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贩、先生和状师，最后的代书人

新京报记者 吴瑜 视频 吴瑜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

▲最后的代书人。 剥洋葱出品

摊贩、先生，两个身份在76岁的代书人姜明典身上并行不悖。

靠前者，他卖文为生，一字一句，在动荡年月养活家人；靠后者，他将知识阅历和法理人情落在纸上，替人把话说周全。两种身份叠加，他懂人也懂字。

近六十年来，守着一桌一笔，这样的生活似乎单调局促。可是，他笔下的内容极尽丰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执笔的数万封侨信跨越重洋，成为下南洋谋生的番客与故土亲人间的情感和经济纽带；改革开放后，桌上的信件变成出国签证、办厂申请；到了新世纪，诉状、合同、遗嘱的需求又纷至沓来……

于是，这位老人有着过分的淡定。“天塌下来，我都这个样子，在书信上看到世态炎凉，不是人可以改变的。” 桌上的字连起来，是他的视角——时代的变化，总会先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再变成纸上的恩怨离合和人间心事。

▲姜明典在摊前等客。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今晚我好睡的”

直到今天，人们有事还找姜明典。

拐杖停在摊前，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落座。他自感时日不多，拜托姜明典写遗嘱。五男三女，财产要均匀分配，也要偏护弱势子女；要划分清楚，不留后患，也不能伤了情分。总之，“放心不下的，都交代明白。”

开口两三句，姜明典已下笔，五页稿纸，没停顿也无修改。

光阴过隙，人生如梦。屈指间，已是迟暮之年，感慨人生无常。牵挂未得放心之事，嘱托友人代笔，将若干家事，逐一交代。长子少随我牧鸭，风来雨去，弄坏身命，如今日服西药，孑然一身，堪称可怜，破旧厝鸭寮100平方，几间破户龙厝供他变卖做生活和医疗费。其余子女占楼房各一层。天下无不及父母，世间难得亲兄弟，后代儿孙要互相关照，互相提携，继续开拓，此乃我的愿景，切勿违背。

“今晚我好睡的。”信纸攥在手里，老人长舒一口气。

关于遗嘱，还有超出纸面的故事。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性，打扮隆重，交代完存款和对儿女的嘱咐，越说越哭。姜明典听出不对，“放不下儿女，又不提丈夫，是夫妻吵架想不开了。”

他不动声色写完，打听女人的去处，转头跑到派出所报案。民警最终从她包里翻出了农药。那一年，姜明典被石狮公安分局评为治安积极分子。

这些阅历是守摊守出来的。

摊位在福建泉州石狮老城区人民路，夹在土笋冻和配钥匙的摊位之间，与远处南洋风格的骑楼、供销社旧址、国有银行宿舍呼应，构成侨乡稳定的街景。每一日姜明典都守在这里，仅有的活动是晨跑和午睡，也是为了更有体力写字。天黑下来，没客影了，他回家赶晚十点的《新闻联播》重播，“靠这个谋生，要关注国际时局。”

▲姜明典的摊位。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的确，不仅新业务，那些与时局相关的侨批往事也并没有完结。

几天前，一位中年人请姜明典帮忙寻找先祖父的墓地。新中国成立前，他的祖父母远赴马来西亚谋生，祖母晚年落叶归根，而祖父却客死异乡。父亲生前想寻回遗骸，却因两地阻隔，最终抱憾离世。他要了却父亲的夙愿，“最好把骨灰带回来，至少也要当面祭拜一下。”

墓地的线索是一封旧信。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祖母从马来西亚雇主家寄过来的，祖母当年在这个大户人家做了四十年帮佣。中年人想循着这个地址寄回去：“如果有人回信，说明雇主的后代在，找墓地就有希望。”

按照当年侨批的格式，竖排繁体，由右至左，姜明典写：

在下福建晋江安海黄家焕，已故黄文来、陈木耳之孙。先祖阿来在大马去世。为人之裔孙，每深负疚。竭求赴大马，觅找先祖父之踪迹，若能拜祭先祖之墓地，已为万幸。拜托先生女士一见信之后，拨冗示复，倍生感激，磕头以谢。书不尽言，顺祝你安。

▲一位中年人请姜明典帮忙寻找先祖父在马来西亚的墓地。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早几个月，有人来摊上给台湾的四叔父写唁电。她的四叔父二十岁在海上捕鱼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退伍后留在台湾打工谋生，如今离世。姜明典提笔：

“晴天霹雳，忽闻四叔父大人辞世，不胜潸然。望海峡波涛，泪流满面。子女身在故里，心在台岛，来日定当趋前拜谒。”

正因为这些源源不断的诉求，姜明典守住了摊位。《给阿嬷的情书》在侨乡引起震动，侨联在六楼腾出一间办公室，想让姜明典搬进去，免受日晒雨淋。

他拒绝了，“他们找不到我该着急了。”

▲中午，姜明典在摊位后的停车场午睡。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何妨柜上药生尘”

今年四月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姜明典被邀请前往北京参加电影观影礼，平生第一次离开泉州。银幕上，侨批场景恍如隔世，“起一身鸡皮疙瘩。”

故事的最开始，他也曾是被时代改变命运的少年。

那是1967年，18岁的优等生姜明典因为家庭成分原因，无法继续读书，一公里外，“学校的每一声上课铃都敲在心上。”在这之前，因新中国成立前在台湾任教的经历，父亲无奈改写侨信谋生，成为最早一批代书人。“一支草，一点露，总有活路”，母亲把他从低落中提振起来，让他跟着父亲学写信。

▲姜明典年轻时。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姜明典回忆，当时街头有二十多个代书人，分布在各个街区，“各扫门前雪。”成熟的代书先生，会英文，熟悉海外地址，还懂得特殊年代里不能明说的暗语。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华侨汇款严格限制，信里要用日常物品代替金额，“一百斤大米”代表“一百元港币”，“十包药丸”代表“十块钱”。

父亲负责在街头等客来，姜明典骑着自行车下乡，挎包里装着钢笔、墨水、信纸、英汉小字典和父亲给的名单，挨家挨户上门写。中文信两毛，英文信一块，清晨六点出门，夜里九点回家，三四十个村子，上千户侨眷，四十天左右轮回一次。

姜明典的主要客户是番客婶。她们的丈夫1949年前后下南洋谋生，交通不便，加上政治阻隔，一分离就是几十年，情感和经济往来全靠书信。

“一封信就是一个故事。”姜明典记得独自住在深宅大院的蔡婶，这是一个讲究的老太，衣着体面，发髻一丝不苟包在脑后。丈夫带着儿子去马来西亚打工，几十年没有回来，最后在异乡意外离世。所有人都瞒着她死讯，怕没了盼头。姜明典依旧替她写信表达牵挂，海外的儿子再代替父亲回信，告知一切都好。

无望的等待中，蔡婶变得神志不清，头发花白杂乱，常常胡言乱语。但每次到这个村子，姜明典还是会进屋陪她一会儿，照旧写满一张信纸。只不过，蔡婶已不懂得该拿信去邮局寄送，只是“看着信高兴”。

信写多了，姜明典与番客婶之间变得亲近。她们不再尊称“先生”，改叫“阿典”，甚至要和“阿典”商量后事，说自己刚收到海外子女寄来的钱，要用这笔钱置办寿衣和棺木。而作为代书人，姜明典也感觉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

也是这时，他开始打破父亲“依葫芦画瓢，不可越界”的训诫，“人家说不出来话，我要替他说出来。”他帮思夫心切的人写：“望断秋水，不见伊人身影”；有人满腹委屈，他帮着表达，“不如天上星宿，一年尚有一聚。命也运也，夫复何求？”有番客婶的丈夫若一年不寄两三次钱，家里就揭不开锅，婚丧嫁娶、盖房治病更无力应付，姜明典帮着抱怨：“跟鬼贫来，汲长绠短，捉襟见肘，公婆多病，淑慧不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改革开放后，姜明典更是直接参与到别人的命运里。

那时，政府放宽侨眷出境限制，番客婶可以申请抵达香港和澳门，再转赴南洋与家人团聚。姜明典动员她们：“阿嬷，不如把家当卖了，出国去，一生的寄托，无论结果如何，都去看看。”他帮她们翻译证件、填写申请表、办理签证材料，经手上万人。

而那些留在故乡的番客婶，极少数能等回丈夫。即便等回了，面对的也是年事已高、一心想要落叶归根的垂垂老者。这些人在南洋多半已另有家室——滞留异乡几十年，迫于生存，他们早已与当地女子重组家庭。

于是，轮到这些归乡的丈夫坐到姜明典的摊前，给海外的另一位妻子写信。姜明典回忆，那会常有老夫妇坐到摊前，“都只剩一把老骨头。”

老太太不介意丈夫联络海外家人，满眼还是等回丈夫的欣喜，而她身旁的老华侨穿西装，梳油头，香喷喷的，交代完海外的生意，还特意嘱咐，“亲爱的，我马上就会回来。”看过太多离散，已经而立之年的姜明典读得懂这个谎言，“人之常情，要给人念想。”

“离散的年代，人很渺小的，哪有是非对错。”他看着老夫妇搀扶着离去，觉得也算一种完满。

本以为这些故事都过去了。一晃几十年，《给阿嬷的情书》北京观影活动回来的那天，夜里做梦，他又下乡写信去了。

“深宅大院，野草丛生，门窗紧闭，我说怎么看不到人啊，都到哪里去啦，一打听，人都死了，我的顾客都去世了，你知道吗，好遗憾的。”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柜上药生尘。”醒来后他感叹。

▲下雨天，姜明典起身躲雨。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代书诉求蕴含时代变迁

新世纪开始，番客婶陆续离世，信纸上，时代、历史这些大词也消失了，但姜明典的桌子并没有完全冷清下来。人们带着新的人生议题，把电动车停到摊前，请他写贺词、离婚协议、借条、遗嘱、唁电……人生的重要时刻，终究还得落到一沓纸上。

如果说当年是帮人对话，现在更多的是帮人发声。

写哀章是帮逝者发声。闽南葬礼上，鼓乐停，全场肃静，晚辈在灵前诵读哀章，念毕焚化，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盖棺论定，需要文笔，更需要阅历。他的笔下，读书人“少习诗书，杏坛播雨，教书育人”；农民 “荒冢垦地，担家操伙，不吭不悲”；小贩“担挑市井，走街串巷，起早贪黑”；商人则“商海奋‌楫‌，惊涛骇浪，主舵引航”。“机遇不一样而已，没什么划分。” 无论何种身份，他都有感而发，郑重其事。

一个特有的时代印记是，以上的哀章往往叠在同一个人身上。开头漂洋过海，中间教书育人，翻页已在下乡种地。动荡的年代，人的身份跟着时代变动，自己父母的命运就是如此。末了，他用一句宗族文化里的“云过风清，家族繁茂，儿孙满堂”，替逝者将一生的辛劳和波折化解。

比起哀章，更难写的是新时代里新的社会议题。办厂申请、劳动力流动、土地纠纷……这些诉求叠加起来，是石狮和周边城市的变迁史。

改革开放后，华侨后代和港商返乡投资办厂，土地申请、雇佣合同、债务纠纷相关的诉求渐渐多了起来。开放之初，有人把香港布料拿到内地服装厂加工再卖出，被判为投机倒把，姜明典替人辩护：“的确有罪，但根据门户开放政策，应以教育为主，网开一面。”后来，政策转向，他又帮人写过大量办厂土地申请：“这个项目于当地有益，可利用香港为跳板，将产品销售到国外，增加税收，带动侨乡经济发展。”

接着，外来劳动力涌入这座城市谋生，带来新的关系、矛盾与诉求。2014年一个盛夏正午，十一位外乡来这里打拼的青年一见如故，结拜成兄弟，姜明典给他们写誓词为证：“从此往后，或务工或经商，无论天涯海角，彼此奋发只求上进，凡事互相通气，于力之所及，互相关照，不做违法乱纪之事。”十一份，一人留一份。

还有一群外地摩托车工发生冲突，其中一人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但觉得自己属于正当防卫。这些人活跃在服装厂和原料市场之间，以拉货送客为生，舍不得请律师，自己又不懂得写文书，姜明典替当事人把起因经过一一捋顺，整理成递交检察院的材料。

帮外来务工人员写材料，姜明典开头一律标明身份：农民、外地人。“这是弱势群体，他们的需求和权利容易被忽略，得要强调一下，当年我们华侨在外务工也是这样的处境。”

▲姜明典帮人起草的法律文书。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文书往后翻，标题里的高频词变成“土地”，常佐以感叹号。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发展，石狮及周边城市工厂林立，人口密集，城市化也开始进入开荒扩土的新阶段。

这段时间的文书里，开篇大背景常是旧城改造、土地征用，委托人的诉求大多和拆迁补偿款的发放与分配有关。老人来写遗嘱，关于房屋划分，姜明典特意注明，“日后若有征迁，补偿款按各自份额比例分配。”以免后代相争。

就连隔海相望的老顾客，也因土地议题重新回到摊前。2014年1月，一群台湾同胞委托姜明典写陈情信。他们祖先的陵园在晋江，占地1亩7分，地方政府要征迁开发。姜明典写：“依照中国人世代传统，先人骸骨为后代子孙福祉发祥之地，台湾人之祖坟，乃维系台海两岸之脐带，切割不得。陵园不保，安能叫台湾人放心回归？”他特意用“脐带”二字，“小孩子出生时与母亲连着的脐带。”官方权衡后，最终，坟地没有被迁走。

“说不清的时候，就用文言文，你知道吗？” 姜明典说起从侨信中保留至今的技巧，藏不住得意。“好多民间的事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说不清楚，古文不仅有克制的分寸，还能承载复杂的情感” 。这是他追求的“符合人情”的表达。

但是，这个技巧也不总是奏效。所有的文书里，“土地相关的周期最长。”它们被反复增补修改，文末措辞从“要求”“请求”“热切期盼”改成“至盼至切”“不胜盼切之至”，直到后来顾客不再来了，他知道，是人离世了。“要在的话，一定会来找我。”

姜明典不沮丧。理解这件事的另一个角度是，社会就是在解决这些矛盾中进步的，就像侨批过时一样，“等文书上不再有这些絮叨，又是新的时代了。”

▲姜明典帮年轻人写信。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有人要表达就会有代书

其实，时间拉长一点，从父亲算起，这是一个家族里三代人传承的故事。他们用各自时代的方式，帮助普通人表达。

父亲写了六十多年，是石狮街头二十多位老一辈代书人中最后离世的。临终前两个月，近九十岁的他还在替人写信。

父亲写字慢，规规矩矩，小心翼翼，顾客说什么记什么。字如其人，这样的谨慎，与他的经历有关。抗战胜利后，父亲和几位同乡乘木帆船赴台湾谋生，在当地一所中学任校长，1948年因母亲生病返回大陆。此后两岸隔绝30余年，等到20世纪80年代两岸民间通信逐步恢复，当年的同事已年过六旬，父亲也从教师变成了街头代书人。

那之后，父亲每年去邮局给台湾同事寄一包“当归”，寓意“应当回故乡看看”，同事回信：“余亦欲当归。”在姜明典看来，这是父亲作为时代亲历者的特有的分寸，也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

▲姜明典父亲（中间）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到了姜明典这里，笔法变了。他写草书，不满足记录，“别人遇到什么事情，我尽量发挥。”他劝番客婶出国寻亲；写法律文书时，替弱势群体标明身份；当事人之间发生冲突，作为代书人，他还曾出庭作证。

而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出生于1980年的大儿子，大学主修刑法，现在泉州市区做律师。姜明典拿出家庭相册，父亲的照片翻过去，下一页夹着两张儿子的证书，一张北京大学法学专业毕业证，另一张是律师职业资格证。证书左上角照片里的青年，容貌硬朗，目光炯炯，姜明典说，儿子比自己更外向健谈。

儿子的专业是他选的，原因不复杂。见过太多人事，姜明典意识到，文字能表达诉求，却未必能解决问题，能从根本上保护普通人的，是法律。那是下一代的代书人可以做的事。儿子写毕业论文时，他打电话远程指导，虽不懂学术理论，但提供了许多过往摊前案例作为参考。

有时，这种传承以具象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十年前，父亲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把人介绍给对街摊位上的姜明典。现在姜明典也老了，新时代的事太复杂，应付不来，他抬头指指头顶儿子的电话：“找我儿子，他是律师，有律师证的。”

▲天黑后，姜明典收摊。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数沓文书一翻几十年，三代人恍如隔世。那个下乡梦里，离世20多年的父亲也出现了，还是旧日西装笔挺的模样，问：“生意如何？”

醒来，他提笔答卷：“父亲大人尊前，叩禀者，叩别言欢二十余载，怅望长空辗转三更，音容宛在，教诲铭刻，南柯一梦，父子相逢，共叙书信往事，令人怅惘，儿依然代写书信，当下侨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上摊位求写之客，来自全国各地，禀告父亲欣喜。”

每当人们称他“最后的代书人”，他不屑。

一来，他不服老，“才76岁，我绝不会这么早去找我父亲。”今年眼睛更差了，老花镜叠放大镜不行，他在网上买来治眼睛的药，“说一个疗程就可以好，到时候能写更多。”

再来，他更笃定的是，“代书永永远远不会消失，只要世间还有人要表达。”

值班编辑 古丽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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