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德、贺建涛 | 耕耘美洲史研究领域四十年——王晓德教授访谈

《学术评论》2026年第2期（总第86期）

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贺建涛，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一、求学过往与国际交流经历

○贺建涛（以下简称“贺”）：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能谈谈您当时的经历吗？您为何选择文科而且将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

●王晓德（以下简称“王”）：恢复高考前夕我在农村插队，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10月。我们知青点到11月中旬才知道这个消息，当时我们正在集中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我最初不相信这事，等消息确定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决定报名。我最初报的是理科，我初高中时期尽管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没有下功夫学习，但一直对数理化情有独钟，满以为稍加复习就可以应付考试了。没想到翻箱倒柜，竟连一本数理化的书也找不见，初高中课本早就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无奈之下只能改报文科。说实在的，那时我对理科和文科的概念并不是十分清楚，文科当时考四门课——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有三门科目要靠平时的积累。当年全县报考文科的近500人，有“老三届”高中生，有应届毕业生，还有中学老师，竞争十分激烈。当年山西省高考是12月上旬举行，结束之后我又回到农村，能够进入预选名单实在出乎意料。在填报志愿时，我原本想报财经院校，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第一志愿报了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那个时代历史学属于“显学”，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愿意学历史专业，倒不是想“通古今之变”，只是觉得历史比较有意思，毕业后当一名中学历史老师，对我来说是比当工人理想得多的选择。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抓住了人生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在艰难曲折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贺：拉美史是您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这个方向源于您本科毕业后在湖北大学跟随黄邦和先生从事拉美史研究。是什么机缘让您选择了拉美史方向？学习期间您主要研究哪个方面的问题？

●王：1982年2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我正式成为高等院校的一名教师，这是我做梦都未曾想过的。当然，留在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世界近代史研究室任教并非我本意，我原本想回到山区老家当一名中学教师，在熟悉的环境中成家立业，过一种安逸无争的平静生活，只是在毕业分配不能回到老家的情况下，我才选择通过考试留在高校任教。我无意中抓住了一个对我未来发展影响极大的机遇，差一点就错过了。这也说明我当时并不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有点“不思进取”。说到底，还是自信心不足、自卑感过重，总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很容易满足。哪怕是当一名中学老师，要不是恢复高考，对我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在政史系担任了两年半助教之后，受政策所限，我必须上助教进修班或考取研究生，否则将被调离教学岗位或强制转岗。我最初打算报考南开大学美国史专业研究生，但实在没有把握，又正好接到湖北大学研究生处的来信，告知湖北大学历史系拉美史专业招收研究生。我觉得考上湖北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把握性比较大，结果很顺利考上了，导师为国内拉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黄邦和先生。我的专业为地区国别史，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史，但我对美国史还是心存念想，在导师的指导下，就选了一个能把拉美史与美国史结合起来的硕士论文题目——《评析门罗主义的不变与改变》。在湖北大学攻读硕士是我学术发展道路上很重要的三年，使我初步掌握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要领。

○贺：1990年您考入南开大学，师从杨生茂先生攻读美国外交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是什么契机促使您从拉美史研究转向美国史研究？南开大学的求学经历对您的研究生涯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1988年6月，我按照三年前与山西师范大学签署的合同，带着一张硕士文凭回到临汾。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我继续在历史系担任世界近代史的专任教师。20世纪80年代末，在诸如山西师范大学这样的学校当老师，硕士文凭足以抵得上现在的博士文凭了。然而，硕士研究生期间培养出来的学术研究意识让我不愿意此生的学术道路就此止步，像我的老师辈那样只做一名“合格”的教书匠。当时在陶本一校长的主政之下，山西师范大学有鼓励年轻教师搞科研的氛围，却缺乏世界史研究的最基本条件。要想在学术研究上有所进步，就得走出山西，寻求新的发展途径，于是我报考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美国史方向博士研究生，这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高校。20世纪90年代初，南开大学可谓大师云集、人才济济，这三年求学是我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南开大学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我过去虽对美国史有所接触，硕士论文也与美国史有关，但直到此时才算真正迈入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我非常幸运能拜入杨生茂先生门下。杨先生经过长期摸索，有自己一套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方法，对学生的指导可谓煞费苦心。杨先生特别强调博士生要具备扎实的学识基础与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博”的基础上求“约”。杨先生开列一些有代表性的专业书目让我分阶段阅读，隔周到他家里讨论：他会有意识地问一些相关问题让我谈谈看法，再进行非常到位的点评。杨先生不擅长侃侃而谈，但每次聆听他的教诲都感到受益匪浅。日积月累，耳濡目染，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杨先生对美国外交本质的认识以及他在长期研究中形成的独特方法，对我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影响很大，我此后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多得益于先生的启迪与指点。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杨先生的循循善诱，才使我一步步迈进神圣的学术殿堂。在杨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于1993年6月获得了博士学位。要说在南开大学三年求学对我研究生涯的影响，那就是在杨生茂先生的指导下，我对如何做学问有了新的认识，随之而来的便是科研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可以说，三年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贺：您博士毕业后留在南开大学工作，其间您先后到堪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海外名校访学交流，能否简要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我一直认为，研究世界史，眼界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内学术界，一定要具有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而这种视野仅仅通过阅读书籍是难以形成的。只有到研究对象国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亲眼看看这个国家的社会实况，了解人们的生活面貌，才能将相关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乍看起来与坐在书斋中做学问没有多大关系，实则能对研究催生出深刻的感悟，当然还可以搜集到更多的相关研究资料。因此，1996年底我破格晋升为教授之后，就把出国访学作为一个努力的目标。那时出国访学不像如今这么容易，派出去进修的名额不多，申请者必须通过出国进修人员英语水平考试，满分为160分，合格为110分，否则没有资格申请出国留学。我记得是1997年11月上旬，我到天津外国语学院参加了英语水平考试，考试成绩为125分。按照这个分数，我完全有资格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出国访学名额，但能否批准很难说。南开大学与美国堪萨斯大学有相互派遣教师的交流协议，学校每年派一位教师到堪萨斯大学做访问学者，学校报销来回机票费用，美方每个月提供四五百美元的生活费，低于留学基金委给赴美访问学者发放的标准，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我觉得钱多钱少不是主要问题，只要能够去美国大学访问一年就行。出于这种考虑，我向学校人事处递交了到堪萨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申请，很快获得批准。我于1998年8月初抵达堪萨斯大学所在地劳伦斯，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访学。访学期间，我住在美国人的家里，不仅提高了英语的听说能力，而且了解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及思想意识，让我对美国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在临回国之前，我申请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美国东部考察项目，批准之后在美国东部游览了半个月，加深了我对这个“超级大国”的认识。总之，这一年的访学收获很大，不仅搜集到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获得很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对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对我的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004年8月，我作为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到哈佛大学访学十个月，联系导师为入江昭教授。入江昭教授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大名鼎鼎，提到他的名字有如雷贯耳之感。他那年正好休学术假，在日本大学讲学，我只能通过邮件联系他。有一次，入江昭教授从国外返回波士顿，发邮件约我到他在历史系的办公室见面，我们聊了一个小时。原本想能够聆听入江昭教授给研究生授课，但未能如愿。最为遗憾的是，我失去了向入江昭先生当面请教学术的机会。哈佛大学是大师云集之处，如果在历史系遇见一位老人取邮件或在图书馆遇见一位老人借书，说不定他就是享誉全球的学术大师。杜维明先生是国际上的著名学者，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时他是燕京学社社长。我曾经拜访过杜先生，向杜先生请教有关“全球化”和“美国化”的问题，杜先生赠给我一本他撰写的与全球文化多样性有关的小书。杜先生不愧为学术大家，他高屋建瓴的见识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杜先生告诉我，波士顿大学的彼得·伯杰教授与他是好友，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推荐我去拜访。我去过波士顿大学多次，未能与伯杰教授谋面，不过我很认真地拜读了伯杰教授等人在2002年出版的专著《多种全球化：当代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对我认识全球“美国化”的实质深有启迪。我在波士顿时更愿意与普通美国人接触，通过他们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邻居温尼年长我20岁，早就退休在家，经过几次接触，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经常请我到他家里喝咖啡聊天，我从温尼身上看到了美国普通百姓对社会变迁或国际问题的看法。有一天下午，我与温尼散步，我问温尼是否关心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有什么看法。温尼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不会关心，作为纳税人，他们已经花钱雇用一批人处理这些事务，若要老百姓关心这些事，还要这些被雇用的人干什么。他最关心的事是过马路时不要被车撞到。言下之意，老百姓最关注身边发生的与自己生活切身相关之事。温尼的这番话是否有代表性，我不得而知，但在他这种文化水平和这个年龄段的人中肯定大有市场。我离开波士顿时，温尼专门到书店购买了一本波士顿老照片的图书，送给我作为留念。这本书的老照片唤起温尼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记忆，他同时希望我能通过这些老照片看到这座文化名城的过去。与美国普通百姓的交往，让我看到另外一个阶层的美国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在哈佛大学做富布莱特学者，我感到收获非常大，加深了我对这个国家社会与文化的了解。我后来一时兴趣所致，把自己在美国的感受以及与美国人交往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取名为《闲言碎笔：美国生活见闻录》，其中很多文章涉及我在美国期间的深刻记忆。总的来讲，我在哈佛大学访学十个月，学术研究固然是我的重要收获，但最大的所得却是在学术研究之外，这一点在这本小册子中充分展现出来。

二、美国外交史与拉美问题的研究

○贺：您在南开大学留校工作后相继推出《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与《美国文化与外交》两部专著，您能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与主要观点吗？

●王：《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是我在杨生茂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选这个题目来做，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原始资料限制所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一个比较满意且能做好的研究题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科博士生通常是自己寻找选题，导师会提出一些相关建议。其实，选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训练，导师给学生指定选题固然省去不少麻烦，却会让学生失去掌握基本技能的机会，从长远来讲不利于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我读博士时获取原始资料的条件实在有限，与现在相比有天壤之别。在中国，资料匮乏是治外国历史者无法逾越的一道巨大障碍，很多学者从研究美国外交史转向研究中美关系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获取原始资料方便。杨生茂先生曾向我建议选择一个早期中美关系史的题目，而我想研究纯粹的美国外交史，只是苦于难以找到比较合适的题目。我的初步想法得到杨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先生放手让我自己寻找论文选题，只是给我提出几点基本要求。在选题过程中，我深感自身视野的局限，即使有比较好的选题，国内也往往不具备研究条件。要想拿出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首要条件是在原始档案基础上进行研究，因此我必须先设法找到支撑论文的核心原始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也算我幸运，正好美国亚洲基金会赠送给南开大学图书馆一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文件集，一共53卷，尚未全部出齐，时间下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文件集放在新图书馆外文图书阅览室，不准外借，只允许在室内阅览。我在阅览室看到这套文件集后喜出望外，当即决定以威尔逊时期的外交政策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除了这套文件集，我还搜集到大量与威尔逊担任总统时期相关的原始资料。使用前人未使用的原始资料不能算作创新，只能说为我的研究能够出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美国外交史上，“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个明显特征。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自诩受上帝之托，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责任，有义务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推广到全球；二是美国视自身为世界上特殊的“道义之邦”，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可效仿的“榜样”。威尔逊是少有的由学者迈入政界的总统之一，笃信基督教。他执政的八年，正值美国外交的重大转折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威尔逊打着实现美国传统“理想”的旗帜，加速对外政治、经济与文化扩张，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风格。由此威尔逊成为美国外交史上以奉行“理想主义”而著称的总统。研究威尔逊外交的关键在于对“理想主义”的理解，这是认识其外交实质的关键。威尔逊绝不是一个充满空想的“理想主义者”，他宣扬的美国“理想”实质上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理想”与现实在威尔逊的身上并不冲突，而是有机的统一。他之所以能够当选总统，恰恰就在于对美国面临问题的现实理解。威尔逊出任总统之后，其外交思想便开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他制定与执行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我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开始设计研究框架：首先从文化角度揭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历史起源，其次剖析威尔逊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对美国现实的认识，最后以美国这种独特的外交方式为经，以威尔逊的外交行为为纬，比较全面地展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实施效果。我希望对威尔逊外交的研究能够为认识现实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当美国政府打着实现美国“理想”的使命旗帜，到处插手他国事务、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时，我们能够从对威尔逊外交的研究中看到这种“理想”外衣之下的强权主义。我将这种看法贯穿在博士论文的撰写之中，完成了27万字的博士论文《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我将论文投到胡绳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经专家评审后有幸入选，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96年获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一等奖，1999年被评为天津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思考美国文化对外交的影响，这是彼时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而当时国内学者研究美国外交史，视角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文化层面的探讨在国内学术界还是空白。正是基于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初步了解，我在1994年底开始“美国文化如何影响外交”这一课题的研究。前期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史学集刊》《社会科学战线》等杂志上。经过5年的研究，我完成了专著《美国文化与外交》，2000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我认为美国文化价值观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对外关系时，文化因素便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给美国的外交打上了带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长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孤立主义情绪和扩张主义倾向，都同美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向“荒野”传播“文明”的天定命运观，教化弱小民族的“救世主”思想，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等，同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美国的自由市场体制等所谓“输出民主”“传播自由”的战略，显然一脉相承。这些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价值观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当它们外化为美国具体的外交政策时，多数情况下变成了对美国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振振有辞的辩护。实际上，体现在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绝不会超越美国的自我利益，相反，它们成为美国谋取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利益的一种手段。其实，这本书存在很多不足，资料搜集也不是很全面，但在当时似乎开辟了国内学术界研究美国外交的一个新视角，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2003年还获得了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名家学术文库”，将《美国文化与外交》收录其中，这给我提供了一个修改的机会。我花了近两年时间仔细修订，增加十余万字，特别加强了论证和材料的分量。《美国文化与外交》修订版于2008年4月出版，50万字，2009年获得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贺：从文化维度探究美国外交的同时，您还对美国外交的根源做了深入研究，出版了《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这本专著集中反映了您对美国外交的基本看法。您为何选择这个题目，为什么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

●王：我对美国早期外交一直比较感兴趣。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我的研究重心在美国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上，其间接触过美国早期外交，但谈不上深入。2000年，根据学校有关文件，我所在的单位（部门）拉美研究中心取消独立建制，与原历史系、历史研究所以及日本研究中心等单位合并组建历史学院，我再次回到历史研究的本行。在重新确定研究方向时，我把研究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作为一个长远的规划，从殖民时期做起，争取能出版一套多卷本的著作。目标确定之后，我便开始查阅资料，把重点先放在美国早期对外经济关系史上，也就是该著作的第一卷。经过两年时间的读书与思考，我完成了20余万字的初稿，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南开学报》和《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然而，出于各种原因，这一研究未能坚持下来，但美国早期外交波澜壮阔的场面经常在脑海中萦绕。2005年，我与国内几位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很有成就的中年学者一起，联合申请到一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准备撰写一套六卷本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在分工时，正好美国早期外交研究在国内学界是个空白，我便主动承担了第一卷的撰写。通过广泛研读文献与原始档案资料，我确立了这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我认为，美国立国之后，开国先辈们面对着远比殖民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与外交等问题。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们艰难探索一条适合这个新生国家的发展道路。孤立与扩张构成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两大主旋律：所谓“孤立”，主要是针对欧洲而言，即政治上不卷入欧洲的纷争，只与欧洲国家发生互利的商业关系；而“扩张”，则是利用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地理优势，在维护独立成果与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不断拓展疆域，最终在自然规模上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孤立与扩张不是相互制约、彼此不容，而是互为作用、密不可分，共同促使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外部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上，早期共和国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指导美国外交决策的基本理念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此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诸多重大外交政策都可以从这一时期找到根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早期外交确定和奠定了以后美国外交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础。在撰写过程中，我的相关研究成果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史学月刊》《拉丁美洲研究》和《历史教学》等刊物上。2011年上半年，《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初稿完成，70余万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201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获得福建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贺：您在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担任专职研究人员，拉美问题研究既是您的本职工作，也是您深耕多年的领域，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您在中心工作期间，是如何开展拉美问题研究的？

●王：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美国外交史，毕业后留校进入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工作，成为拉美问题的专职研究人员。其间，我并没有放弃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不过总是感到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我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做法。作为拉美研究中心的人员，我必须做与拉美问题相关的选题。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我绝不是“亲美排拉”，反而从内心深处对拉美研究很感兴趣。我一度刻苦学习西班牙语，打算把拉美问题作为此生学术研究的重点。然而，由于工作繁忙和年龄较大的原因，我学习西班牙语没能坚持下来，半途而废。我总是认为，如果不使用西班牙语资料，研究拉美历史与现状终归难成气候。尽管如此，我仍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只不过是将拉美与美国结合起来研究，以便发挥我的研究所长。

一是研究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史。在拉美研究中心筹办期间，我与洪国起先生合作申报了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使命观与美国对拉美政策”，这个课题后来被教育部社科司批准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我留在拉美研究中心工作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投入这个课题的研究中。我对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历史演变的研究，并不是从头做起，而是已有了前期研究成果。我的硕士论文写了近十万字，就是谈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当时我搜罗了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的美国学者关于美拉关系的论著，并翻译发表了数万字有关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文件资料。对美拉关系演变已有的思考让我很快进入角色。这个课题是研究美国对拉美地区政策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具有延续性，从而赋予美拉关系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特性。在看资料的过程中，我试图寻找一条贯穿美拉关系史的主线。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冲突与合作”是研究美拉关系史的主线。从拉美国家爆发独立战争到现在，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一直处于冲突的状态，但他们的冲突始终没有突破一个至少在表面上维持合作的外壳——泛美体系。冲突与合作相互交织，不可分割。这不仅是过去美拉关系史的重要特征，而且必将在二者未来的关系中继续表现出来。从这一视角俯瞰美拉关系的演变，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美拉关系的历史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向，并从中把握美国外交战略多变的原因及其一以贯之的强权外交实质。洪先生肯定了这种看法，于是我就按照这个主线来设计整个写作提纲，把这一特征体现在各个章节之中，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撰写了2万余字的总体思路，经洪先生修改后，以《冲突与合作：研究美拉关系的一条主线》为题发表在《南开学报》1994年第3期。提纲出来之后有了宏观把握，撰写速度自然很快。我在1994年暑期完成《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一书的初稿，当年10月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共34万字。出版之后反响还不错，在1995年2月中旬召开的世界史学科研究会上，这本书得到林被甸先生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而且以冲突与合作为主线，把美国政府各个时期的拉美政策连贯起来，从中把握美拉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杨生茂先生阅读此书后写了一篇书评，题目为《一本富有启迪效益和卓异见地的好书——〈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考察〉读后感》，刊登在《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5期，对该书评价甚高。这本书在1996年被评为天津市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二是在拉美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中，我把“美洲贸易自由化”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美洲贸易自由化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冷战结束之后，是西半球经济一体化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它除了受当时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影响之外，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美洲历史上，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西半球一体化曾是南北美洲一些政治家所追求的目标，但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它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宏伟“梦想”。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处理与西半球其他国家关系时，尽管不会放弃大国霸道作风，但也不得不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拉美国家的诉求，有时甚至为了长远利益而满足拉美国家的一些要求。拉美国家虽未消除对美国的戒惧心理，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这位钱袋鼓囊的“大兄弟”。南北美洲国家不同利益在新时期的交合，减少了双方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冲突，使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合作有了新的内容。随着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全面展开，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将会日益加深。我觉得研究这个题目很有意义，实际上是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研究冷战之后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新趋向。严格说来，这不是一个历史题目，而是当时国际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不过，我在研究中使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通过大量材料的梳理与分析，来揭示这一趋势的深层逻辑。在研究过程中，我撰写了十几篇相关论文，分别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拉丁美洲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等杂志上。

这个课题的最终成果——《挑战与机遇：美洲贸易自由化研究》书稿完成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6月出版。全书近35万字，追溯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根源，分析了美国启动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原因，并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探讨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在书中提出，南北美洲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合作形式是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布什政府提出的“美洲事业倡议”启动了这一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洲贸易自由化的前奏，而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

这本书还指出了美洲贸易自由化给西半球各国带来的利弊得失，分析了“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拉美经济一体化、美国对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巨大作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对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影响、美洲贸易自由化与WTO的关系，以及美洲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发展与西半球国家经贸关系的影响等问题。我的结论是，美洲贸易自由化是一场涉及几乎所有西半球国家的深刻变革，南北美洲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已无法置身事外。尽管美洲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艰难漫长，但这场变革不会中途夭折，它正在美洲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这本书是国内首部从历史发展角度系统阐述美洲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专著，出版后得到一些研究拉美问题专家的好评，2002年获得了天津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三、全球“美国化”与文化视域下的美欧关系史研究

○贺：您从南开大学调到福建师范大学后，从后续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来看，您的学术研究似乎又迎来了一个新高潮。其中，全球“美国化”成为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您为何选择这个题目？能否谈谈您对全球“美国化”的主要看法？

●王：其实，早在2006年6月从南开大学调到福建师范大学之前，我就已开始了全球“美国化”的研究。选择这个题目来做，与我此前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影响的思路相关。我在《美国文化与外交》书中谈到的所谓“文化”，主要指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是内化于人们心灵深处的观念与思想在社会活动中的自然体现，尽管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在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行中无处不在，不仅对美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塑造出美国与其他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基本特性。美国的外交决策和执行无疑受到这些文化观念的影响，使之展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这种文化首先是“无形”的，对美国人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美国文化还存在“有形”的一面，既能看得见，又可摸得着。这些有形的内容构成美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跨越美国疆域，影响甚至改变了生活在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当然，“无形”和“有形”只是相对的划分，它们在实际运行中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共同影响着美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其最终目的都是试图通过美国文化的全球传播，重塑这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世界，使美国在国际社会竞争中更容易实现其全球利益。反思以往的研究，我发现自己多注意到“无形”而忽视了“有形”，导致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常常是一知半解或大惑不解。我当时觉得研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会弥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不足。正是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2002年下半年，我开始研究全球“美国化”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2006年以后渐趋成熟，撰写了相关学术论文30余篇，相继发表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史学月刊》《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日本学刊》《当代亚太》《史学集刊》《社会科学战线》《拉丁美洲研究》《安徽史学》等刊物上。在这些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书稿《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该书分为上下两卷，92万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2011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2013年获得福建省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15年获得教育部第七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5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翻译为英文出版。

我的基本看法是，全球“美国化”在20世纪初就成为许多国家文化精英的一种忧虑，他们总是担心本土文化在富有朝气的美国文化冲击和影响下会逐渐失去自我。这种忧虑有其合理性，但并没有被历史的发展所印证。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受到美国文化的很大影响，后者给前者带来的冲击也引发过文化上的冲突，但更多的是前者对后者的模仿或借鉴。因此，其他国家文化，尤其是那些具有很深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在这一进程中被美国文化所征服，反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而使自身日益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尽管现实不会是历史的重复，历史却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现实。现实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导致其他国家出现了“美国化”的现象，但一种文化要在完全异质的文化场景中彻底“化”去另一种文化，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因此，所谓的“美国化”并不会带来全球文化发展的单一化或同质化，只会促进其他国家文化加快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或者在传统中注入更多的现代因素，而不会改变全球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

○贺：《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出版后，您并没有停止文化对国家之间关系影响的研究，2017年完成了《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您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是什么？您是如何开展这个课题研究的？您在书中提出了哪些主要观点？

●王：在开始这个课题之前，我在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上算是有点心得，《美国文化与外交》主要涉及美国文化价值观对美国人的影响，而《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主要谈美国文化对境外之人的影响。美国文化就像波涛汹涌的洪流一样涌入这些国家，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面对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这些国家持何种态度？换言之，它们如何反作用于美国文化在本地区或本国的流行？美国消费文化的全球传播无疑丰富了当地的生活，让人们有了更多样化的选择，却给当地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以及人们文化身份的认同带来危机，美国的霸权行为更令那些不听从其“号令”的国家感到不安。这些国家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为了维护本国或本地区的传统，呼吁抵制美国的文化渗透和经济扩张，抗议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霸权行为。在这方面，历史上与美国政治、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欧洲国家比较有代表性。因此，我选择以欧洲为个案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境外文化精英如何抵制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欧洲学者和美国学者在这个论题上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也算是弥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不足。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开始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在研究中，有几个重要概念一定要搞清楚。一是“他者”。“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一个术语，与“自我”相对立。我虽没有借助学术界流行的后殖民理论，却借用了“他者”这个概念，旨在形象地表达出欧洲文化精英对大洋彼岸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在欧洲文化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很长时期内，欧洲文化精英虚构出一幅处处与欧洲不同的美洲或美国形象，成为欧洲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二是“欧洲”。“欧洲”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明概念。要是把“欧洲”作为前者的话，那本课题所论及的范围就应该包括整个欧洲大陆国家；如果只是把“欧洲”作为一个文明的概念，那通常是指传统上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主体。西方文明在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一条基本线索：它发源于地中海沿岸，西欧逐渐演变为欧洲的“心脏”，并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之中心。德国和意大利在地理上分别属于中欧和南欧，但在文明意义上却属于西欧范畴。因此，在本课题中，“欧洲”这一术语已不再是地理范畴，而是一个反映西欧文明的意识形态概念。三是“反美主义”。什么是“Anti-Americanism”，将这一术语翻译成“反美主义”是否能够准确传递其包含的实质性内容，的确需要斟酌。我认为，“反美主义”这一术语的基本含义不是指对美国的系统“反对”。欧洲人对美国作出的“厌恶之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而已，远不足以构成一种系统化理论的指导。因此，从欧洲人抵制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角度，把“Americanism”翻译为“美国方式”或“美国特性”可能更为准确，那么“Anti-Americanism”自然应该对应地翻译为“反美国方式”或“反美国特性”，体现出境外之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强烈抵制情绪。不过，鉴于中国学术界对“Anti-Americanism”这一术语的翻译约定俗成，我也采用了“反美主义”这一译名。这里对这一术语的考察只是想引起读者对其精确含义的注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四是“文化”。“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欧洲知识精英与美国人在“文化”的理解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前者看来，文化是一种经过很长时间历史演变积淀而成的传统，体现着一种高贵的气质，仅为社会上有知识的少数群体所享有；文化可以培育出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产品，永远位于一个精雕细琢的神圣殿堂之内，进入这个殿堂者只是主宰人们精神生活的精英人士，普通大众由此与“文化”无缘，自然被排除在神圣的文化殿堂之外。与此不同，美国人通常是从广义的视角来看待文化，把文化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包含着文化主体对事物认识的思想观念等。如果说两种文化观有所区别的话，欧洲文化更体现出“贵族”特性，美国文化更多地反映出“大众”喜好。对这几个概念的界定，有助于这个课题研究的开展。

我的基本观点是，欧洲反美主义并不是现当代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欧洲一种历史很悠久的传统。欧洲文化精英是反美主义的主体，他们的文化优越感或文化中心主义是反美主义的根源。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出现时，在这种优越感的作用之下，他们便开始对这个新国家百般挑剔，范围涉及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但根子都在他们脑海中固存的文化优越感上，旨在通过把美国树立为一个“他者”的形象来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欧洲文化精英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延续至今，以各种对美国不满的形式表现出来，演绎出很多种类型的反美主义。但无论有多少种类型，皆能从文化上找到其根源。因此，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欧洲反美主义，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这一现象的历史起源及其演变，对认识全球反美主义的实质也有一定的启迪。这一观点贯穿于全书。在研究过程中，前期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历史教学》等刊物发表。我用6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课题，2015年下半年完成《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初稿，经过修订，2017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66万字，2020年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从观念史视角解读欧洲人对美洲的早期认知

○贺：您2025年9月出版了上下卷的《想象的异域：启蒙运动时期“美洲退化论”研究》，近110万字，这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美国，而是属于拉美史的研究范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学术研究转向？

●王：选择这个题目，与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迈上学术研究之路时的“拉丁美洲史情结”有很大的关系。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没有专注于拉美史研究，但这个研究领域从来没有离开我的视野。我对拉美史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怀，很大程度上，它一直伴随着我的学术成长与发展。很长时间里，我的研究重点放在美国外交史，涉猎拉美问题的论文多是“应景之作”。我撰写了多部美国史的专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然而早已形成的拉美史研究者的“身份”很难改变。在很多学者的眼中，我是国内拉美史学科新一代的带头人之一，我从不辩解，常常还会感到自豪，这显然是心中根深蒂固的拉美史情结所致。但与国内拉美史学科的同时代学者相比，我在拉美史研究上的确乏善可陈，既无对学科发展贡献很大的研究成果，又没能形成一家之言的系统看法。我有时思忖，我的学术生涯始于拉美史，几十年间对拉美史的研究却连“时断时续”都谈不上，这也是我前几年下决心把研究重点重新转向拉美史的主要原因。转向之后，我首先面临着选题的问题。完全脱离过去的研究另起炉灶，对我来说比较难；与过去研究有所关联，同时又属于拉美史研究的范畴，便成为我确定选题时的主要考虑。经过思考，我把研究重点放到哥伦布远航美洲以来欧洲人“美洲观”的演变上，近期则聚焦于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美洲“他者”形象的构建。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在拉美史研究上做出比较有影响的成果，对国内拉美史学科的发展有所补益。

○贺：这本书主要研究“美洲退化论”，这是一个国内学界几乎没有涉及的题目。我仔细拜读了这部著作，感到有一根主线贯穿全书始终，您能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基本主线吗？

●王：研究开始之后，我首先致力于在大量阅读资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寻找一条能够贯穿整个研究的主线。何为主线？它显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读书思考的结果。在读书过程中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为什么“美洲退化论”能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风行一时？这种理论如何对欧洲人构建“他者”的美洲观产生影响？这种明显贬抑美洲的理论与1492年以来欧洲人对美洲的认知有无渊源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认为欧洲人从古典时代开始就是以“我”为标准来看待域外世界的人和物，这种观念在欧洲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因此，“欧洲中心主义”是理解“美洲退化论”提出与发展的根本所在。美洲进入欧洲人构建的大西洋世界体系之后，大大促进了欧洲殖民大国实力的迅速壮大，欧洲很快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至此，欧洲人的精神优越感与物质优越感密切结合在一起，让以“我”为中心看待异域之人与物的世界观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一种存在于脑海之中的不变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欧洲人总是以“我”为标准来看待域外世界的一切：欧洲是文明的，那异域一定是野蛮的；欧洲人是优越的，那异域人便是低劣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异域观基本上左右了欧洲人对美洲的认知。这是自哥伦布远航新大陆以来欧洲人认知美洲的一条基本线索，尽管他们撰写的关于美洲的文字在欧洲人对大洋彼岸的大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可谓“弥足珍贵”，但由于他们以欧洲文明为标杆来衡量美洲的一切，这些文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传递了真实美洲的信息，而是在构建一个与他们固有观念相一致的“美洲”。“美洲退化论”既体现了欧洲人这种“创造美洲”的观念，同时也将欧洲人以“我”为中心的美洲认知模式推向了极端。

○贺：这本书理论性很强，既有宏大叙事的视野，又有微观论证的个例。您能介绍一下研究“美洲退化论”的主要观点吗？

●王：首先，从“美洲退化论”的系统阐述和发展来看，这种理论虽有新颖之处，对怀抱强烈优越感的欧洲知识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与1492年以来欧洲人认知美洲的大趋势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以欧洲文明作为标杆来衡量美洲，他们在著述中展现美洲的一切，尽可能地体现美洲与欧洲的根本差异，旨在加强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以及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美洲退化论”这方面的取向更为明确。其次，受从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既有知识体系的限制，那些出于各种目的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脑海中已经预设了美洲的形象。他们竭力在这个大陆寻找证据来证明既有知识的正确，如果找不到相关证据，就会通过想象或夸张的手法把耳闻目睹的人与物“非事实化”，从而向欧洲广大读者传递一种他们所需要的美洲形象。这样，欧洲知识人不是在认识美洲，而是在创造一个与他们既有知识体系相一致的“美洲”。由此可见，欧洲人的美洲观，与其说是“认知”，不如说是“创造”。“美洲退化论”则在“创造”美洲上体现得更为强烈和明显。再次，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大声疾呼科学与理性，推动欧洲国家向着现代性社会转型，把人们从宗教愚昧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知识人研究范式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在启蒙运动之前，神学控制了欧洲知识人的思维方式。对知识人来说，这是一种神学研究范式，按照这种范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用来证明上帝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尽管神学对欧洲人的行为方式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在科学与理性的冲击下风光不再，科学研究范式逐渐在欧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研究范式的转换并没有改变欧洲精英以“我”为中心看待异域的思维模式，一旦虚无缥缈的东西打上科学的烙印，势必导致人们会更加相信科学实验和研究的结果。“美洲退化论”打上所谓科学研究的烙印，这便是它比神学阐述的“退化说”在欧洲知识阶层更为流行的主要原因。最后，“美洲退化论”的倡导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用“退化”来解释新大陆与旧世界之间的差异，树立起一个与“文明欧洲”相对立的野蛮“他者”形象。他们对美洲的贬抑、否定或批评的言外之意是，只有美洲的“低劣”才能凸显欧洲的“优越”。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美洲观，不仅认定后者在文明程度上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而且认定后者在自然环境上的“低劣”，成为欧洲人解释美洲土著社会处于野蛮状态的根源。对欧洲人而言，新大陆的自然禀赋与旧世界的肯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将这些区别无限放大，演绎为“恶劣”或“缺陷”，说到底还是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文明优越心态，“美洲退化论”进而让这种“优越”心态上升到新的高度。以上观点贯穿于全书。

五、与青年学者共勉的治学体会

○贺：您在美洲史研究领域耕耘40年，能够分享一下您的治学经验吗？

●王：我早年求学的基础不是非常扎实，做学问的起步也比较晚，说我“大器晚成”明显是抬举我，充其量只能算是“后来者居上”，但无论如何也积累了一些做学问的经验。首先，领悟到做学问的真谛并不难，难的是将之付诸实践。其实，做学问的关键在于刻苦钻研，没有一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持精神，即使具有超过常人的天赋，恐怕也很难有所大成。其次，应该有一种平常人的心态，不要自以为聪明过人，高高在上。以这种高傲心态做学问，难免浮躁，夸夸其谈，很难深入。只有下笨人的功夫，学问才会长进，才可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再次，要善于抓住机会。学问之道切忌投机钻营，但不可否认机遇的重要作用。在人的一生中，能够影响事业发展的机会充其量也就是几个。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要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甚至自己要努力去创造机会，不要让机会溜走。最后，做学问尽量避免这山望着那山高，芝麻西瓜一起抓，芝麻没捡到，西瓜也可能丢失。一旦选择了做哪个方向的研究课题，就要持之以恒地努力，不断地通过挖掘史料来丰富对所研究课题的认识。在迈向目标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切不可知难而退，障碍的克服既是“柳暗花明”，也是研究走向深入的契机。

○贺：您刚才所谈的治学经验比较宏观，能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更具体化的治学经验吗？

●王：首先，我一直很注重选题。我自己一般遵循三个选题原则：一是如果是做一个学术界已有涉猎的题目，就一定要使用他人没有使用过的新资料，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二是选择国内学术界公认重要但又无人能够做出的题目，这样的题目大家都比较熟悉，但在国内学术界没有人研究，一旦做成，自然会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三是完全未被学者关注的选题，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具有弥补国内学术界研究不足之效。当然，选定一个具体的题目不是心血来潮之事，需要大量阅读相关图书，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寻找研究的突破口。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选出来的研究题目，至少不是“炒冷饭”，更易于填补国内学界研究的不足，成果问世之后很可能会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概念的明确界定有助于研究的开展。我们在做研究时，必然会涉及一些研究概念。我的做法是一定要对这些概念追根溯源，搞明白其来龙去脉以及准确的含义，切不可囫囵吞枣地使用。要是没有搞清楚所使用的概念，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就会不可避免地含糊不清。我个人不见得做得很好，但我总是试图搞清楚贯穿于全书中的最基本概念。再次，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有前期研究成果发表。一本学术专著能否列为精品力作，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应该是看作者是否发表与其研究有关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构成了该专著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的研究者，其专著很难说是高质量的或具有学术创新的。撰写学术论文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高水平的论文能够表明作者概括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论文写作不能仅仅限于对历史事实的简单陈述，而是要有自己的基本研究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对所谈及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有若干篇高水平的论文作为支撑，专著的学术分量自然会大增。最后一点不是经验，而是不足。我的多部著述涉及欧洲，在查找资料时，我只能阅读英文材料，而不能利用多种语言来进行研究。这是我研究中无法突破的瓶颈。有些材料显然非常有用，但因为是用法文、德文或西班牙文撰写，我只能“望书兴叹”。多掌握一门外语不仅多了一个研究的“拐杖”，而且能够扩大研究视野。

*注释从略

排版：王会涛

编辑：张燕清

审核：陈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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