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审查、谎言与不信任：一部新出版的历史著作揭示了宣传人员、丘吉尔和媒体如何未能让公众相信英国的军事实力，反而让国家陷入了错误信息的迷雾。
士气始终是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让民众保持振作，避免恐慌和绝望，政府选择隐瞒严酷的事实。真实的惨状被掩盖，“笼罩在高度保密之中”。
例如，敦刻尔克并未被报道为一次屈辱的撤退，而是被描述为“凭借勇气、完美的纪律和无可挑剔的服务实现的奇迹般解救”。丘吉尔“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的演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英雄主义的解读，尽管那场行动几乎意味着英国陆军被摧毁。这一切的策划核心，是信息部——英国宣传机器的总部。乔治·奥威尔后来在《一九八四》中将其描绘为“真理部”。
尽管听起来有些阴森，但当时的另一面也不容忽视。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喜剧中，例如有1600万听众的《又是那个人》，官方机构和官僚体系常被带着善意地嘲讽，信息部被戏称为“烦扰与谜团部”，其中的人物则叫“短缺爵士”和“下巴带上校”。
这些宣传起了作用。锅碗瓢盆，甚至打蛋器，都被收集起来熔化，用于制造“喷火”和“飓风”战斗机，仿佛这是一场带着几分轻松意味的全民行动。张伯伦可能还在往返慕尼黑，与元首会谈，但英国国内的气氛却颇为强硬，对绥靖政策支持有限。公众赞成征兵。地方防卫志愿军，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老爸军团”，这个“效率不断提高的军事力量”，吸引了50万名志愿者。
早在正式宣战前一年，人们就已开始配发防毒面具。防空部队和海岸防御部队进入动员状态，舰队也已部署。英国皇家空军取消休假。公园里挖起了战壕。儿童疏散计划也已制定。
战争爆发后，为了延续这种带有伊灵喜剧色彩的英国形象，相关报道变得含糊而误导。伤亡者姓名以及确切死亡人数不得公布。英国广播公司播放唱片，而不是告诉公众，在“闪电战”的头三个星期里已有5730人死亡。“结果就是，一种经过净化的闪电战图景，几乎无法说服那些亲眼见过残酷现实的人。”
按照丘吉尔的命令，信息部不希望公众知道那些“令人痛苦的细节”。有关英国舰船受损的消息被禁止发布，德国潜艇破坏英国粮食供应线的成功也不得报道。航空母舰遭鱼雷袭击的消息同样不能公开。官方吹风则“始终不懈地保持乐观”。德国空军的损失被大幅夸大。
巴黎即将被占领时，“人们对局势一无所知”，也就是不知道英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侵的目标。这种做法带有明显的居高临下意味。建制派和掌权者认定，普通公众“完全无法承受真正局势带来的震惊”。
大规模暴行没有得到报道，理由是有关暴行的消息来自“无法立即核实的来源”。关于集中营的传闻，官方则斥为“言过其实，甚至是捏造”。直到理查德·丁布尔比在贝尔森集中营对着英国广播公司的麦克风播报时几近落泪，情况才真正震动公众。“我在昏暗中一步步跨过一具又一具尸体。”
但即便如此，电影院新闻片和报纸上仍在讲述另一种故事。比如遭轰炸的斯旺西“依然昂首挺胸，能够承受打击”。即便房屋被直接命中，也被写成重新振作的理由：“妻子们在厨房废墟中，仍设法给丈夫做饭。”
作为“女子农业队”成员的现实生活，也从来不像征募海报上的阳光画面那样。配给制意味着真正的艰难困苦，但“为胜利而耕种”运动却让一切看上去像是人人都在兴高采烈地收获自家种的土豆和胡萝卜。不过，自留地的数量确实从1939年的815000块增加到1943年的1400000块。
起初，这本书的书名被误看成了《脓毒之岛》。它原本是在借用莎士比亚“王权之岛”的说法，当时却被看成了一本写感染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确实如此：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全面审查时，真相会被污染，政治共同体也会因此发炎。但同样重要的是，政府的宣传和审查体系，是以服务战争努力为目的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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