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我是真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步田地。
省医大毕业，成绩年级前五，论文发过核心期刊。
实习的时候，科室主任都说了，让我毕业后直接留院。
结果呢？
政策一变，我被扔到这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
坐了三小时大巴，又换了一辆破面包车，在盘山路上颠了一个半小时。
那面包车的座椅都塌了，每过一个坑，我的脑袋就撞一次车顶，撞得我头晕眼花。
车子终于停了。
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往窗外一指：“到了。”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一块歪歪扭扭的牌子挂在铁门上：红星诊所。
那牌子锈得都快看不清字了，四个角都卷了边，风吹过来吱呀作响。
“姑娘，你确定是这儿？”司机探过身子看了我一眼，“这地方可偏僻得很，离镇上还得走四十分钟山路。”
我没理他，拖着行李箱下了车。
车门还没关好，司机就一脚油门跑了，灰土扬了我一身。
我站在门口，从里到外打量着这个破地方。
诊所大门是铁皮焊的，上面的绿漆掉了一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
门口堆着几袋水泥，上面压着几块砖头，看样子是准备修什么东西，但不知道放了多久。
院子不大，大概三十来平的样子。
水泥地面上长着几丛野草，墙角堆着几个破旧药箱，还有一辆生锈的自行车靠在墙边。
一溜平房，大概五六间的格局。正中间那间门开着，里面透出白炽灯的光。门口挂了块塑料牌子，写着三个字：诊疗室。
窗户玻璃蒙着一层灰，能隐约看到里面有人在走动。
我深吸一口气，拎着箱子走了进去。
诊室比外面看起来还要破。
一张老式的木头诊桌摆在正中间，桌面上的漆都磨掉了，露出一道道木头纹理。
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病历本、处方签、听诊器、血压计，还有半杯没喝完的茶。
墙角立着一个铁皮柜子，柜门关不严实，露出一截纱布。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有一根不亮了，另一根嗡嗡响着，时不时闪一下。
一个中年男人坐在诊桌后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截黝黑的手臂。
他正低头写着什么，握笔的姿势很用力，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我站在门口等了差不多一分钟，他愣是连头都没抬。
“咳。”我清了清嗓子。
“等着。”他头也不抬地丢了一句。
我忍着气，站在那儿又等了好一会儿。
他终于把笔放下，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一张黑脸膛，颧骨很高，下巴上冒着几根胡茬子。
四十出头的年纪，但看着比实际年龄老。
眼神很亮，像那种在山上跑了半辈子的人，看人的时候带着一股子警惕。
“你是沈晨曦？”他问。
“是我。您是张院长吧？”
“我姓郑，郑邦。”他站起来，“这儿的院长。”
他绕过诊桌，走到我面前。比我高了小半个头，站近了能闻到他身上一股子中药味。
“省医大毕业的？”
“嗯。”
“成绩怎么样？”
“年级前五。”
他点点头，表情没什么变化：“行，先放那儿吧。”
他指了指墙角的一把扫帚。
“把院子扫了。等会儿有病人来看病，你跟着学一学，摸摸这儿的情况。”
我心里一堵。
省医大临床专业毕业，我辛辛苦苦读了五年书，做了三年实习，发表过核心期刊。结果第一天报到，他让我扫地？
“张院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客气，“我来这儿是上班的，不是来当清洁工的。”
“我知道。”他又坐回椅子上，翻开一本病历，“但扫地也是上班的一部分。咱们这儿人少，活儿多，每个人都得搭把手。”
“那我舅舅……”
“你舅舅怎么了？”
“我舅舅李德明，省城三院的副院长。”我盯着他，“他应该跟您打过招呼了吧？”
郑邦翻病历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翻。
“打过。”
“那他应该也跟您说了，我就是来这儿过渡一段时间，等省城那边有了名额就走。”
“说了。”
“那您还让我扫地？”
“我说了，”他终于抬起头，眼神锐利起来，“扫地也是上班的一部分。你舅舅说得天花乱坠，那是他的事。到了我这儿，就得按我的规矩来。”
我心里那股邪火一下子窜了起来。
“张院长，”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您是长辈，我也不是不尊重您。但我觉得，用扫地来打发一个省医大的毕业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过分？”他笑了，那笑容带着一股子嘲讽，“你觉得你省医大毕业就了不起了？来，我给你看看。”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拍在桌子上。
我低头一看，是一张泛黄的毕业证。
上面写着：西阳医科大学。
“西阳医大你知道吗？”他问我，“全国排不上号，连省重点都不是。我当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我在这儿干了二十年，治过的病人比你们省医大一年的门诊量都多。”
他把毕业证收回去，看着我：“学历是敲门砖，不是通行证。到了这儿，你得用本事说话。”
那股火在我胸腔里左冲右突，烧得我嗓子发紧。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一字一顿地说：“张院长，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
他也盯着我，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
“你舅是李德明，”他说，“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了。但你听好了：别说你舅，今天你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在这儿待着。”
我气得浑身发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上不去下不来。
我咬着牙，一把抓起墙角的扫帚，走到院子里。
外面的太阳很大，晒得地面发白。
我把箱子撂在墙根底下，拎着扫帚在院子里胡乱扫着。灰尘扬起来，呛得我直咳嗽。水泥地上的野草根深得很，扫帚扫不动，我只能蹲下来用手拔。
拔草的时候，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掉下来。
我从小跟着舅舅长大。
三岁那年，我妈生病走了。我爸是个货车司机，常年不在家。后来他娶了后妈，有了新的家庭，我就成了那个多余的人。
舅舅把我接到他家里，供我吃供我穿，供我读书。他是省城三院的副院长，平时忙得脚不沾地，但只要我有事，他从来不耽误。
小时候发烧，他半夜从医院赶回来背我去急诊。
中考那天，他专门请了假，在校门口等了我一上午。
高考填志愿，他说：“读医吧，跟着舅舅，以后有人照应。”
我听了他的话，考上了省医大。
毕业那天他来接我，坐在观众席上，冲我竖大拇指。
他说：“珊珊，你放心，舅舅一定让你进三院。”
可现在呢？我被扔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我掏出手机，翻到舅舅的电话，按下拨号键。
嘟嘟嘟。
三声，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挂了电话，我蹲在那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哎，你是新来的医生？”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
我赶紧抬手抹了把脸，转过身去。
一个年轻女人站在诊室门口，穿着一件白大褂，手里端着一个保温杯，正冲我笑。她个子不高，圆脸，皮肤白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我叫萧雅洁，也是这儿的医生。”她走到我面前，“刚才听郑院长说来了新人，我就过来看看。”
她打量着我：“你叫沈晨曦吧？”
“郑院长跟我说过你。”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是省医大来的，成绩很好，就是脾气倔了点。”她笑了，“不用怕他，他那个人就那样。我刚来的时候也被他气得够呛，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嘴巴厉害，心不坏。”
“你来了多久了？”
“两年。”她喝了一口水，“比你早来两年。”
“两年？”我瞪大眼睛看着她，“你一个正规医学院毕业的，甘心在这儿待两年？”
“慢慢你就知道了。”她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走吧，我带你去宿舍看看。”
宿舍在诊所后面，要绕过一排平房，走到最里面。
那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院子里晾着几件白大褂，随风飘着。正对着的是三间平房，门上都掉了漆，露出底下的红砖。
“这是你住的。”萧雅洁推开最左边那间屋子的门。
一间十来平的屋子，水泥地面，墙壁刷了白灰，但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
一张木板床，上面铺了一张凉席。
一张旧书桌，桌面上刻着不少字，一看就是被人用了很多年的。
墙角立着一个衣柜，柜门关不严实。
天花板吊着一根日光灯管，嗡嗡响着，时不时闪一下。
“条件是差点儿，但住久了就习惯了。”萧雅洁走到窗户边，推了推，“窗户要关好，山里虫子多，晚上还有蚊子。”
我看着这间屋子，心里凉了半截。
我在省城租的房子虽然不大，但好歹是精装修的单间，有独立卫生间，有空调。相比之下，这里就跟贫民窟似的。
“萧姐，”我问她，“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她想了想，说：“刚来的时候，我也不想待。觉得这地方穷，破，什么都没有。但后来慢慢发现，其实这里挺需要人的。”
“需要人？”
“你看啊，”她指了指外面的山，“这方圆几十里，就咱们这一家诊所。附近的村民看病，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有些老人，一辈子都没出过山。咱们在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望。”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认真。
那眼神让我心里动了一下。
但我还是不懂。
“吃饭了吃饭了！”
院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大嗓门。
“走，吃饭去。”萧雅洁拉着我往外走。
食堂就是隔壁那间屋子。
一张旧方桌，几条塑料凳子。桌上摆着几碟菜：一盘炒青菜，一盘凉拌黄瓜，一盘红烧肉，一盆紫菜蛋花汤。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在盛饭，看到我进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新来的？”她问。
“嗯。沈医生。”
“我叫丁秀芳，这儿的护士长。”她把一碗饭放到我面前，“听说你是省医大的？”
“那可得好好干，”她笑着说，“别给学校丢脸。”
话是笑着说的，但那眼神可不算友善。
我接过碗，坐下来吃饭。
青菜炒得有点老了，黄瓜拌得太咸，红烧肉倒是做得不错，肥而不腻。我吃了一口，觉得肚子里总算暖和了一点。
“小沈，”丁秀芳又开口了，“你多大了？”
“二十五。”
“谈对象了没有？”
“没。”
“那正好，”她夹了一筷子青菜，“咱们这儿的小伙子，个个都是好样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
“不用了，谢谢。”
“别客气嘛，”她笑着说，“咱们这儿虽然偏僻，但该有的都有……”
“行了丁姐，”萧雅洁打断她，“人家才刚来，你别说这些。”
“我这不是关心她嘛，”丁秀芳撇撇嘴，“现在的年轻人呐，眼高手低，待了三天就想跑。上一个更夸张，一天没待满就跑了，连招呼都没打。”
她这话说得轻飘飘，但字字都扎在我心上。
我低头扒饭，没接话。
吃完饭，萧雅洁带我去熟悉诊所的环境。
诊室一共五间，最前面是挂号收费兼药房，中间是诊疗室，然后是输液室和观察室。最后面是两间病房，每间摆了两张病床。
“咱们这儿主要看什么病？”我问。
“什么病都看，”萧雅洁说，“感冒发烧、拉肚子、摔伤碰伤、慢性病。老年人多，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有时候也有急症，比如阑尾炎、胆囊炎、骨折这些。”
“那咱们能处理吗？”
“能处理一些，”她实话实说，“处理不了的，就往镇上或者县里送。”
“送到镇上是多远？”
“四十分钟车程。”
“卫生院？”
“对，镇卫生院。比咱们这儿条件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听得心里发沉。
下午没什么病人，郑邦让我坐在诊疗室里看病历。
那病历本摞起来有半人高，一本一本，都泛黄了，有的还被老鼠啃过。
我一本一本翻着。
大多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但也有不少重症：胃出血、急性胰腺炎、脑出血、心肌梗塞。
有些病历后面写着几个字：转院。
有些什么都没写，就那么断了。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那些病人没有撑到转院。
“吓着了？”
郑邦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
“没有。”我合上病历本。
“你见过死人没有？”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实习的时候见过。”
“那不一样，”他说，“在医院里，有各种各样的设备，有家属签字，有医保。在这儿，什么都没有。病人死在你面前，你能靠的只有这双手。”
他伸出自己的手给我看。
那双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里布满了老茧。
“这二十年，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不少人。”他说，“也有没抢回来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
但那双眼睛里，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郑院长，”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走？以你的资历，去县城，去市里，甚至去省城，都能找到好工作。”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转身走出诊疗室的时候，他丢下一句话：“有些问题，等你待久了，自然就懂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吱吱响的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外面有虫子在叫，一声接一声的。风吹过山林的沙沙声传进来，像是有人在叹气。
我翻了个身，摸出手机，给舅舅打电话。
这次他接了。
“珊珊，”舅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今天忙了一天，刚下班。你那边怎么样？”
“舅舅，”我声音有点哽咽，“我想回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