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银座中央通的宝格丽专卖店里，冷气开得很足，空气中弥漫着高级香氛和特调咖啡混合的味道。店员戴着白手套，将那个铺着黑色天鹅绒的托盘推到我们面前。托盘正中央，一枚3克拉的钻戒在顶灯的照射下，折射出令人目眩的光芒。
林伟坐在我旁边，他今年四十岁，是一家跨国贸易公司的总裁。此时，他的目光没有落在那枚足以买下东京郊区一套公寓的钻戒上，而是紧紧盯着我的脸上，他在等我的反应。
我恰到好处地微微睁大眼睛，眼眶适时地泛起一层薄薄的水汽，然后用双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惊呼，只用那种带着三分惊喜、七分难以置信的眼神回望他。
林伟笑了，那是一个成熟男人在掌控一切后露出的满意笑容。他转头对店员递出了一张黑色的信用卡。
结账的过程并不顺利，店员抱歉地走过来，用极其恭敬的日语小声说，因为金额过大，触发了银行的风控，卡片限额了。林伟的脸色瞬间有些难看，他强压着烦躁，掏出手机给国内的银行客服打电话。折腾了将近二十分钟，他又拿出另外两张卡，凑在一起，终于刷过了那笔巨款。
看着他因为急切而微微冒汗的额头，我递过去一张纸巾，声音轻柔地说，其实不用买这么贵的，只要是你送的，哪怕是素圈我也喜欢。
他握住我的手，有些用力，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说别人有的，我的女人也必须有。
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乖巧地点了点头。在那一刻，我的心里出奇地平静，平静得像是一潭死水。那枚沉甸甸的钻戒套进我的无名指，冰凉的触感透过皮肤传导进血液里，却没能激起一丝一毫的波澜。
盯着钻石耀眼的切割面，我的思绪突然不受控制地飘回了五年前。那时候我22岁，第一次踏上东京的土地。
那年秋天，我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走出成田机场。来日本的理由很不光彩，国内家里破产，父亲躲债跑路，留下一堆烂摊子。我退了学，拿着东拼西凑的钱办了语言学校的签证，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在这座号称遍地黄金的城市里活下去，把钱寄回国填窟窿。
不懂日语，没有熟人，我只能在池袋租下一间不到六平米、连窗户都没有的地下室。房间里常年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墙壁上渗着水珠。
带来的钱在交了房租和买完日用品后所剩无几，后来我开始在居酒屋洗盘子，在便利店上夜班，但微薄的时薪根本无法应对东京高昂的物价和国内催债的电话。
最穷的时候，我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白水煮挂面。有一次下夜班，路过一家便利店，看到收银员正在把过期的便当扔进垃圾袋。那种强烈的饥饿感像一只手，死死地揪住我的胃。我站在玻璃窗外，盯着那个装满食物的塑料袋，咽着酸水。
我甚至产生过等店员扔完垃圾后，去翻垃圾桶的念头。最后仅存的一丝自尊心让我逃离了那里。回到地下室，我躺在潮湿的被褥上，饿得睡不着，胃里一阵阵地绞痛，痛到在床上蜷缩成一团，咬着被角无声地流泪。
房东来催租的那天，外面下着大雨。她站在门口，用生硬的中文说，如果明天再交不上房租，就把我的行李扔到街上。
那天晚上，我涂上了廉价的口红，穿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裙子，坐上了开往新宿的电车。歌舞伎町的霓虹灯在雨水的倒影下显得光怪陆离，街上到处是撑着透明雨伞、形色匆匆的人。我走进了一家招募陪酒女孩的中介所。
接待我的是个化着浓妆的中年女人，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毫不掩饰眼里的轻蔑，说我的日语太差，长得也就勉强算清秀，只能去最底层的店。
那家店在地下二层，空气里混杂着劣质香水、烟草和呕吐物的味道。我第一天上班，连酒杯都不会拿，那天一个喝醉的日本老头把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