看,想要帮他管理、驯化、升华。来访者那些温柔的需要、依恋的渴望、利他的冲动,可能被当成防御来分析,被认为是在掩盖某种更深的真实。结果就是来访者学到——连我最好的部分也是可疑的。
性恶论还有一个变体,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恶”,而是一种悲观的、病理化的人性观:人天生是有缺陷的,童年经历决定了一切,早年的创伤不可逆转。这种信念一旦渗透进咨询,就会表现为咨询师对改变缺乏真正的信心。嘴上说着相信来访者的潜力,心底里却觉得他大概只能这样了。来访者会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然后配合你,证明你对他悲观的判断是对的。
这两种人性观看似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预先给人性定了一个本质。有了本质,就有了标准;有了标准,就有了偏差。咨询师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衡量偏差的人。
二、无善无恶:一种不同的起点
我遵循的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而是人性本无善无恶。
这句话需要解释。我不是说人没有做善事或恶事的能力——人当然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我是说,在根源处,人性没有一个先天的道德属性。初生的婴儿没有善恶观念,他甚至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自我”的东西。他只有体验:饥饿是难受的,饱足是舒适的,被抱着是温暖的,被放下是坠落的。这些体验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它们就是正在发生的事。
善恶是后来进入的。确切地说,善恶是在关系中建构出来的。当婴儿的饥饿引发母亲的回应,当哭泣换来安抚,婴儿才开始体验到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他的不适。当母亲有时回应、有时不回应、有时带着不耐烦回应,婴儿开始体验到自己的需要可能会打扰别人,可能会被拒绝。当父亲用某个眼神看着他,他体验到某种冲动是不被期待的。这些体验层层累积,逐渐内化为一个评价系统——好的、坏的、应该的、不该的、被接受的、被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