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滨江酒店888包间，烟味混着酒气扑了满脸。
胡德海叼着烟，翘着二郎腿，正跟旁边一个穿灰中山装的男人吹嘘他今年赚了多少。
玻璃转盘上堆满残羹，我的茶杯被挤到桌角，没人管。
妻子郑秀珍弯腰替我赔笑：“他就是个打杂的，啥也不懂。”灰中山装的男人扫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没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门就在这时被推开了。
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快步进来，目光落在我身上，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双手端起了我的茶杯。
满屋子的笑声像被人一把掐住了。
妻子张着嘴，胡德海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
我没抬头，伸手接过那个男人递来的茶杯，轻轻说了句：“菜凉了，叫服务员热一热。”
01
那天晚上到家，我拿着钥匙拧了半天门锁，手有点僵。
冬天就这样，楼道里的风像刀子，割得人耳朵生疼。我推开门的瞬间，听见厨房里传来“啪”的一声脆响。是碗摔了。
妻子郑秀珍蹲在地上捡瓷片，围裙上沾着水渍。
她头也没抬，声音比外面北风还冷：“下班了？我还当你丢在路上了。”我换了鞋，想过去帮忙，她伸手挡了一下：“你别碰，扎着你手。”话是好话，语气不是。
我站在一旁，看她把碎瓷片归拢到簸箕里，动作利索得像做了几百次。
她站起身，背对着我说：“李秀云她老公，你记得不？胡德海。人家今年承包了个工地，光工人就养了七八十个，回来跟谁说话都笑呵呵的，见人先递烟。”我没接话。
她转过身，把菜端上桌，两菜一汤，还冒着热气。
“你呢？在高院上了十几年班，还是个窗口打杂的。上个月你那个同学升科长，上上个月咱隔壁老王儿子考上公务员了。就你。”她顿了顿，筷子往桌上一搁，“就你，跟个闷葫芦似的。”
我没反驳。我们结婚二十一年了，这样的话她说了二十一年。头几年我还争辩两句，后来就不争了。一来争不出结果，二来，我有我的苦衷。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她在旁边翻来覆去。
我假装睡着了。
等到她的呼吸声平稳下来，我轻轻坐起身，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旧法官证。
磨得发白，边角起了毛。
翻开，里面那张照片还是十几年前拍的，头发没白，眼睛里还有点光。
我看了几眼，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窗外路灯的光漏进来，把天花板照出一道窄窄的白。
郑秀珍翻了个身，含糊地说了一句：“李秀云请我们周末吃饭，你记得去。”我没应声，也没说那天是周五，她早上出门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开口。
我想，那顿饭，恐怕不是吃饭那么简单。
我当时还想，或许她只是说错了日子。但这个念头没撑过第二天上午。
02
次日上午，我在办公室看卷宗。赵永平敲门进来，手里夹着一份分案通知。
他是民一庭庭长，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老部下。
早年在基层法庭，他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我带着他跑过不少案子。
“苏院长。”他习惯这么喊，哪怕我说过很多遍了，在外面别这么叫。
“周五晚上有个饭局，不是什么大事，但想请您帮个忙。”他问我：“一个朋友开了个酒楼，想请几个领导过去坐坐，撑撑场子。”我说不去。
他也没坚持，放下文件就走了。
我翻开那份分案通知，目光停了几秒。
胡德海，男，48岁，建筑行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到省高院，已经分到民一庭了。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
妻子跟李秀云是几十年的闺蜜，关系好到穿一条裤子那种。
胡德海这个案子在中院输了，现在上诉到省高院，李秀云就凑上来了。
我心里清楚，这顿饭不是吃饭。
晚上回到家，桌上摆着一盘红烧鱼，一盘糖醋排骨，都是我爱吃的菜。
郑秀珍难得没穿围裙，换了一件新毛衣，头发也重新梳过了。
“你回来啦。”她说话的语气比平时温柔了不是一星半点，我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她居然帮我把拖鞋递到了脚边。
我看了她一眼，她躲开我的目光，转身往厨房走：“快去洗手，趁热吃。”吃饭的时候，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李秀云老公那个案子，其实挺冤的，对方偷工减料，最后反过来咬他们一口。”我夹了一块排骨，没搭茬。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说：“我就是跟你说说这个事，你懂个啥。”她自己先把后路堵了，好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我吃完最后一口饭，放下筷子说：“这个案子要是到了高院，你别掺和。”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一声：“你一个窗口打杂的，倒操心起法院的事了。”我拿了外套，说我去楼下走走。
走到楼下，我掏出手机给赵永平打了个电话：“胡德海那个案子，正式申请回避。你按程序走，别声张。”赵永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苏院长，您这是何苦呢？”我说：“他老婆跟我老婆是闺蜜，我不回避，将来说不清。”
挂了电话，我站在小区花坛边抽了半支烟。
烟在风里烧得很快，灰白的烟灰落在地上，被风卷走了。
我抬头看着六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郑秀珍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好像在收拾碗筷。
03
周五早上一到办公室，我就去了赵永平那。
他已经把回避申请的材料准备好了，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封口贴着密封条。
我签了字，把信封递还给他：“按程序走，别让任何人知道。”赵永平接过信封，迟疑了一下：“苏院长，那案子我已经跟合议庭说过了，他们知道怎么处理。”我点点头。
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在楼梯口站着停了几秒钟。
窗外的阳光打进来，把走廊照得明晃晃的。
我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忽然想起二十一年前的秋天。
那时候我还在基层法院，刚入职没两年，办过一起涉黑案。
案子不大，但牵涉的人不少。
那帮人被押进看守所之前，一个个地盯着我看，眼神跟刀子似的。
我记得最大那个，戴着手铐，冲我笑了笑，说了一句话：“法官，你有家吗？”那一晚我回到家，郑秀珍已经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女儿的婴儿床，看了整整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把法官证锁进了抽屉最底层。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跟妻子撒谎。
她问我工作咋样，我说窗口打杂，每天接待那些来办事的，累得很。
她问我工资多少，我说就那样，够花。
她信了。
她一直都信。
后来我调回省高院，从中级法院的庭长，一直做到副院长。
每一步她都不知道。
省高院的任命文件上印着我的名字，但郑秀珍不订报纸，也不看新闻。
她身边的那些朋友，也没有人会去翻省高院的人事任免信息。
就这么瞒了快二十年。
有时候我想告诉她，但每次话到嘴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戴手铐男人含笑的、冰冷的眼神。
我赌不起。
下午，郑秀珍请了半天假，拉着我去商场买衣服。
她挑了一件灰色夹克，标价四百八，我看了看价签，觉得贵。
她让服务员包起来，当着我面数了六张一百的，数完之后看我一眼说：“咱好不容易出去吃顿饭，你别给我丢人。”我从试衣间出来的时候，她上下打量了一遍，点了下头，没夸，也没损。
回家的公交车上，她把那件夹克叠好放在膝盖上，手一直摸着布料，像摸孩子一样。
她低声说：“李秀云说了，她老公人在省高院有关系，正好认识院里一个庭长。”我听着，没说话。
她以为我不信，又补了一句：“你别不信，叶老板认识的人多，他说能办成，就一定能办成。”她嘴里的叶老板，我后来才知道是谁。
车子摇摇晃晃地穿过三个站台。窗外的街景一点点往后撤，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
04
滨江酒店在城东，门口停着好几辆好车。我跟郑秀珍走进大厅的时候，她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服务员领我们上了三层，888包间。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烟味裹着酒气冲出来。
包间里已经坐了一桌人。
主位上坐着一个壮实的中年男人，黑红脸膛，脖子上挂着拇指粗的金链子，正端着酒杯跟旁边的人碰。
他见我们进来，目光在我身上过了一圈，点了点头，也没起身。
他旁边坐着一个穿灰中山装的男人，四十多岁，瘦，戴一副金丝眼镜，手腕上挂着一串沉香木珠子，正慢条斯理地剥花生。
李秀云迎上来，拉着郑秀珍的手往座位走：“可算来了，就等你们了。”她看了一眼我，笑着说：“苏哥，你坐那边。”那边是门口，加座，正好对着空调风口。
我点点头，坐下来。
桌上的茶壶离我最近，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叶已经泡得没味了。
胡德海那边推杯换盏，嗓门不小。
“今年还行吧，赚了个百把万。”他夹着一块大骨头，啃得嘴角冒油，“明年打算把隔壁市那个楼盘也包了。”桌上有人捧场，连声说胡老板发财。
他摆了摆手，一副不在意的样子，但声音更大了几分。
灰中山装的男人，就是叶国栋，一直没怎么说话，偶尔剥一颗花生，偶尔抿一口酒。
酒过三巡，胡德海把话题往案子上引：“叶老板，我那官司，你上回说帮我找人问问，有信儿没有？”叶国栋放下酒杯，慢悠悠地说：“急什么，这事得看机会，省高院那边的门路，不是说来就来的。”胡德海连连点头：“那是那是。”他瞥了我一眼，忽然起了劲儿，冲我扬了扬下巴：“苏哥，听说你在高院上班？窗口打杂的？”他咧嘴笑了一下，“那你也帮兄弟问问呗？你天天在那上班，总能碰上几个穿制服的。”桌上有人笑出了声。
我没有接话。
我能感觉到郑秀珍的眼光从桌对面投过来，带着窘迫和恳求，像是在说：“你别生气，忍一忍。”就在这时，叶国栋放下手里的花生，站起来说：“我去洗个手。”他出了包间，门在他身后轻轻带上。
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出去，场面就全变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只杯子。茶水凉透了。
05
叶国栋去了大约五分钟。
他回来的时候，脚步比出去时慢了一些。
他没有直接落座，而是站在包间门口，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就那一眼，我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的眼神变了，不像刚才那样带着居高临下的打量，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下。
他端起酒杯，向我这边举了举：“苏哥，敬你一杯，认识一下。”我端着茶杯回了一下。
他一仰脖喝干了，放下杯子的时候，目光在我身上又停留了几秒。
胡德海没注意到这些变化，还在那边大声催菜：“服务员，再加一份大闸蟹！快点的！”
叶国栋压低声音，靠过来问我：“苏哥，你认得省高院的赵永平赵庭长吗？”我端着茶杯的手没动，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听说过。”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没再问下去，但嘴角的肌肉绷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一件什么事。
十有八九，他在走廊里碰见了什么人，或者看见什么东西，让他起了疑心。
气氛微妙地变了。叶国栋不再像刚才那样对胡德海高谈阔论了，他反而时不时地把话头往我这边递：“苏哥以前在基层待过？”
“苏哥在高院哪个窗口？”我都含糊过去了。胡德海终于察觉到不对劲，看了看叶国栋，又看了看我，正要开口说什么。包间的门被推开了。
我坐在门口的位置，首先看见的是一双锃亮的黑色皮鞋，然后是深蓝色的制服裤子，再往上，是赵永平的脸。
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目光扫了一圈，最终定在我身上。
屋里的烟味似乎凝固了。
赵永平大步走到我面前，双手递上那份文件：“苏院长，调档函需要您签个字。打您电话没接，听说您在这边吃饭，我就送过来了。”他说得很平稳，声音也不大。
但每个字都像落在地上砸出一个坑。
胡德海的酒杯停在嘴边。
李秀云张着嘴，筷子悬在半空中。
叶国栋轻轻放下酒杯，整个人坐直了。
郑秀珍坐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整个包间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
大冬天，屋里暖气开得足，我的后背却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接过赵永平递来的笔，在调档函上签了名字。
我合上笔帽，把文件递还给他，然后站起来，拉起郑秀珍的手：“案子的事，我已经申请回避了。你们有什么诉求，按规定走程序。”
我没看任何人的表情，拉着郑秀珍往包间外走。
她被我拉着，整个人像踩着棉花一样，脚步踉跄了一下。
门在我身后关上的一瞬间，我听见里面“咣当”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碎了。
06
走廊里灯光昏黄，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踩在上面悄无声息。
郑秀珍一路没说话，任我拉着她穿过大厅，走出旋转门。
冷风迎面扑来，她打了个寒颤，脚步停了下来。
“你先告诉我。”她站在台阶上，声音发抖，“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松开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磨得发白的法官证，递过去。
她接过去，翻开，又合上，又翻开。
路灯的光很暗，她看了很久，字没看清，但那个国徽的标志，谁也认不错。
“省高院，副院长。”她把这几个字念出来，像含着一把沙子，“综合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她抬起头看我，眼眶里那层水光，说不清是什么，可能有这么多年的憋屈和委屈：“你当这些年，一个字都没露过。”
我没回答。
她抬起手，把法官证递回我面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我们回家说吧。”她站在台阶上不动，冷风灌进衣领，她没缩脖子，就站在那里看着我：“你怕什么？怕我到处张扬？”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秀珍，你还记得慧心小时候的事吗？那年她三岁，还不会数数。”她愣了一下：“什么？”我说：“有个案子，我办完第二天，就有人跟着慧心上了幼儿园的车。园长打电话到家里，问我们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她的脸一下子白了。
那年的事她记得，但不完全知道底细。
当时苏慧心才三岁，上幼儿园小班。
有一天老师打电话说，有个人在校门口转悠，问她家孩子是不是姓苏。
郑秀珍吓得不轻，打电话问我，我说可能是同事路过，让她别多想。
她没有多想。
她从来都没有多想。
“从那以后，”我看着她的眼睛，“我就不敢让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怕你知道得越多，越不安全。”她背过身去，肩膀抖了两下，不知道是冷还是别的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转回来说：“走吧。回家。”
车在夜色里过了三条街。她在副驾驶上一直攥着那本法官证，没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