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人类正处在通向休闲社会的“前夜”。这并非一个医学判断，也不是基于社会治理技术手段愈发完备，社会交往的安全系数大幅提升所带来的公共管理学判断，而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随着AI技术的发展，以往人类迫切需要应对的生存问题、劳动问题正在缓解，而价值问题、情绪问题、心理与精神问题则受到关注。如何培育平和、理性的社会心态，是需要正视的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在于迈向理想的休闲社会。
理想的休闲社会，是对工业时代导致的过度竞争的反拨。1937年，美国学者卡伦·霍妮在她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就提出，竞争文化驱动的“内卷”是导致人类出现孤独、恐惧、软弱、荒谬等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而焦虑是“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一判断十分深刻，但近百年过去，社会的竞争氛围没有减弱，只是换了动因——导致人类过度竞争的缘由，从工业时代的“机器”进化至AI时代的“类人智能”，后者甚至试图在情感上慰藉人类。而这导致了人类进一步“向内转”，失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兴趣、能力和意愿。理想的休闲社会需要对冲这种“向内转”，让人能够从容地走出算法黑洞，接纳自我。
理想的休闲社会，是对智能时代导致的生产主义的反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产能过剩，尤其是内容产品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现实。每年新增的影视作品、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不计其数，远远超出了当代人的消费能力。而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语境中，“重生产轻消费”仍然是一种常态。刺激、促进、扩大消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强有力的休闲化制度安排。面对加速发展导致的超量难题，倡导“慢下来”的生活观，树立健康、积极的休闲意识和消费观念，是根本解决之道。
理想的休闲社会，是对倦怠社会导致的创新不足的反拨。加速社会和优绩主义带来的倦怠，是真正的创新得以生发的“敌人”。无数研究表明，创意和创新往往来源于休闲。人在休闲中更能感知万物，从而激发灵感；人在放松中更能倾听彼此，从而实现共情。这种“深度无聊”是休闲的较高境界，也是社会发展自我调整的重要手段。在“创新驱动”的命题中，必须有充裕的休闲时间和状态，才能保证创新得以实现。近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虹、邓煜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振奋人心，其中王虹的治学感悟就是“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
社会如何从强调效率的“快”走向强调质量的“慢”？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流变当然与生产力的变革有密切关系。可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一流变背后，是人和物的关系在动态调整。社会发展的结果如果只是物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人们走向物。相反，由繁多、复杂的物构成的外部世界，反而可能让人退缩、害怕，进而躲进安全的自我庇护所之中，如算法茧房、亚文化圈层，以及与陌生人、虚拟对象、非人类群体交往所构建的“情感帐篷”。更何况，在这一进程中，人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让“悦己”变得正常且日常。只是，如何“悦”与何种“己”，仍有待讨论。
理想的“休闲”是一种本质的“悦”。它不是指物的减少或生产的停滞，而是对物与生产的优化和美化——只有面对美的事物，人才能“悦”。慢生活不是懒，它是充分自主、因时而动的积极生活方式。理想的“休闲”也是对本真之“己”关注。它不是一味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注重链接与心流。慢生活不是堕落，它是对优绩主义的超越而非抵抗，是对社会创新发展浪潮的融入而非背离。人类迫切地需要一个理想的休闲社会，它肇端于快节奏中的“慢个体”中。
（作者系浙江大学休闲学与艺术哲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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