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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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彼得·拉特（Peter Rutter）那本关于不平等关系中性的长篇大论，我思考了很久，最终相信：真正让他寝食难安的，是身体仇恨，以及一切与快感相关的事物。基督教的反生命观念，早已把人类从犹太教和其他宗教瘟疫中幸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理性剥夺干净。 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自由性爱革命，曾被寄予厚望，人们甚至相信它能压制那些宗教洗脑的噪音。肯尼迪家族留下的“随时随地得到”哲学，同样没能在如此显眼的层面上长久延续。 泰特风波、特朗普-爱泼斯坦丑闻，以及所有与性沾边的政府丑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基督教及其审查一切快乐之执念的反动。这种身体仇恨一旦进入权力结构，便格外危险：在不平等关系中，性不再是亲密，而是支配；信任不再是自由给予，而是被羞耻绑架的服从。 圣彼得在天堂门口面试一位虔诚的教徒，问他是否度过幸福的一生。那人答道：“是的，我过得很幸福。”彼得却说：“那你去地狱吧，因为若要幸福，你只能违背宗教教义。”这则笑话，恰好戳穿了禁欲主义的核心：它把幸福本身定义为罪。 所谓“禁区”，也许从来不是性的边界，而是宗教与权力共同画出的阴影。只要快乐仍被视为罪行，爱情就永远谈不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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