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龙蛇•蔡孝乾其人其事（三十）：金玉良缘

辜金良生于嘉义县朴子镇。

辜父在朴子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辜家是小康之家。

父亲的爱国倾向，对辜金良影响很大。

辜金良抵制皇民教育，因当众指责台籍教师是“日本狗”，遭到毒打。

辜金良和父亲经常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农组）的活动，因此与农组朴子支部干部李天生熟识。

李天生从朴子公学校高等科退学后，进糖厂做临时工。

从糖厂辞职后，李天生在台南四处摆地摊，贩卖家用金属器具。

台湾三大农民领袖之一的侯朝宗也是朴子镇人。

侯朝宗后改名刘启光，在老特务谷正文的回忆录中，刘启光一再被谷正文和杨杨威胁、敲诈，过得提心吊胆。

农组成立后，侯朝宗在朴子组织读书会。

李天生参加读书会，加入农组后负责区域性的组织、教育、宣传工作。

辜金良经常从家中拿钱资助农组活动，因此和李天生成为好友。

在李天生的影响下，辜金良接触孙文学说，对发生在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心有向往。

九一八事变前，日台当局对台共及其外围组织实施严厉打击，台湾文化协会和农组先后被迫解散。

曾任农组中央常委、台湾文化协会议长的进步作家杨逵因为理念之争，另组台湾新文学社，创办《台湾新文学》。

此时，李天生生意越做越好，逐渐远离农运，转往高雄，全心经营日本陶瓷进口生意。

通过李天生介绍，辜金良和杨逵、叶陶夫妇相识。

辜金良读过杨逵的代表作，对杨逵非常敬仰。

杨逵接替李天生，成为辜金良的思想启蒙者。

辜金良对杨逵的事业大力资助，还和同乡好友许分一起到杂志社帮忙，做些校对之类的工作。

《台湾新文学》停刊后，辜金良回到家乡，一心顾店。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台当局在台岛大抓军伕。

辜金良是朴子著名反日分子，是充任军伕的优先对象。

辜金良在郡役所上班的同学赶紧前来报信。

辜金良设法偷渡前往东京，投奔开料理店的童年好友许分。

警察临检时，辜金良因无证件而被拘。

遣返回台后，为防被抓军伕，辜金良投奔不善经营的杨逵，后转往铁工厂做苦工。

有一天，铁工厂老板李天生在巡厂时见到辜金良。

李天生非常惊讶，埋怨辜金良怎么不去找他！

李天生转营收集废铁出口日本的生意，利润很丰厚，跻身于高雄成功商人前列，名下“巴”商会成为全台废铁生意之龙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废铁生意被当局垄断。

李天生决定结束废铁业务，转往祖国大陆。

李天生知道辜金良善于经营，问他有无兴趣去大陆负责“巴”商会南京分公司的业务。

辜金良从日本左派杂志中，了解到井冈山、延安和二五减租等名词，现有机会前往祖国大陆，何乐而不为！

来到南京后，辜金良借机潜往新四军皖北军区。

辜金良以极大热情关注着大陆的革命运动。

作为“台湾革命大同盟”的中坚力量，李伟光也在认真观察着辜金良。

台湾光复后，辜金良经台北市工委书记廖瑞发介绍入党。

张志忠考虑到辜金良很会做生意，派他负责经济工作。

再后来，组织决定：辜金良担任党（蔡孝乾）与上海同乡会李伟光之间的交通员。

辜金良利用商人身份，来往于基隆和上海之间，传递情报与指示。

1946年5月，李伟光收到长子李锡昭来信，说他在台北与洪某合伙经营永安行，以木材为主，兼做其他生意。因生意不好，洪某考虑转让股份。

李伟光通知儿子，由陈先生（蔡孝乾）出面与洪某洽谈退股事宜，决定张明显任董事长，李锡昭任总经理。

永安行成为台工委联络站，辜金良经常去永安行收取密件。

辜金良或说台工委的木材生意很不顺利。

他来到宜兰，预付订金旧台币十万元，向木材行购买缓货，盈利充为组织经费。

辜金良的木材还没拿到，对方却因为买空卖空而破产。

为查明订金下落，蔡孝乾亲自前往宜兰调查木材行倒闭原因，撰写报告后由辜金良转交给上海方面。

当年十月的某一天，辜金良刚从永安行出来，就被便衣特务上前逮捕。

辜金良身藏两封从上海寄到永安行转给蔡孝乾的组织密信。

走到西本愿寺情报处，辜金良假装肚子痛，请求上厕所。

没想到特务竟然答应了。

辜金良判断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

他将两封密信撕得粉碎，用马桶冲掉。

受审时，辜金良才知，特务抓他，是为查找许分的行踪。

台湾光复后，许分在嘉义中山路经营一阳书局，售卖进步书报。

通过辜金良介绍，蔡孝乾、张志忠都去过书店，虽未表明身份，大家互相心知肚明。

辜金良入党后与许分再无联系。

1947年2月27日晚，许分将入党自传交给张志忠。

次日，许分从收音机中得知台北发生二二八暴动的消息，随即跟随张志忠，全力组织嘉义地区的武装斗争工作。

也因此，许分成为特务追捕的重犯。

辜金良知道特务的意图后，心中很是安定。

历经三个多月调查后，“案情不清”的辜金良被移送军法处，又以“奸嫌”罪名移送大直劳动营管训。

台工委案件发生后，辜金良被牵出，被判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省保安司令部”判决书对辜金良罪状的描述是：辜犯于1937年参加叛乱组织，受张志忠领导，给与旧台币十万元充作资本，往来沪台经商，以盈利交张运用，嗣改由陈纯真（蔡孝乾）领导，命渠定购木材两千余石，尚未取货。

以上罪状，他人指证在先，辜金良是被迫供认。

他没有多说一字、多认一事。

对最紧要的交通员工作，辜金良坚不吐实。

辜金良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交通员。

事实证明，李伟光和蔡孝乾没有选错人，辜金良的捕后表现，让台工委躲过第一波足以灭顶的大风浪。

服刑期满后，辜金良被当局拖延关押两年，足足坐满十七年大牢。

1964年5月，辜金良从绿岛新生营获释，此时他已年近半百。

返乡路上，绿岛难友来接他，告诉他若在家乡不如意，就一起来高屏溪养鸭子。

暌违故乡多年，辜金良孓然一身，无牵无挂，遂应邀前往南部地区养鸭。

高屏溪三角洲地带，有一群养鸭维生的农户，因为赤贫，他们被迫接受蛋商的高利盘剥，养鸭只能求得最低限度的温饱，形同农奴。

1965年3月，历经新竹少年监狱、台北监狱、保安处、军法局、军人监狱、板桥生教所的十五年监禁岁月后，许金玉获释。

许金玉生于赤贫家庭，由养父母抚养大，后考上邮政局。

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教育，邮电工会开设国语补习班，由外省老师计梅真担任教师。

在计老师鼓励下，许金玉认真学习国语，开始接触工会运动。

经计梅真介绍，许金玉秘密入党。

邮电工会案发后，许金玉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1965年11月，经难友冯守娥、陈明忠夫妇介绍，年已45岁的许金玉和年过半百的辜金良结为苦命鸳鸯。

许金玉、辜金良夫妇

陈明忠是“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冯守娥因参加革命活动获刑十年，生前曾任‌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副会长。

辜金良告诉新婚妻子：要想让鸭农摆脱盘剥，唯一办法是自办加工厂。只要管理得当、品质搞好、生产符合消费者习惯，即使不靠剥削农民，也能办好企业。

辜金良的想法，得到许金玉的大力支持。

夫妇里俩决定不忘初心，做有良心的商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世界。

为促使蛋商善待鸭农，辜金良提议组织公会，遭到蛋商的众嘲：真是脑子有问题，世上还真有自断财路的人！

辜金良、许金玉勤俭劳作，经营浤良蛋行。

他们收购鸭蛋，制作皮蛋、咸蛋，靠诚信经营，销路非常好。

为打破民众对皮蛋含铅的顾虑，辜金良向专家请教，改进工艺。

1972年，浤良皮蛋被“卫生署检验局”评为全省品质第一名。

辜金良、许金玉将经商获利交给“统左派”投资经营，省下的、挣到的钱，用于救济难友和难属。

后来，辜金良、许金玉设立“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用于支持祖国统一运动，著名“统左派”作家蓝博洲任董事长。

辜金良、许金玉对蓝博洲观察达数年之久。

他们是蓝博洲讲座的热心听众，但一直婉拒蓝博洲的采访请求。

辜金良中风后，在难友建议下，决定接受蓝博洲的访谈：先做记录，留来适当时候发表。

辜金良告诉蓝博洲，在革命经历中，他养成绝不轻信任何人的工作态度，这是他一直婉拒采访的原因，希望能够谅解。

辜金良革命一生，九死而不悔。

革命生涯中的疏漏，往往伴有血淋淋的代价。

服刑时，辜金良等政治犯负有学习“反共大师”叶青所著反共书籍的任务。

他们灵机一动，通过叶青的有关共产主义的引文，学习红色祖国的相关理论。

有些难友考虑不周，专抄引文，不抄叶青的批判性文字。

被人告发后，三十多位难友因“不思悔改”，被改枪决。

叶青原名任卓宣，是著名中共叛徒，专长是理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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