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2018年秋天的一个阴雨午后，我正蹲在汽修厂满是机油味的车间里，就着一把老式套筒扳手拆卸一辆旧皮卡的底盘悬挂。雨水顺着卷帘门的铁槽往下淌，发出沉闷的声响。学徒小刘在门边喊了我一声，说外头有人找，站了挺长时间了。
我用挂在脖子上的粗纱布擦了擦黑乎乎的手，直起有些僵硬的腰走出去。
汽修厂外面的水泥坪上，雨雾蒙蒙。一个穿着深蓝色旧风衣的女人撑着一把褪色的折叠伞，旁边跟着两个高高瘦瘦的年轻男孩。两个男孩理着寸头，背着洗得发白的双肩包，双手插在洗得发紧的牛仔裤兜里，眼神里带着底层少年特有的戒备与生硬。
女人见我走出来，把雨伞微微往上抬了抬。她眼角堆着深刻的细纹，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朴素的髻，几缕被雨水打湿的碎发贴在苍白的脸颊上。
“周卫。”她开口叫我的名字，声音有些发干，但尾音里带着一种我极熟悉的、软糯的南方口音。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猛地炸开，尘封了整整二十年的记忆，被这一声呼唤硬生生撕扯出一道光亮。
“娟子？”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喉咙有些发紧。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随之舒展，眼眶却瞬间红了一圈。那一瞬间，汽修厂里空压机的轰鸣声、外头的落雨声，似乎全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想起了1998年那个同样潮湿多雨的夏天，想起了那间只有十二平米、用碎花布帘隔开的狭窄阁楼，还有那个在浓烈劣质香水味背后，小心翼翼活着、笑起来眼角带着倔强的二十二岁的林娟。
1998年的夏天，全国都在经历着某种剧烈的变动，下岗潮席卷了整个老工业区，长江流域还发着百年不遇的大水。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刚从倒闭的棉纺机械厂出来，父母早逝，手里除了一套修车修机器的旧工具和几十块钱遣散费，什么都没有。
为了省钱，我在城北的老红砖筒子楼顶层租了一间半阁楼。所谓的半间，是因为房东用一层薄薄的布帘把一个大单间硬生生隔成了两半。隔音极差，隔壁翻个身、打个喷嚏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隔壁当时住的是林娟。
我搬进去的第一天晚上，就闻到了那股味道。那不是普通过日子的女人身上的肥皂味，而是一种浓郁、甜腻，甚至有些刺鼻的劣质茉莉香水味，混杂着淡淡的廉价香烟和啤酒气味。凌晨两点多，走廊的木楼梯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高跟鞋的声音尖锐而疲惫。
接着是钥匙开锁的声音，隔壁亮起了昏黄的灯光。我透过布帘接缝处的缝隙，能隐约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卸下包，踢掉高跟鞋，随后是一阵长时间的、压抑的咳嗽声。
几天后我才知道，她在离筒子楼两条街外的“银河歌舞厅”当伴舞，也就是人们背地里指指点点的“舞女”。那年头，歌舞厅是个鱼龙混杂的泥潭，去那里的男人揣着各怀鬼胎的心思，在那谋生的女人也背负着洗不清的污名。
就这样，在1998年那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天，我和一个舞女，同居在了一扇布帘的两侧。由于我们有着截然相反的作息，同居的那三个月，日子平淡得甚至有些琐碎。
早晨六点我出门去汽修摊时，她正睡得沉，房间里只有轻微均匀的呼吸声；晚上十一点我一身臭汗、满手油污地回来，她正坐在梳妆台前，借着昏黄的台灯画眼线，准备出门去歌舞厅上班，我们会在这短暂的交错时间里打个照面。
我用铝锅煮挂面时，会多放一把面条、切两片青菜。她出门前就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把那碗面吃得精光，连汤都不剩。吃完后，她会从包里摸出几颗薄荷糖放在桌上，那是歌舞厅果盘里配的，她一颗都没舍得吃，全攒着带了回来。
她不在时，屋子里会残留着她身上的香水味，但渐渐地，那股味道不再让我觉得刺鼻，反而成了一种奇异的安心剂。我知道，帘子那边是一个同样为了活着而拼尽全力的灵魂。
有一次我修车被倒下的排气管烫伤了小腿，大面积起泡发炎，高烧不退，躺在床上起不来。那天夜里下暴雨，她凌晨两点半顶着大雨回来，浑身湿透，看到我烧得满脸通红、神志不清，吓得扔了包就往外跑。
半小时后，她带着诊所的老大夫冒雨爬上了五楼。她守在我床边，用冷毛巾整夜整夜地给我敷额头，用棉签沾着碘伏轻轻清理我溃烂的伤口。
天快亮的时候，我的烧退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她坐在床边的脚踏板上睡着了，眼圈黑青，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根退热贴。
帘子拉开着，晨光透过布满灰尘的气窗照在她脸上，那一刻，她身上没有半点歌舞厅里那种风尘气，只有一种近乎圣洁的温柔。
还有一次，她回来得很早，脸上带着一道清晰的巴掌印，头发散乱，身上的衣服被扯的几乎衣不蔽体。看到我回来后，她突然红着脸羞愧的低下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