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铲平！那座用中国血泪浇筑的屈辱之塔，揭开它，就是揭开整个亚洲最惨痛的殖民伤疤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全世界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一组画面：一名年轻的日本运动员手持火炬，跑上一座灰色石塔的台阶，火焰在塔身下映出柔和的橙色光芒。解说员的画外音提到“和平”“人类友谊”“战后重建”。这段圣火传递的画面被反复播放，成为那届奥运会最具象征意义的镜头之一。

没有人告诉观众，那座塔的基座里，压着从中国长城、泰山、中山陵和南京明故宫撬下来的石头。也没有人提到，这座塔原来的名字叫“八纮一宇”塔，是天皇统治世界的纪念碑。

这座塔，是日本最成功的战后公关操作之一。它没有花一分钱，只用了一面写着“和平”的旗帜，就把一座侵略纪念碑变成了和平圣地。这个过程是怎么做到的，值得从头说起。

宫崎县在日本的地理位置并不突出，但在日本的神话叙事里，这里被认为是天孙降临之地，是神武天皇东征前秣马厉兵的圣域。一九四零年，是所谓“纪元二千六百年”——按照日本皇室编纂的《日本书纪》推算，神武天皇在公元前六六零年即位，到一九四零年正好两千六百年。这个时间节点被军国主义政权赋予了近乎宗教狂热的政治含义，全国范围内铺开了一大批纪念工程，八纮一宇塔是其中最核心的一件。

“八纮一宇”这个词出自《日本书纪》里神武天皇的诏书，字面意思是把四面八方都纳入同一间屋子。昭和前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把它提炼成一句政治口号，等同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另一种表述——天下万邦，皆为天皇臣属。把这样一个词刻在塔上，本就是对整个亚洲的公开宣言。

但塔的名号只是一半，另一半是塔基。三百七十二块石头从日本各占领地和殖民地汇集到宫崎。其中二百三十八块来自中国，每一块都不是随便敲下来的普通石料，而是精心挑选的象征物。长城砖、泰山石、中山陵栏板、明故宫的麒麟石刻，这些地点在中国文化里的位置不必多说——长城是国界的象征，泰山是帝王封禅的圣山，中山陵是近代共和的精神地标，明故宫是六百年王朝的都城根基。把它们的石头撬走，塞进一座天皇塔的底座里，就等于把被侵略民族的脊梁骨一根一根抽出来，摆成台阶。

这个过程不是民间行为，而是由日本陆军省直接介入、时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亲自过问的国家工程。板垣征四郎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是中国派遣军参谋长，他的名字和侵华战争密不可分。由他来为这座塔背书，本身就说明了这座塔的性质。它是一座有军方印章的侵略纪念碑。

参与挑选石材的军官中，有人对中国的风水学和厌胜之术下过很深的功夫。厌胜是一种古老的巫术信仰，认为可以通过镇压对方的象征物来压制其运势。长城、泰山、明故宫，在中国传统风水中都带有“龙脉”和“王气”的意涵。把这些地方的石头撬走，砌进天皇塔的基座，让塔身压在它们上面，在军国主义者的精神地图上，就等于把中国的“气数”踩在了脚下。这种操作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利品陈列，而是更深层的象征性征服。他们不仅要你的土地，还要你的魂魄。

南京明故宫的那块麒麟石是最具穿透力的一个例子。

麒麟在中国传统里是仁政和祥瑞的具象，明故宫作为明朝内宫所在地，这块石刻承载着六百年的王朝记忆。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万以上平民和被俘军人丧生。就在大屠杀之后不久，明故宫里响起了铁镐声。日军砸开石兽，撬走栏板，拆掉石刻，麒麟石在撬棍下被打断了头部，残缺的兽身被装上船，漂洋过海运到宫崎，砌进了八纮一宇塔的基座。

没有任何修复，断口裸露，残存的麒麟躯体被嵌在塔基正面的核心位置。今天如果蹲下来仔细看，能看到上半截是不完整的兽身纹样，下半截的“南京”两个字格外清晰。一只被砍掉头的麒麟，下面刻着南京。视觉上的冲击力不需要任何文字解释。它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从数据中拎出来，聚焦在一个可触摸的物件上。这是一座城市在被屠城之后，连石头都被撬走的具象。

塔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落成。正中央的石碑上，“八纮一宇”四个大字赫然在目。时任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都曾在这个时期参与相关国策制定。当年冬天，日本国内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把这座塔吹捧为“圣战纪念碑”“大东亚共荣的象征”。皇民化教育下的日本青少年被组织去参观朝拜，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塔在落成之时，身上没有任何遮掩。

转折点在一九四五年。

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按照占领当局的指令，日本国内大量带有军国主义象征意义的建筑被拆除或改建，武勋塔被推平，神社里的军国主义碑文被凿除，靖国神社也被要求政教分离。八纮一宇塔的逻辑归宿是显而易见的：它建于战时，由陆军省主导，铭刻着侵略口号，使用掠夺来的石材，象征天皇对全世界的统治野心。所有这些要素全部符合被拆除的标准。

但它没有被拆。原因很复杂，但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当地人把它藏进了一个语词的保险箱里。

盟军审查人员到达宫崎之前，当地官员和右翼团体已经抢先一步完成了“话术改造”。塔身上的“八纮一宇”四个字被用布遮盖起来，塔的通称从八纮一宇塔改为“平和之塔”，周边区域被命名为“平和台公园”。相关说明文字被重写了一遍，不再提帝国和天皇，只说“祈愿世界和平”。表面上的包装纸换得干干净净，战争纪念塔摇身变成了和平地标。

占领当局批准了这个说法。塔保住了，塔基那些掠来的石头原封未动。对盟军来说，宫崎只是一个偏远的小地方，一座塔的名字改了就改了，不值得为这个跟当地纠缠。对宫崎的右翼来说，这四个字只是暂时被遮起来，塔还在，基石还在，象征意义就还在。几十年后，遮盖布摘掉，“八纮一宇”又光明正大地出现在那里。

此后几十年，这座塔就以这种极其诡异的状态存在于日本社会的褶皱里。对绝大多数普通日本人来说，它是公园里的背景板、约会和赏樱的去处，旅游手册上的“和平之塔”。对右翼团体来说，它依然是八纮一宇塔，是“大东亚战争”的精神地标。对于被掠夺了石头的那些国家和人民来说，这里是一座没有拆完的战利品仓库，一座用受害者的骨头当装饰的“和平纪念馆”。

一九六四年的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把这个矛盾推到了极致。宫崎平和台被选为圣火传递的地点之一。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对准了这座塔，解说词里反复提到“和平”“人类友谊”“日本的重生”。圣火在塔前点燃，火炬手面带微笑跑下台阶，没有人指出塔基的石头上刻着“长城”“泰山”“南京”。侵略者没有经过完整的战争清算，就用从被侵略国家抢来的石材为自己搭了一座和平布道的讲台，还把这一幕拍进纪录片放给全世界看。这在二十世纪的公共影像史上，称得上最讽刺的一幕。

对这些石头的关注，学界和媒体介入的时间并不早。一九五零年代到一九七零年代，东亚的政治格局被冷战的铁幕切割得支离破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被地缘政治的优先排序压得很深。中国国内对平和台的了解基本是一片空白，普通民众甚至不知道在九州岛上有这么一座塔。日本国内，和平台公园的叙事已经稳定运行了几十年，游客来来去去，没有人蹲下身仔细看石头上刻着什么字。

真正的关注是从一九八零年代后期才零星开始的。随着中日关系正常化、民间交流增多，一些中国学者和媒体人踏上日本的土地，在走访地方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平和台。看到塔基上那些汉字，有人当场就愣住了。回来之后写文章、做报告，但声音局限在学术圈和少量历史爱好者内部，没有形成太大的公众回响。

到了两千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网络传播的扩散和民间抗战纪念活动的兴起，更多人开始关注战时被掠文物的下落，平和台逐渐被拉进了聚光灯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堆石头的问题。它涉及到战争责任、战后清算、和平叙事的真实性，以及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尊严能不能得到正视。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在二零一五年专程前往宫崎实地考察。那天他在塔下蹲了很久，看着那块断了头的麒麟石，很长时间没说话。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我们的石头。它在这里被压了这么多年。那一刻，他把一块石头和一座城市的记忆重新连在了一起。

此后围绕这座塔的争论持续升温。中方民间组织、学者和抗战纪念馆多次向日方提出诉求，希望归还或至少部分归还这些掠来的石材。日方的回应归纳起来就是这几层：第一层，装糊涂，年代久远不清楚情况。第二层，推给历史，战时的事情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第三层，塔已成当地象征，拆除不现实，我们已经在反省战争。最后被问急了，某些右翼团体直接甩出杀手锏，说这不是掠夺，是“各地自愿奉献”，无法认定是强迫行为。

自愿奉献。这四个字如果成立，就等于说一九三八年沦陷在血泊里的南京市民“自愿”把明故宫的麒麟石捐给了日本陆军。朝鲜半岛、菲律宾、关岛等地的被殖民者“自愿”参与了天皇塔的建设。但石头的来源地有明确的时间记录，运出地的时间、运到日本的时间、砌入塔基的时间，全部可以跟当时的战争进程精确对上。长城砖被取下的时间点，恰好是日军在华北展开大规模扫荡的那几年。泰山石的运出时间，跟山东沦陷后的军事管制时期吻合。明故宫麒麟石被撬走的时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几个月。每一块石头的背后都连着一场具体的暴力事件。

问题的核心从来就不是那些石头值多少钱。而是日本战后的和平叙事到底能不能经得起一个简单的检验：你口中的“和平之塔”，是用什么材料建的？如果那些材料上刻着受害者的名字，那你的和平就是建立在受害者的尸体之上。归还石头，就必须承认石头是掠来的；承认石头是掠来的，就等于承认这座塔是侵略纪念碑；承认这座塔是侵略纪念碑，那套用“平和台”包装了半个多世纪的叙事就整个坍塌了。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建筑争议。日本在战时从亚洲各地掠走了大量的文物和财产。朝鲜半岛的佛像、石碑被成批运回日本，至今分散在各处神社和私人收藏中；东南亚的牌坊和碑刻被拆卸转运，有些至今下落不明。二战后欧洲经过几十年努力，把纳粹掠夺的大量艺术品归还原主，虽然过程艰难，但法律框架和道德共识是清晰的。东亚这边，由于冷战造成的历史悬置，大量的掠夺文物至今没有经过系统清算。宫崎的平和台只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符号。

对于中国来说，追索被掠文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涉及跨国法律适用、国际关系博弈、民间舆论动员等多重困难。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被掠夺的不仅仅是石头。石头只是载体，真正被掠走的是那段历史在被侵略者记忆中的解释权。一座侵略纪念塔可以通过改名和平而合法化，等于在说侵略者有权定义什么是和平。

有人说只要那两百多块石头不回家，侵略就不算完。这个说法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来看或许过于绝对，但其中包含的情感逻辑并不难理解。石头不回家，意味着掠夺没有被纠正，施害者没有真正承认施害，受害者的尊严没有被恢复。这些石头从被撬走那一刻起就背负着一个使命：在异国他乡当别人的垫脚石。它蹲在那里一天，这个使命就延续一天。

从国际法层面来看，战时掠夺文化财产原则上应该返还。一九五四年海牙公约明确禁止武装冲突中掠夺文化财产。一九七零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进一步确立了文化遗产返还的基本原则。东亚地区因为冷战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国际法框架在实践中推进得极其缓慢，但法律基础是存在的。追索平和台石头的诉求，有充分的国际法理支持。

和平的叙事如果不建立在真实历史的基石上，那它就不是和平，是新的遮蔽。平和台的存在方式是对和平这个词最彻底的嘲弄：用掠夺来的石头去讲述和平。把麒麟的头打掉，再把它压在别人的塔底下，过几十年在塔前面摆上鲜花，说这是和平的象征。和平不是这样定义的。和平的前提是正视罪行，归还掠夺物，承认被伤害者的尊严。缺少这些前提的和平宣言，不过是对暴行的二次粉饰。

长城砖、泰山石、中山陵栏板、明故宫麒麟，它们都有各自确切的原址。长城不缺那几块砖，泰山不缺那几块石。但把石头从长城上凿下来，从泰山顶上撬走，从中山陵的台阶上拆下来，从明故宫的石刻上打断带走，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整个民族尊严的刻意践踏。石头待在它该待的地方，是历史的载体。被掠走压在别人的塔底下，是侮辱的证物。归还石头，不只是石头本身的事。是把那段历史从施害者的叙述框架里解放出来，是把尊严还给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也许未来有一天，这些石头真的会被归还。有的可能已经风化到认不出原样，有的只能在博物馆展柜里占据一个位置。但当它们被摆进展柜的那一刻，标签会写上：这块石头来自南京明故宫，一九三八年被侵华日军掠走，在日本宫崎的八纮一宇塔基座中沉埋多年，后被追索回归。到了那一天，麒麟有没有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从侵略纪念碑的基座里被挖了出来，变成了审判侵略的证物。

在宫崎的那个公园里，塔可能还在，也可能已经被拆掉，也可能被改建成了一个真实记录这段历史的场所。不管它最终怎样，把石头要回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向那段历史伸出一只手，把被压在塔底下的真相一点一点地拔出来。

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里，麒麟石原来的位置至今还空着。围栏边立着一块不起眼的说明牌，简略写着此处原有石刻，现流落海外。游客不多，有时候太阳落山，余晖照在那块空荡荡的石基上。它一直在等。而那座塔还在宫崎的公园里立着。它沉默地站在别人的血泪之上，已经站了八十多年。时间会风化石头，但时间不会自动交出历史的答案。答案需要人去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