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发声！王利明谈民法典总则编

作者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

研习民法必须把握《民法典》总则编的地位

“总则编的设置，是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它肇始于德国18世纪普通法对6世纪优士丁尼编撰的《学说汇纂》的体系整理。事实上，早在18世纪，德国注释法学家在对《学说汇纂》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就已经提出了总则的理论构想。1807年，德国学者海瑟第一次在其所出版的《用以讲授学说汇纂课程的普通民法体系大纲》中采用民法总则体例。这一创新为后世民法教科书所模仿。在19世纪，其已经作为民法教科书的经典体例而存在。第一次采用该体例的立法是1863年的《萨克森王国民法典》，其第一编即为“总则”。最终完成总则体系构建的是德国学者萨维尼，他从法律关系的共同因素出发，从各种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抽象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范，初步构建了民法总则的体系。该学说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形成了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五编制结构，并对后世民法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国《民法典》设立了独立的总则编。民法总则是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式所确立的民法的一般性规则，它是民法典中最基础、最通用、最抽象的部分，不仅可以适用于民法典分则各编，也可以普遍适用于各部民商事单行法律。总则可被称为民法典的总纲，纲举目张，整个民法典乃至整个民事立法在总则编的统率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研习民法必须把握总则编作为《民法典》的总纲的地位，理由在于：

第一，总则编确立了《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准确理解、解释适用《民法典》乃至整个民事立法的根基。总则编包含“民法典所赖以立足的抽象原则的阐述”，是对《民法典》分则各编全部内容的抽象和概括。《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和解释适用《民法典》具体规则的基本依循，总则编对《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作出规定，为《民法典》分则各编的解释、适用提供了基本的依据。这也是总则编发挥《民法典》总纲之作用的重要制度支撑。

第二，总则编确立了《民法典》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制度。 萨维尼从法律关系的共同因素出发，从各种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抽象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范，形成了民法总则，包括权利能力、权利客体、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等概念及制度。总则将民事权利的主体、客体，民事权利的内容、行使、变动、保护等一般规则提炼和抽象出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则体系。这些基本概念、范畴和制度构筑了民事立法的四梁八柱。

第三，总则编构建了民法典的价值体系。 总则编在民事法律行为、代理等制度中均确立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民法之所以被称为私法，是因为其奉行私法自治的理念。除私法自治外，总则编同时注重人文关怀价值，把“关心人、培养人、发展人、使人之为人”作为民法典的重要使命，强化了对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维护。“维护人性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追求是指引权利秩序建构的基石。”《民法典》总则编所秉持的价值虽然具有多元性，但各项价值之间是融贯的，且各项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层次性，例如，就人格尊严价值与私法自治价值的关系而言，保护人格尊严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前提，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人格尊严。

第四，总则编构建了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 民法典是权利法，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民事权利体系是在总则编中构建的。与《德国民法典》以法律行为为中心构建总则体系不同，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将民事权利作为外在体系构建的主线，总则编实际上就是对民事权利主体、客体，民事权利的内容、行使、保护等共同规则的提炼。民事主体其实就是权利主体，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权利发生变动的原因，代理制度发生于权利行使的过程中，时效则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限制。总则编第五章专门规定了民事权利体系，并保持了《民法通则》以来民事权利体系的开放性。同时，总则编第五章在列举各项民事权益时，还构建了民事权益位阶。可见，民事权利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民法典》总则编的始终。由此既增强了《民法典》的科学性和内在逻辑性，也更加全面地展现了《民法典》的权利法性质。

第五，总则编构建了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 在民事权利遭受侵害后，如果缺乏有效的救济方式，则民事权利的功能也将难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救济则无权利”。《民法典》作为权利法，其基本从正面对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民事权利作出了规定，实现了对各项民事权利的确认，还从民事责任的角度对民事权利遭受侵害后的救济规则作出了系统规定，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等民事责任的共性规则加以提炼，形成了民事责任的具体类型、承担方式等内容，构建了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

第六，总则编为民商合一奠定了基础。 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基本特征就是发挥《民法典》作为民商事基本法的作用。在民法典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事特别法。正是因为民法典的颁布，特别是总则编的设置，这些商事特别法与《民法典》构成了有机的整体。换言之，民商合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不能在《民法典》之外制定单独的商法典，而应当适用民法总则。当然，如果有关的商事单行法对《民法典》的规则作出了细化规定，则应当适用该细化规定，否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典》总则编的设置，也奠定了民商合一的基础。

二、

研习民法必须从《民法典》总则编着手

研习民法，始于总则，首先是由总则编在《民法典》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总则编作为民法典的奠基部分，统领整个民商事立法，因而构成《民法典》中最基础、最通用，同时也是最抽象的部分。如果说《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法律，那么总则编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具有“压舱石”的作用，因而全面深入理解、把握好博大精深的《民法典》，必须从总则编着手。只有从总则编开始研习《民法典》，才能把握《民法典》的精髓。理由如下：

一是有助于深刻领悟民法的基本概念、范畴。 学习民法不是简单地背诵条文，而应注重对法律概念、法律条文和法律原则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在理解每一个法条的含义时，应当准确把握其所涉及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把握法律概念不准确，思路混乱，则很难准确理解、适用法律条文及其背后的法律规则。民法总则确定了民法的基本概念，如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等，研习民法应当注重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学习和掌握。

二是有助于整体把握民法的体系框架。 梅利曼指出，“民法典‘科学化’的程度，决定着在实体法、一般法理以及关于民法总则或一般原理课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和原则统一的程度”。总则编的设置增强了《民法典》的体系性。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各项制度和规范的高度抽象与概括，是无数民法学者经分析研究后“提取公因式”的产物，而《民法典》的分则各编则是总则编中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展开。因此，研习总则能够有效地掌握民法的体系，从宏观上把握民法的全貌。应当把《民法典》看作是逻辑严谨的有机整体，注重把握总则和分则、原则和规则、一般规则和特别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完全法条和不完全法条、引致条款和被引致条款等准确适用法律。总则编的特点在于体系性，如果缺乏体系化的研究方式，观察者的视野可能局限于某一个部门法或某一个制度。这可能导致观察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无法理解该问题在民法中的真正性质。

三是有助于把握民法的价值体系。 总则编的设置实现了《民法典》价值的融贯性。总则编借助抽象的原则和具体的制度，为民事主体提供了广泛的私法自治空间，并充分弘扬了人文关怀的精神。总则编在多项制度和规则中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第1条开宗明义地宣告，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法目的。《民法典》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并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基本原则。这些规定都强化了全社会诚实守信、崇法尚德、互助互爱、和谐和睦的优良风气。除上述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外，总则编中关于主体平等的规定、关于意思自治的规定等也弘扬了民法的平等、自由等精神。

四是有助于把握民法的方法，培养和训练良好的法律思维方法。 总则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基础上构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制度。研习总则就是要把握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并把它运用到分析纷繁复杂的民事案件。熟练掌握这一方法就可以拨云开雾，不会陷入事实的迷宫。此外，总分结构形成了从一般到个别的系统构建，符合人类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模式，也是逻辑的演绎方法。总则编采用了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方法，符合人类思维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式思维方式。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法律人归纳演绎、抽象思考的能力。同时，它也便于运用演绎式教学方法，从一般到具体，循序渐进地传授民法知识。

五是有助于准确解释法律、弥补法律漏洞，促进民法的发展。 总则编提供了法律解释的方法，为准确把握《民法典》的具体规定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在《民法典》分则各编以及单行法没有就相关问题作出规定时，可能需要援引总则编的一般规定。当存在法律漏洞时，更需要通过运用民法基本原则等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法的发展。

三、

研习民法必须把握《民法典》的总分结构

民法博大精深，内容丰富。 学习民法，系统、准确地掌握和理解民法典以及其他重要的民商事法律，必须把握民法典的总分结构。 所谓总分结构，是指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区分共通性规则与特殊规则，将共通性规则集中起来作为总则或一般规定，将特殊规则集中起来作为分则或作为特别规则加以规定。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总分结构采取先一般后特殊的编纂方式，将一般性的规定即总则置于各编之首，同时将一般性的规定置于具体性规定之前。这就使法律规则富有逻辑性，可以根据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逻辑上的演绎和推理，从而使法典的解释成为一种科学。

民法总则通常是民法典的第一编，它与民法分则一起，构成了民法典的“总则＋分则”结构模式。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中的一般性内容进行提取、抽象和汇总后所形成的一编，它是近代民法私权一般理论的“容器”。在分则不存在特殊、例外规定时，民法总则中的一般性内容对分则也具有适用效力。把握总分结构应当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民法典》内部的总分结构。 一方面，研习总则需要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掌握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时效和民事责任，并且能够熟练地将这些共性、抽象的规则运用到分则中，从而准确地理解解释《民法典》分则各编的规定。另一方面，总则的学习必须要与分则结合起来。仅了解总则的制度，可能不会举一反三，只知抽象概念而不知如何运用。而分则是对总则的具体化，因此，在总则的学习中，要注意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协调性、统一性，保持“目光在总分之间反复流转”。总分结构符合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符合认识论的一般理论的。但是，总则的规定大多比较原则和抽象，缺乏具体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而抽象化的规定如果脱离了实际的社会生活，可能会成为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空中楼阁”。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曾言，无论先一般后特殊的规范原则多么简单明了，民法典总则都增加了其在适用上的困难。《德国民法典》作为一部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的法典，并不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理解。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民法总则必须要结合《民法典》的各项具体制度，认真研习，才能准确地把握民法的真谛。

二是《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总分结构。 《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形成总分结构关系，在立法技术上而言十分科学合理，而且能够防止出现法律规定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由于《民法典》体系构建不仅要从《民法典》的内部着手，而且应该考虑《民法典》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所以应注意协调好《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总分结构的构建，增强了《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体系性，形成了典内规则与典外规则的有效衔接，民商法部门可被视为一个在《民法典》总则编统率下由众多的民商事单行法律所组成的统一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民商合一理念实现。例如，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是公司法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在公司领域发生相关争议时，就必须适用公司法的特别规定，但是在公司法没有特别规定时，要适用《民法典》总则编的法人制度。民商合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以《民法典》总则编统率各部民商事单行法律。

民法学知识博大精深、体系严谨。任何知识的学习都要掌握入门的钥匙，总则编规定的基本原则、概念、范畴和体系，就是学习民法的钥匙。研习民法，应当始于总则。

来源：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仲裁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