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青天——青岛撑起的北方纺织工业半壁江山（1945–1949）

“上青天” 是上海、青岛、天津三城的合称，特指三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中国三大纺织工业基地，是纺织行业对这三地的习惯性简称。

上海，近代纺织业发源地，全国龙头。青岛，20 世纪初崛起，抗战胜利后为中纺核心基地之一。天津，华北纺织中心，规模居第三。1946年中纺系统工厂数量，上海：38 厂（棉纺 18 家、毛纺 5 家、印染 6 家等）， 青岛：13 厂（含 8 大棉纺厂、1 印染厂、1化工厂、1机械厂、1梭管厂等） ，天津：10 厂（棉纺为主）。

这一称呼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因三地纺织产能、产值、工人数量长期稳居全国前三，合称 “上青天”，沿用至 80 年代。

一、历史沿革：从日资垄断到中纺接管

40年代的青岛纱厂女工

青岛纺织工业萌芽于20世纪初，民国年间逐步形成规模。青岛各大纺织厂的前身，除华新纱厂外，多为近代日本在华北重点布局的纺织企业，1916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率先在青岛设厂开始，大康、隆兴、丰田、公大、富士、宝来等日资纱厂相继落地。

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日资纱厂沿胶济铁路沿线的四方、沧口片区连片分布，依托港口与交通优势，构建起完整的纺纱、织布、印染一体化生产体系。彼时青岛民族纺织工业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仅华新纱厂一家本土大型企业艰难存续，整个纺织行业基本处于日资垄断状态。

被炸毁的富士纱厂与同兴纱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沈鸿烈为防止工业资敌，对日资纱厂设备与厂房进行炸毁。1938年日军侵占青岛后，复又恢复生产，并持续扩充产能，将青岛打造为华北重要的纺织生产基地，工厂产出大量用于补给日军军需物资。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遂着手开展对日伪产业的接收工作。

公司大楼

1946年1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1月13日，范澄川带领七十余名行政与技术骨干从重庆赶赴青岛，全面筹备接收事宜；1月25日，正式对九大日资纱厂、印染厂、梭管厂、机修动力等配套企业开展集中接收。接收完成后，按照统一序列将原日资工厂更名为中纺青岛第一至第九纺织厂，配套工厂也重新划定建制，中纺青岛工业体系就此正式成型。

这一阶段出现了厂号使用的特殊情况：原华新纱厂因战时权属变更，接收初期曾临时使用“中纺青岛第七纺织厂”编号，后依规发还民营；而日商富士纱厂则为正式建制的中纺青岛第七纺织厂。

1949年6月青岛解放，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顺利接管中纺青岛分公司，各厂继续维持生产运转，原有工业基础得以完整保留，后续逐步改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新中国青岛纺织产业的中坚力量。

二、接收过程与管理体系（一）接收面临的现实困境

战后接收工作困难重重，当时青岛纺织行业面临多重难题。其一为专业人才极度匮乏。日占时期，日方刻意实行技术封锁，中国职工仅能从事基础劳作与简单文书工作，核心生产技术、设备运维、工厂管理均由日籍人员把控，本土几乎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加之当时全国纺织技术人员大多流向产业规模更大的上海，进一步加剧了青岛的人才缺口。其二是设备破损严重，历经战争损毁、多年超负荷运转以及日军投降前的蓄意破坏，多数机器零部件缺失、老化故障频发，多条生产线无法正常开工。其三是生产物资供应断裂，战后国内棉花、燃料、机配件等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原材料采购与补给举步维艰，生产恢复阻力巨大。

（二）整顿与运营举措

为扭转局面，中纺青岛分公司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整顿方案。首先多方搜罗人才，一方面吸纳各地流散的纺织技术人员，另一方面启用总公司分派的专业学员，同时在本地公开招考行政人员，逐步搭建起管理与技术团队，分派驻厂主持工作。其次集中全厂力量抢修设备，优先恢复主力生产线，组织工人与技术人员自主加工零配件，缓解配件短缺问题。再者废除日占时期残酷的包工制度与体罚管理，初步规范工时、薪酬制度，保障工人基本权益，稳定职工队伍。

在运营模式上，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下设工务、总务、财务、人事、物料等职能部门，对下辖九座棉纺厂、一座印染厂以及机修、动力、梭管等辅助部门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产销，各分厂专注一线生产，形成分工明确、协同运转的管理格局。至生产步入稳定阶段，中纺青岛系统全体职工总数约两万人，构建起体系完备、规模庞大的纺织工业集群。

三、各厂沿革与核心产能（1946年接收初期）（一）九大棉纺织厂

1.中纺青岛第一纺织厂

1945年美军飞机航拍的大康纱厂

前身是大日本纺绩株式会社大康纱厂，1919年建厂、1921年投产，厂址位于四方区武林路1号。全厂配备纱锭43548枚、线锭6900枚、织布机1256台，职工1793人。1946年年产棉纱12276件、棉布333900匹，是青岛老牌骨干纺织企业。

2.中纺青岛第二纺织厂

1945年美军飞机航拍的内外棉纱厂

前身是日商内外棉纱厂，也是青岛最早的日资纱厂，厂址四方区嘉禾路1号，设备配套完整，兼顾棉纱与棉布生产，为片区内主力工厂之一。

3.中纺青岛第三纺织厂

1945年美军飞机航拍的隆兴纱厂

前身是隆兴纱厂，1921年筹建、1923年投产，厂址为四方区兴隆路141号。工厂规模中等，主打粗纱与民用普通棉布，生产状态稳定。

4.中纺青岛第四纺织厂

丰田纱厂旧影

前身是丰田纱厂，1934年动工、1935年正式投产，地址四沧路6号，全厂职工1615人，拥有纱锭38500枚、织布机658台。该厂建厂时间晚，设备相对新式，所产棉纱以“丰鸟”为商标，棉布商标为“燕喜”，产品品质优良。

5.中纺青岛第五纺织厂

1945年美军飞机航拍的上海纱厂

前身是日商上海纱厂，1934年兴建，地址四沧路，受战争影响厂房与设备多次受损，战后产能恢复进度较慢，以常规棉纱、棉布生产为主。

6.中纺青岛第六纺织厂

1945年美军飞机航拍的钟渊纱厂

前身是公大纱厂（钟渊纱厂），厂区位于沧口区沧口大马路196号，是青岛规模最大的纺织联合厂，下设纺纱、织布、发电等多个单元，拥有纱锭54984枚、布机2142台，职工约2600人，整体产能位居各厂首位。

7.中纺青岛第八纺织厂

富士纱厂旧影

该厂前身为日商富士纱厂，1936年建成投产，地处沧口区沧口大马路，厂区占地广阔，配套设施完善，拥有纱锭50120枚、线锭3572枚、布机1336台，职工约2200人。1946年被中纺青岛分公司正式接收，归入国营序列。自接收至青岛解放，该厂建制、产权未发生变动，解放后定名为国营青岛第七棉纺织厂，始终隶属于地方国营纺织体系。

8.临时编号中纺青岛第七纺织厂（原宝来纱厂+华新纱厂）

华新纱厂旧影

该厂历史脉络特殊，是近代青岛民族工业的代表，华新纱厂由实业家周学熙创办，1913年选址原德资德华缫丝厂旧址筹建，1919年正式投产，是青岛第一家大型民族资本纺织企业。1925年起，周志俊全面主持厂务，推行管理制度改革、开辟原料基地、升级生产设备，让工厂在九大日资纱厂的包围中站稳脚跟，抗战前夕已发展为纺纱、织布、印染一体化的联合企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新纱厂部分设备南迁避险。1938年日军侵占青岛后，强行将该厂低价收购，与相邻的日商宝来纱厂合并经营，对外统称宝来纱厂，民族资产遭到侵占。1946年1月中纺青岛分公司开展统一接收工作时，将这座合并后的厂区临时命名为中纺青岛第七纺织厂，全厂拥有纱锭33568枚、线锭5216枚、布机694台，生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

华新纱厂花园旧影

依据战后民族产业发还政策，原厂主周志俊提交完整产权证明，完成资产赎回手续。1946年11月，该厂正式脱离中纺国营直管序列，恢复华新纱厂民营名号，成为战后青岛地区唯一一家从日资手中收回、回归民营的大型纺织企业。

青岛解放后，华新纱厂延续民营经营模式，1953年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完成国营改制，正式定名国营青岛第九棉纺织厂，这也是民间“华新即九厂”说法的由来。该厂区仅在接收初期短暂使用中纺七厂编号，与富士纱厂演变而来的正式中纺七厂分属两家独立企业，是民国青岛纺织产权变迁的典型案例。

9.中纺青岛第九纺织厂

1945年美军飞机航拍的同兴纱厂

该厂源头为日商同兴纱厂，日占时期独立运营，1946年正式纳入中纺体系。厂址位于沔阳路1号，拥有纱锭38248枚、线锭5040枚、布机905台，职工约1800人，生产体系完整。

（二）配套工厂

青岛第一针织厂，由原日伪和顺染织厂、大信针织厂合并组建，全厂共计221人，其中男工86人、女工135人，主要生产针织坯布、成衣、袜品等产品。

青岛印染厂，专职承接各棉纺厂坯布的漂白、染色、印花与整理工序，全厂职工408人，其中技术人员51人、一线工人357人，是中纺青岛系统唯一的专业印染工厂。

除此之外，分公司还统一接收组建了机械厂、修机部、动力部、梭管部等辅助单位，承担全厂设备维修、动力供应、纺织专用器材生产等工作，保障整个体系正常运转，此类辅助部门合计用工一千余人，从业人员基本以男工为主。

（三）整体产能汇总

综合统计，1946年中纺青岛系统合计拥有纱锭44.35万枚、线锭5.68万枚、各类布机9748台。全年生产棉纱约12万件、棉布280万匹，印染布产量达150万匹。整体规模与产量在中纺体系内仅次于上海，远超天津，是当时华北地区实力最强的纺织工业基地。战后华北棉纺业形成“国营为主、民营补充”的格局，中纺青岛各厂集中了区域内绝大部分优质产能，以华新纱厂为代表的民营工厂，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空间相对有限。

四、工人队伍：规模、结构、用工特征与薪资状况

1946年青岛市区总人口约75.3万人，四沧区人口11.5万人，女性为5.38万人，女外地人口2.24万人，而中纺系统职工总数近两万人，是青岛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深刻影响着城市人口结构与社会风貌。

钟渊纱厂中国人开设的商店

钟渊纱厂中国人住宅
（一）性别结构

全系统女工占比70%—75%，主要分布在细纱、络筒、织布、整理等主流生产工序；男工占比25%—30%，集中于清花、搬运、锅炉、电工、设备保全、机械维修等重体力与技术岗位，技术工种与重体力岗位薪酬普遍高于普通女工。其中针织厂男女配比相对均衡，印染厂男工数量多于女工，机修、动力等辅助部门则几乎全部为男工。

纱厂的童工
（二）年龄结构

工人整体呈现低龄化特征。12—16岁未成年工、童工占比25%—30%，这一群体大多来自贫困家庭，多从事简单重复的高强度劳作；17—25岁青年工人是队伍主体，占比50%—55%，16至18岁为年龄高峰，未婚青年居多，是车间生产的核心力量；26—40岁中年工人占15%—20%，多为资深熟手、技术保全人员；40岁以上工人数量极少，仅为少数领班、老技工与管理人员。范澄川在回忆中也提及，战后工厂延续了此前的用工特点，农村贫苦家庭子弟大量进厂，低龄劳工现象较为普遍，虽明令禁止十二岁以下孩童做工，但十二至十四岁的未成年工依旧广泛存在。周志俊的记述同样印证，无论是原日资工厂还是华新纱厂，用工来源与年龄结构大体相近，这是当时青岛纺织行业的普遍现象。

（三）籍贯构成

工人来源高度集中，地缘特征十分鲜明。七成至八成工人来自即墨、胶县、平度、高密、莱西等青岛周边县域；另有15%—20%人员来自山东省内胶东、鲁中、鲁西各地；外省务工者占比不足5%，仅零星分布有河北、豫北、苏北籍人员，南方籍工人十分少见。招工主要依靠乡村保长、村长居间招募，同乡结伴进厂的现象十分普遍，也形成了独特的厂区人际生态。

（四）薪资工资情况

40年代的青岛纱厂女工

青岛纺织工人薪资在不同历史阶段差异显著，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年龄、企业性质差距，战后受恶性通胀影响，薪资名义数值虚高、实际购买力极低。

日占时期，日商纱厂薪资水平普遍低廉。20世纪20年代，普通纺织女工日工资仅0.2—0.4银元，月薪5—8银元，12—14岁童工薪资更低，仅为成年女工的50%左右。30年代薪资略有上涨，成年女工月薪8—12银元，熟练织布、细纱女工最高可达12—15银元，而男工技术、重体力岗位月薪可达15—25银元，女工薪资普遍仅为男工的60%—70%，薪资剥削特征显著。相较于日资工厂，周志俊经营的华新纱厂待遇更为优厚，是青岛近代纺织行业的特例，该厂推行人性化薪资与福利制度，普通女工月薪可达10—14银元，同时设立满勤奖、工龄储蓄、年终分红、免费医疗与抚恤基金，学徒工可按月领取津贴，衣食由厂方供给，远超同期日商工厂待遇。

1946年中纺接收各厂后，受战后法币恶性贬值冲击，薪资体系彻底崩坏。1946年中纺各厂普通女工日工资为法币200—400元，月薪6000—12000元，看似数额庞大，实际仅可兑换1.5—2袋面粉，勉强维持个人温饱。1947至1948年通胀进一步加剧，女工月薪暴涨至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法币，实际购买力持续缩水，仅能兑换1—2袋面粉，工厂不得不额外发放粮贴、布贴补贴工人生活。同时期，发还民营的华新纱厂延续优良福利传统，工人薪资略高于中纺国营工厂，月薪可兑换2—2.5袋面粉，保留满勤奖、工龄补贴与年终花红，且设立简易医务室、职工宿舍，女工享有例假、半薪生育假，劳动保障相对完善。

整体来看，近代青岛纺织女工普遍面临薪资微薄、同工不同酬的困境，童工薪资压榨尤为严重。除华新纱厂等少数民营优质企业外，绝大多数工厂工人薪资仅能维持最低生存标准，加之工厂实行12小时两班倒制度、无加班补贴，劳动强度极大、保障缺失，工人生活长期处于困苦状态。战后通货膨胀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生存压力，成为近代青岛纺织工人生活的典型特征。

（五）劳动与生活条件

工厂普遍实行12小时两班倒制度，劳动强度大，车间内棉絮飞扬、噪音嘈杂，劳动条件简陋，职业病多发。战后通货膨胀严重，法币持续贬值，工人薪资的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即便整日劳作，也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单身职工居住在集体宿舍，居住环境拥挤，已婚工人多在厂区周边搭建简易住所，整体生活条件较为艰苦。

五、生产运营与历史地位

生产层面，中纺青岛各厂兼顾民用产品与军需物资生产，除供应民间棉纱、布匹之外，还承接部分军用布料生产任务。受时代条件限制，工厂设备多为二三十年代老旧机型，运行效率不及上海同业；同时国内棉花产能不足，原料大量依赖进口，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生产稳定性易受外部市场影响。周志俊在梳理华北棉纺业整体情况时指出，原料对外依存度高、设备老化、物价动荡，是战后整个华北纺织业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

作为“上青天”纺织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中纺青岛工业集群是战后北方纺织业的核心支柱，纺织产业产值占据青岛工业总产值六成以上，是城市经济的命脉所在。范澄川的回忆重点记述，在青岛解放前夕，他牵头组织全厂开展护厂工作，积极抵制国民党当局拆迁设备、破坏工厂的计划，完整保全了整套纺织设备与生产体系，为解放后青岛纺织业快速恢复、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青岛纺织工人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自日占时期开始，工人便不断为争取权益开展斗争。规模庞大的纺织工人群体，也成为近代青岛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留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而华新纱厂作为存续多年的民族企业，历经战乱、吞并、收回、改制，其发展轨迹更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前行的缩影。

六、总结

40年代的青岛纱厂女工

从中日资本更迭、战争破坏到战后接收整顿，中纺青岛各厂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跌宕起伏的缩影。1946年中纺青岛分公司完成接收改组后，在人才短缺、设备老化、物资匮乏的多重困境下，依靠管理团队的统筹规划与广大工人的辛勤劳作，迅速恢复生产，稳固了青岛在全国纺织产业中的地位。

以周边农村青年为主体、低龄化特征明显的工人群体，悬殊的男女薪资差距、低廉的劳工待遇，规模庞大、分工明确的工厂体系，以及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辐射整个华北的区位优势，共同铸就了近代青岛纺织业的辉煌与困境。

青纺三厂护厂团团旗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北平获得解放。青岛国民党守军见前途无望，被迫策划撤退，并着手计划在撤退前将重要工厂南迁，或在撤退时破坏市政设施和工厂企业港口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华东军区司令部相继警告青岛国民党驻军，如进行破坏，必将按战争罪犯予以严惩。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及时采取措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厂斗争。中国纺织公司所属工厂均由工人成立护厂队，使反动派在青岛进行破坏的计划未能实现。各厂几乎完好地保护了下来，保证了城市安全度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大部分在解放后不久就恢复了生产运转。1949年青岛解放后，完整保留的纺织工业基础，继续发挥着支柱作用，开启了青岛纺织产业全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资料：《青纺统计年报》（1946）《工务辑要》（1949）《青岛中纺各厂设备之特点》（1948）《青纺三年》（1948）《青纺》《我在青岛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工作的回忆 范澄川》《青岛华新纱厂概况和华北棉纺业一瞥 周志俊》《纺建》《青岛纺织工业志》《青岛近代民族工商业画史》

本文作者：资深网友“涧中细流”

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青岛城市记忆头条号编辑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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