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李舒：布鲁日沉睡的上海人

圣安德鲁修道院

公交车出了布鲁日，房子渐渐少了，路牌出现了：Zevenkerken。荷兰语，字面意思是“七个教堂”。我要寻找的正是此地的圣安德鲁修道院。我们下了车，先走过一片田，再走一条长路。树种在两边，树冠在头顶合起来。尽头是一片红砖房子。道两侧是高大的梧桐，树冠在顶部相合，漫洒着五月早晨的光。一整条绿色的廊道，尽头才是修道院的砖楼。门房来应门，我说明来意，他让我在外面稍候。不多久，Leon出现了。他体形微微发福，头发花白，说着一口带着浓重荷兰语腔的英语，表情友善。他陪了我们一个上午。走进院子时，他问我：“你从他的家乡来？”“是的，上海。”

我来这里，是为一个中国人。他死在这里，也葬在这里，七十七年了。

陆徵祥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一个场景，无数观众记得：1919年6月28日，巴黎凡尔赛宫镜厅，签约典礼正在进行，中国的两个席位却空无一人。中国是战胜国，却像战败国一样被对待，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被和约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这个故事的英雄，是顾维钧，那个在十人会上舌战群雄、慷慨陈词的年轻外交官，那个后来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人。

但我注意到了另一个名字：陆徵祥。顾维钧负责交涉，陆徵祥负责最后的担待。到了时间，总要有人决定去，或者不去。他们没有去。中国代表团在致北京政府的电报里说：“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后来人把这句话简化为“弱国无外交”，也常将它与陆徵祥联系在一起。最后空了两个座位。座位是大家一起空下来的。只是陆徵祥是团长。此后很多年，顾维钧被人记住，陆徵祥渐渐少有人提。我来布鲁日，只是想看看，这个人后来怎样了。陆徵祥1871年6月12日生于上海，十岁开蒙，靠着一股劲儿通过了上海广方言馆的入学考试，后来进了京师同文馆，学法文，最后被许景澄挑中带到圣彼得堡使馆，从四等翻译官做起。许景澄是他命运中最重要的人。他称许氏为“先师”，称之为“第二父亲”。

26岁时的陆徵祥

1899年，陆徵祥在圣彼得堡的一次舞会上，认识了比利时名媛培德。她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外甥女，祖父与父亲都是比利时将军，比陆徵祥年长整整十五岁零九个月，这个年龄差，陆徵祥生前始终对外隐瞒，对外宣称夫人比他小一岁。许景澄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外交官不宜娶外国太太，这是基本的规矩。但他最后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了。婚后，两人相伴三十年，无子女。1922年，培德的健康每况愈下，陆徵祥以出使瑞士为名，将她带到欧洲就医。1926年4月1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1927年，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近郊的圣安德鲁修道院。1949年1月15日，陆徵祥在布鲁日逝世。

Leon带着我穿过院子，走向墓地。修道院的墓地分为两部分：一片草坪和一座砖砌的哥特式小亭。Leon告诉我，草坪上的名字是普通人，名字刻在墙上的小方形石牌上，一排一排，整整齐齐；而那座亭子，是为先贤们保留的。亭子是红砖建的，哥特式拱门，朴素，不大。里面是几块嵌入地面的石板，中央放着一个石棺形的墓台，上面有人放了几束花，色彩鲜艳，在阴影里亮着。阳光从亭子外面照进来，在一块石板上落下了斜影。我蹲下去，借着光辨认文字。那是拉丁文，刻得很深，我认出了“LOU·TSENG·TSIANG”，这是陆徵祥的名字，用的是他自己坚持的拼法。

修道院的墓地

我在墓前站了将近半个小时。太阳很好，树上有鸟叫。离开墓地前，Leon说了一句话：“因为你是从上海来的，我必须再让你看一样东西。”他带我走进一个房间，打开了一个深色木质的大橱柜。抽屉里，叠放着一件红色的袍子。展开来，刺绣的边缘浮现出来：云纹、仙鹤、器物，纹路浓郁，色彩热烈，一眼就是中国手艺。Leon说，据说这件袍子的绣工用了孔雀羽毛。他说：“这应该是他在中国请人绣的，绣工非常好，非常中国。”然后他又打开了另一件，那件铺展开来，是象牙白的底子，遍布精细的苏绣：凤凰、牡丹、祥云、仙鹤，贯穿中央的是一道孔雀蓝色的宽带，金线穿梭其中，做工极其讲究，几乎是我见过的最精美的中国刺绣之一。这件衣物，是从中国带过来的。他离开中国是在1922年，为了陪生病的妻子赴欧就医，此后再也没有回去。那一年，他带走了什么？一个一心要回国的人，他走的时候把什么装进了行李？

Leon平常不拿出这些东西给人看。但是，他说，因为你来自上海。上海，是陆徵祥出生的地方。他少年时就离开了，此后一生在俄国、比利时、北京、巴黎之间漂流，从未在上海停留。那个城市，对他来说或许已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在Leon的心里，上海就是陆徵祥。上海来的人，理应看见这件衣服。

也只能这样了。这算不算见过故人？

原标题：《夜读｜李舒：布鲁日沉睡的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