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老人组织同学聚会后后悔：人过60岁，别轻易组织同学聚会

67岁老人组织同学聚会后后悔：人过60岁，别轻易组织同学聚会

人老了以后，时间会变得特别奇怪。有时候一天长得像一年，有时候一年又短得像一天。我今年六十七，退休六年，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每天早上在公园打两套太极拳，然后去菜市场买点菜，回来给老伴打打下手，下午睡个午觉，晚上看看电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说起来清闲，可这种清闲里头，总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像是被这个世界慢慢地忘了。

我老伴说我是不甘寂寞。她说你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爱张罗的性子，老了还是改不了。我跟她结婚四十二年，吵过的架比吃的盐还多，但她这句话说得没错。我这人确实爱张罗，在单位的时候就是工会积极分子，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少不了我，退休以后这股劲儿没处使，总觉得浑身不自在。所以那天半夜我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把老伴吓了一跳，她说你干嘛呢大半夜的，我说我想起来了，咱们高中毕业五十年了。

五十年。这个数字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一九七四年的夏天，我从县一中毕业，那时候才十七岁，瘦得跟竹竿似的，穿着我妈连夜赶出来的蓝布褂子去拍毕业照，站在最后一排最左边的位置，因为个子矮，还踮了踮脚。那张毕业照我到现在还留着，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黑白的，边角都泛了黄，有些人的脸已经模糊得认不清了。照片上四十二张青涩的面孔，四十二双亮晶晶的眼睛，那时候的我们什么都不懂，以为毕业只是暂时的分别，过几年还会再见。谁能想到这一分别就是大半辈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始翻电话本。我那个电话本是退休前单位发的，红色塑料皮，上面烫着单位的名字，用了几十年了，边角都磨得起了毛，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电话号码，有的已经打不通了，有的人已经不在世了，但我一直舍不得扔，每年过年还会拿出来翻一翻。我从头翻到尾，找到了几个老同学的联系方式，有当年班上的学习委员老李，有体育委员大刘，还有几个当年跟我关系不错的。我一个一个打过去，电话那头的声音都老了，有的我差点听不出来是谁。老李接电话的时候咳嗽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他说他心脏装了三个支架，去年差点没挺过来。大刘的腿不行了，说当年打篮球摔的那一下，老了才知道厉害，现在走路都要拄拐杖。可他们听说要搞同学聚会，声音一下子就亮了，那种亮不是客套，是从心底里透出来的激动。老李说他做梦还梦见过咱们教室，大刘说他翻来覆去地想当年的事，想得半夜睡不着觉。

挂了电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惦记着那段日子，大家都惦记着。

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联系同学。毕业五十年，同学们早就散到了天南海北，有人去了北京上海，有人留在了省城，更多的人像我一样，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小县城里。当年四十二个人，我能联系上的只有二十一个，剩下的人有的电话换了，有的搬了家，有的问了一圈都说不知道。还有一个，当年坐在我前面的小胖，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从别人嘴里得知，他走了三年了，是胰腺癌，从发现到走不到两个月。我拿着电话愣了半天，脑子里全是他十七岁时的样子，圆脸小眼睛，一笑就眯成两条缝，天天上课偷吃零食，被老师没收过八包瓜子。

我把找到的人拉了一个群。群名叫“县一中七四届同学群”，简单直白，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一开始大家还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有的老同学是被子女教会了才加进来的，进了群也不会说话，只能发个笑脸表情。可慢慢地，群里就热闹起来了。有人翻出了当年的老照片发到群里，黑白的，像素低得不行，可大家一眼就认出了自己。那时候我们都穿着一样的蓝布褂子，站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前排的女生扎着两条麻花辫，后排的男生挺着胸昂着头，一个个都跟小公鸡似的。照片发出来以后，群里炸了锅，语音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往外蹦，有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哭得稀里哗啦。

那些日子，我成了家里最忙的人。老伴说我比上班的时候还精神，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边看边笑，笑的什么也不告诉她。我确实高兴，在这个群里我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大家都是同龄人，都经历过一样的年代，都懂得彼此的苦和乐。我们聊上山下乡，聊分配工作，聊结婚生子，聊子女不孝，聊养老金涨了多少，聊哪家医院看高血压比较好。那种感觉，就像一群走散了很久的亲人忽然又找到了彼此。

在大家的推举下，我成了这次同学聚会的组织者。老李说德厚你是班长，你不组织谁组织。我其实不是班长，当年在班上当过一年副班长，还是因为正班长转学了我顶上去的，但老同学们都认我，说我办事靠谱。这个名头让我心里挺受用，在单位干了一辈子也就是个普通科员，没想到老了老了还当了一回“班长”。

我开始认真筹备聚会的事宜，比我当年筹备儿子的婚礼还上心。我骑着电动车在县城里转了三天，把能看的饭店全看了一遍，比较价格，比较菜品，比较环境。那些高档酒店门口停满了车，服务员看我一个老头子推着电动车站在门口张望，眼神里带着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我不是花不起那个钱，但我心里清楚，我们这些老同学里，有退休金高的，也有没什么保障的，定的地方太贵了，有人来不了，我心里过意不去。最后我选了老城区的一家饭店，叫“聚贤楼”，名字听着挺雅，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餐馆，门口挂着一对褪了色的红灯笼。我选这里，一是价格实惠，二是老板是我以前的同事，能给我们一个包场价，三是因为它正好在我们学校旧址的斜对面，吃完饭还可以一起去学校门口走走。

我把人均定在了一百块，酒水我出。一百块钱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我心里不踏实，生怕有人觉得贵，又生怕有人觉得寒酸。我在群里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有几个人痛快地说了好，有几个人半天没吭声，还有一个人给我打了电话，声音有点为难，说他这个月的养老金还没到账，能不能来的时候少交点，我说没问题，你人来了就行，钱的事不用操心。

聚会那天是重阳节的前一个周末。我特意选了这一天，重阳节是老人们的节日，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总比一个人在家对着电视强。我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聚贤楼，穿上了过年时才穿的那件深蓝色夹克，老伴给我买的，标签还没拆就被我翻出来了。我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亮，站在饭店门口等着。天有点阴，像是要下雨又迟迟没下，饭店门口的两盏红灯笼在风里轻轻晃着，街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几个骑电动车的人路过，车轮碾过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第一个到的是老李。他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膝盖好像不太能打弯。他比我想象中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我赶紧迎上去扶他，他摆摆手说不用不用，自己还能走。可走到门口那几级台阶的时候，他还是扶住了我的胳膊。他抓着我的胳膊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手劲很轻，轻得像一片树叶搭在我胳膊上。我低头一看，他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青筋凸起来，像一条条蜿蜒的蚯蚓。他以前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写得一手好字，每次出黑板报都是他包办，那双手曾经在黑板上写出过让全班同学都羡慕的粉笔字。

然后是当年的体育委员大刘。他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来的，远远地冲我挥手，嗓门还是那么大，说老周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头发都没几根了。我说你还有脸说我，你那腿怎么回事。他拍拍自己的膝盖说老毛病了，年轻的时候打球不知道保护，现在遭报应了。他当年是校篮球队的主力，一米八几的大高个，跳起来能摸到篮筐，女生们都偷偷在操场边看他打球。现在他的背也驼了，走路的时候一只脚拖在地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女同学们来得比男同学整齐。当年班上的文娱委员王秀芝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羊毛衫，头发烫着小卷，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她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自己做的腌萝卜，说是在群里听说老李爱吃这一口，特意腌好了带过来的。老李接过腌萝卜的时候手有点抖，一个劲地说谢谢。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头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暖意。还有一个女同学叫赵淑芬，当年在班上是出了名的朴素，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如今倒是穿得挺讲究，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耳朵上戴着金耳环，整个人看起来珠光宝气的，跟印象里那个朴素腼腆的姑娘判若两人。

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每来一个人，门口就是一阵惊呼，然后是握手、拍肩膀、打量、感叹。惊呼的内容都差不多——你怎么老成这样了！你头发全白了！你当年那么瘦现在这么胖了！你孙子几岁了！大家笑着，闹着，眼眶却都是红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太会表达感情，明明心里翻江倒海，面上却只能说出这么几句干巴巴的话。有的人变化太大了，大到让人不敢认。当年班上最帅的那个男生陈建华，如今老得连下巴上的肉都松了，走路的时候背驼得像一张弓，谁能想到他当年是校草。当年班上最瘦小的女生刘小梅，如今胖得我差点没认出来，她自己也不好意思地说吃降压药吃的，越吃越胖。大家互相打量的时候，我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复杂的东西——既想在对方脸上找到当年的影子，又害怕从对方脸上看到自己的衰老。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年的班主任赵老师也来了。他今年八十五了，是他孙子开车送他来的。赵老师坐在轮椅上，说话已经不太利索了，嘴角有点歪，口水要不时地用纸巾擦一擦，但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一眼就认出了我，拉着我的手含含混混地说德厚，你长大了。一句话把周围的人全逗笑了，笑着笑着又有人开始抹眼泪。赵老师当年对我们特别严，考试不及格的要站在教室后面听课，作业写不好的要撕了重写，那时候我们都怕他，背地里叫他“赵阎王”。可现在看着他坐在轮椅上颤颤巍巍的样子，那些年挨过的骂受过的罚全都化成了心底最柔软的一团。

人到齐了，大家在包间里坐下来。我数了数，一共来了十八个人。有几个人临时说来不了了，老张的老伴这两天住院，老刘的腿疼出不了门，老孙的儿子不让他一个人坐公交车。二十一个人的名单，到了十八个，在这个年纪，这个到场率已经算是奇迹了。我坐在主位上，左边是赵老师，右边是老李，面前是一桌子的菜，红烧鱼、梅菜扣肉、炖鸡、炒时蔬，都是些家常菜，摆在白色的一次性桌布上，看着倒也丰盛。我端起酒杯想讲几句话，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刮在地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我看着满屋子的人，满屋子花白的头发，满屋子皱纹纵横的脸，满屋子浑浊却依然亮晶晶的眼睛。我张嘴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却哽咽了，眼泪不争气地先流了出来，只好干咳了两声硬生生憋回去。这五十年里的悲欢离合，大喜大悲，生老病死，多少儿女情长，多少聚散无常，怎么能用几句话就说完。

一开始气氛确实很好。大家说说笑笑的，回忆当年的趣事，谁上课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答不出来，谁偷偷往女同学的书包里塞过情书，谁体育课跑三千米跑吐了，谁翻学校围墙被校长逮个正着。这些陈年旧事被翻出来的时候，每一样都像是昨天刚发生的，大家的笑声一声比一声高，有人笑得直拍桌子，有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可说着说着，话题就慢慢变了味道。

最先变味的是赵淑芬。她坐在我斜对面，穿着一身名牌，脖子上那串珍珠项链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看起来确实过得不错。她端着酒杯站起来敬了一圈，大家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她就开始讲她的发家史。她老公开了个建材厂，生意做得很大，在省城买了三套房子，儿子在国外留学。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的，但她每说一句旁边的人脸色就变一分。我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王秀芝一直低着头，手在桌子底下绞着，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僵。王秀芝的老公去年刚走，她自己身体也不好，靠那点养老金和女儿偶尔的接济勉强过日子。赵淑芬说到她在省城买第三套房的时候，王秀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有点抖。也许是我想多了，可我觉得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被刺痛了的东西。

然后是陈建华。他当年是我们班上公认的“才子”，文笔好，成绩也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后来分到了省直机关，做到了处级干部。他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带着一种官腔，有几次赵老师想说话都被他打断了，嘴里嗯嗯地发不出完整的句子，只好默默地坐在轮椅上。陈建华在讲他当年怎么跟市里的领导打交道，讲他经手的那些大项目，讲他退休前最后一年还拿了个先进。他讲得兴高采烈，唾沫横飞，旁边的人却越来越沉默。大刘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我一脚，我扭头看他，他冲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我把话题岔开。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另一个同学就接上了话茬，开始讲他这些年的不容易。两个人一个说东一个说西，一个在炫耀一个在诉苦，饭桌上的气氛慢慢就从融洽的温水变成了尴尬的凉水。

我端着酒杯想救场，站起来说咱们今天不谈这些，就聊以前的事。赵淑芬却意犹未尽地补了一句，说周德厚你这辈子就是在县城窝着太可惜了，你要是去省城发展肯定不一样。这句话像一根鱼刺卡在我的喉咙里，我端着酒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接。她说这话也许是无心的，也许是好意，可我听着却觉得格外刺耳。我这辈子没离开过这个县城，年轻的时候不是没有机会，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调去省城的名额，我填了表也过了审，最后被人挤下来了。这事我没跟人说过，可几十年过去了，心里的伤疤虽然早已结痂，被人轻轻一碰，还是会疼。

说到子女，气氛更不对劲了。这个话题是我最不想碰的，可偏偏还是被提起来了。大刘的儿子在县医院当医生，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每次说起来都挺自豪。可今天陈建华非要问人家儿子的工资，大刘说了个大概数字，陈建华就摇摇头说你儿子应该去省城的医院，县医院发展空间太小了。大刘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没了，端起的酒杯又放下了，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嚼了半天也没咽下去。我看大刘的脸色，知道他是真不高兴了。他儿子高考那年差了两分上省城的医科大学，只能留在本地的医学院，大刘为这事自责了很多年，总觉得是自己没本事供不起儿子复读。

还有一个女同学叫李秋菊，她儿子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事大家都知道，都默契地不提。可赵淑芬不知道，非要问人家儿子什么时候要二胎，还说要趁年轻多生几个。李秋菊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放下筷子说去趟洗手间，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把椅子带倒了。她走了以后，饭桌上安静了好几秒，赵淑芬还一脸茫然地问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没有人回答她。我看着她那双画了眼线涂了眼影的眼睛，忽然觉得她活得很精致，但也活得跟我们已经不在一个世界里了。

最让我难受的是老李。老李的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前年过年说好了回来，临时又加班没回成。老李嘴上说理解理解，年轻人工作忙，可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从他每次提到儿子时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里全看出来了。他不敢多问儿子的事，怕问多了招人烦；可他又忍不住想问，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孩子。今天大家问起他儿子的情况，他支支吾吾说了几句就转移了话题，低着头一个劲地喝酒，酒杯端起来的时候手抖得厉害，酒液从杯沿漾出来洒在了桌布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记。我知道他儿子的事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也知道他不愿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可他的沉默比任何话语都让我心酸。他这个当年全校第一名、考上名牌大学、让所有同学都羡慕的学习委员，老了老了，竟连儿子在哪个城市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赵老师坐在轮椅上，看着他的学生们高谈阔论，他的嘴角微微颤抖，偶尔含含混混地说一句话，但很快就被别人的声音淹没了。他也不再尝试加入，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每一个人，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倦意和无奈。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这些当年坐在这间教室里的小毛孩们，怎么老了老了全都变了样子，变得连他都认不出来了。

我坐在主位上，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一点一点变凉，看着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激动变成了复杂，从复杂变成了疏离。那些红烧鱼只动了几筷子，梅菜扣肉的肥肉被挑到了一边，炖鸡的汤已经凉了，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油脂。我知道这场聚会正在往一个不可控的方向滑去，可我是组织者，我不能让它这么继续滑下去。我又一次站起来，端起酒杯，想说点缓和气氛的话。可这时候赵淑芬忽然说了一句，她说德厚啊，这次人均才一百块，你真是会过。旁边几个人跟着笑了起来，但那笑声干巴巴的，飘在空气里很快就散掉了，听起来像是在配合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这句话彻底把我打倒了。我不是在乎钱，只是觉得我和大家一样，老同学们见面开心就好，没想到这样一顿饭还是得配上“寒酸”两个字。我坐在那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想说话却说不出来，只能干笑了两声，那两声干笑像砂纸一样磨在每个人的耳朵上。我想起我为这次聚会做的所有准备，想起我骑电动车在县城里转了三天的辛苦，想起我对每个人小心翼翼地问“你觉得一百块钱能接受吗”时的忐忑，想起我给那个没发养老金的老同学说“你人来就行钱不用操心”时他电话那头的沉默。我不是在乎赵淑芬的这句话，她也许只是随口一说，可她说出了在场某些人心里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而这句话，把我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这场聚会，一把推倒在地上。

饭吃到一半，有人开始看时间了。老李说他中午得回去吃降压药，大刘说下午还有个中医理疗的预约，王秀芝说她还要回家做晚饭。大家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告辞，握手的力度轻了，笑容也淡了，不再是进门时那种用力的、真诚的相拥，而是变成了客气而匆忙的道别。有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悄悄走了，等我注意到的时候，他的座位已经空了，桌上的碗筷整整齐齐地摆着，好像他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我在心里苦笑。这一次重逢，原本是想拉近心的距离，可到头来，身份拉开了距离，岁月拉开了距离，金钱拉开了距离，子女拉开了距离。这些距离，不是一顿饭、一杯酒、一首歌能弥补的。我还记得陈建华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德厚啊，以后这种聚会少搞，大家都老了，经不起折腾。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真诚，眼神里带着一种疲惫的诚恳，可我听出来了，他说的“折腾”不是指身体上的奔波，而是指这场聚会给他带来的心理负担。对他来说，回到这个小县城，面对一群混得不如他的老同学，既不能炫耀得太明显招人反感，又不能过分低调显得虚假，这种微妙的平衡让他觉得很累。

送走了所有人，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包间里。桌上的残羹冷炙还在，盘子里的菜都凉透了，油脂凝成了白色，一次性纸杯歪倒在桌上，里面还剩半杯没喝完的茶。墙上挂着一个老式挂钟，钟摆一下一下地摇着，发出沉闷的咔嗒声。我坐了很久，直到服务员进来收拾桌子，我才回过神来。她问我需不需要打包，我说不用了，然后起身离开了。

老伴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累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窗外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空调外机上，叮叮咚咚的，像有人在弹一把走了调的琴。我想起五十年前那个夏天，我们一起站在学校门口拍毕业照。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前面的路那么长，谁也看不到尽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老李想当科学家，大刘想进省队打篮球，陈建华想当大作家，王秀芝想当歌唱家。那时候的我们，眼睛里只有前方的光明，不知道这条路上有多少坎坷和风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聚在了一起，可我发现，我们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们了。岁月把每个人的棱角都磨平了，也把每个人的本色都暴露无遗。

也许同学聚会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想找回当年的感觉，可当年的感觉早就被时间冲得一干二净了。你记忆里的那些人，其实早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一群顶着同样名字的陌生人。他们的脸变了，声音变了，性格变了，连笑容都变了。你面对他们的时候，就像面对一面面镜子，你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自己的衰老，从他们嘴里听到的是自己的遗憾。而这种衰老和遗憾，是你每天在公园里打太极拳、在菜市场买菜时不愿意去面对的。

清晨五点，我从床上坐起来，浑身酸痛像是被谁打了一顿。手机屏幕上还是同学群的消息，有一条是凌晨三点发的，老李说他回家以后睡不着，翻出了当年的毕业照看了很久。他说照片上有好几个人已经不在了，他一个一个数过去，数到最后眼泪就下来了。下面没有人回复，大概所有人都还在睡梦中。我拿着手机，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想写点什么，打了几行字又删掉了，最后只发了一个握手的表情。那个表情代表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也许代表歉意，也许代表理解，也许只是代表一种无能为力的关心。

这件事过后，我悄悄地把群主转给了另一个同学，自己默默退了群。退群的时候系统弹出一个提示框，问我确定要退出吗，我盯着那个提示框看了很久，最后点了确定。屏幕一闪，那个热闹了大半个月的群就这样从我的聊天列表里消失了。退群之后，我的手机一下子安静了，安静得让我有点不适应，但也安静得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给当年坐在我前面的小胖的儿子打了个电话，想去小胖的坟上看看。他儿子在电话里很客气，说周叔您有心了，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说周叔，我爸生前总提起你们，说你们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手机，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我老伴从厨房探出头来，看我一个人坐那儿发呆，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明白了，人到六十岁以后，千万别轻易组织同学聚会。你聚的不是情谊，是一群被岁月碾得面目全非的人，在饭桌上互相确认彼此的不堪。有些美好，就该原封不动地留在记忆里。比如那个夏天，那片操场，那排老教室，那个站在篮球架下面扎着马尾辫的姑娘，那个在黑板上写粉笔字的少年，那个在课间偷偷往你书包里塞零食的同桌。你翻出来一看，全都走了样了。

不过你要是问我后不后悔，我会说不后悔。遗憾归遗憾，这场聚会还是有一个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瞬间。那个瞬间不是饭桌上觥筹交错的热闹，也不是谁吹嘘自己功成名就的得意。那个瞬间发生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赵老师忽然颤巍巍地举起杯子，含含混混地说了句，同学们，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你们这个班。那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了，安静得连墙上挂钟的走针声都听得一清二楚。赵老师已经八十五岁了，嘴角歪斜，说话含混不清，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亮的，像极了五十年前站在讲台上的那个赵老师。

不管走了多远，不管变成什么样子，在那个瞬间，我们终于又成了他的学生。而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