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家辉到王彦桐：百花论坛上的传灯与守望

8月8日上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北京电影论坛在798艺术区举行，论坛采用TED式演讲与观众开放麦相结合的形式，邀请梁家辉、张冀、大鹏、王彦桐等八位来自电影创作、研究、发行、传播等不同领域的代表发表主旨演讲。

全体嘉宾大合影

时代与我：演员与编剧的深情回望

著名演员梁家辉以“时代与我”为题，从一名香港演员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四十余年演艺生涯中如何通过电影跨越地域与文化的边界。他回忆，1982年24岁时被李翰祥导演带到北京，剃了光头、穿上龙袍，成为《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中的咸丰皇帝。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一批合拍片。当他真正走进故宫时，感受到的不是布景的恢宏，而是真实历史的恢宏、民族记忆的恢宏。“电影不只是讲故事，它还可以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望、对文化的敬畏。”走出片场、走进北京大街小巷，他又看到这座城市不同于香港的一面，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地域与文化如何在各自的历史脉络里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气质。

他随后谈及《情人》的拍摄经历。这部影片让他走进一段跨越地理、文化、语言甚至年龄的爱情故事，他需要用英语和法语表演，与一位几乎没有表演经验的年轻女孩演对手戏，在越南和法国两地取景。“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演员，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演了一个发生在越南的爱情故事，最后被全世界的观众看见——这是多么奇妙的体验。这就是电影的力量，跨越空间、跨越文化的力量。”

新千年之后，随着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日益紧密，CEPA签署后越来越多香港电影人来内地工作。梁家辉颇为感慨地表示，这样的选择对他而言不是“北上”，而是“回归“——1990年代初，他在内地接连拍摄了《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等影片。“甘肃敦煌的风沙、陕西榆林的红石峡，这些山河记忆每一次都刻在了我身上。”从《刮痧》里的中西文化冲突，到《太行山上》《明月几时有》的民族记忆；从《十月围城》的陈少白，到《智取威虎山》的座山雕、再到《捕风追影》的悍匪傅隆生——他见证的不只是自己的演艺之路，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内地的电影工业从低成本拍摄成长为全球瞩目的市场，香港从文化输出方变成了融合的一部分。

梁家辉

梁家辉还分享了自己的表演方法：“我先把人物放回他的土地里，再去演他。那片土地有它独有的语言、饮食、气候、历史，甚至人情世故。当你了解了这个空间，你再演这个人物就活了。”当年演《黑金》周朝先时，他曾写下近十万字人物小传，写的就是“这个人从哪里来？他为什么在这里？他要去哪里？”他用这个方法走进了一百六十多种人生。他形容自己是“架桥的人”，同时也是“与所有观众朋友一起站在桥上看风景的那个人”。他寄语中国电影：“希望未来的中国电影能够继续百花绽放，光影共生。让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故事都能在世界面前被看见。”

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以“你怎能不爱电影”为题，从个人观影记忆出发，讲述电影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他回忆1987年在湖南老家“人民电影院”观看谢晋导演的《芙蓉镇》时的情景——影院里全是人民群众，嘈杂声、交谈声、嗑瓜子声至今仍在记忆中回响。芙蓉镇离他的老家只有70多公里，那里的建筑和风土人情他自然熟悉，但从银幕上看到却感到陌生。“许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一个电影从业者，我再次观看了这部电影，我为我是一个电影工作者感到骄傲。”

张冀

张冀认为，电影拥有最宏观的画卷，也掌握最微观的笔触，擅长以社会缩影的方式表现普通人和平凡事，但往往在影片结尾会让观众突然意识到历史的到来。他分享了一个令他心情复杂的经历：他曾在北京某商场遇到一个即将失败的创业者，对方告诉他，出来创业是因为看了一部叫《中国合伙人》的电影。“我当时心情非常复杂，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所以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但他转而认为，这件事恰恰证明了电影具有改变的力量。“它曾经在漆黑的暗夜里慰藉过一个绝望的人，也曾经赋予过一个小镇青年走出去的勇气，让曾经封闭的人见识这个世界的广阔，告诉他们现实还有另外的可能值得去尝试。”

从观众中来：导演与新人的双向奔赴

导演、演员大鹏以“从观众里长出来的电影创作者”为题，分享了自己从观众到创作者的成长历程。他来自吉林集安，毕业于普通高校的工程管理专业，与电影毫无关系。唯一的关联是自幼喜欢看电影——当父亲带他走进电影院，那两个小时仿佛走进了其他人的人生。他后来为追梦来到北京，起点是做网络短视频编辑。他坦言自己是在评论区里学习内容创作的：“如果观众说这段不好笑，我就去改良它；如果观众说那个梗看懂了，我就知道在那个方向上还可以走得再坚定一点。我的老师在电脑的另一端，他们免费给我上课。”

大鹏

他坦诚地回顾了2015年第一部电影《煎饼侠》上映后的经历。当时票房成绩很好，但评价的声音“很响亮，响亮到我现在都还记得”。他感谢那些评论和批评，因为“观众评价你，说明他们还在乎你，没有放弃你——真正的放弃是沉默”。他将这些评价当作鼓励，之后的每一部电影都要求自己再进步一点，“如果这个事情重复做过，我们可不可以再往前走一点点，哪怕一点点”。

大鹏说自己有一个特点——非常喜欢路演，愿意到全国各地离观众再近一点。他至今和观众保持着两年左右一次的见面频率。到《长安的荔枝》路演时，他听到全国各地的观众说着相似的话：“我们都是荔枝使，我们都有自己的荔枝要送。”他由此提醒自己：每一张电影票的背后，都是一个人两个小时的生活。“他们攒了很久的期待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故事，这是多大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不应该被辜负。”他以《长安的荔枝》中“只要荔枝不离枝，就会一直保鲜”的答案作比，认为电影创作者也应该思考如何“保鲜”、如何保证自己不“味变”——“只要我还连着观众这根‘枝’，只要我们还记得自己首先是观众，从哪里来，那中国电影的‘荔枝’就会去到更远的地方。”

新人演员王彦桐分享了自己从素人到演员的成长经历。他学的是主持专业，毕业后去电视台工作，意外接到一个广告拍摄，才发现导演是蓝鸿春——他本就很喜欢蓝导的前两部电影。第一次在镜头前的表演，大家的评价给了他信心，他开始萌生做演员的想法。但身边人不太看好，劝他不要异想天开。他给自己定了一年的时间，如果一点起色都没有就回去找工作。他线下跑过横店，线上找海选资料，一天在公众号里最少加五个联系方式发资料推荐自己，“石沉大海是常有的事”。后来他换了一种方式，决定去剧组找活干，“什么活都可以，既能赚点生活费，也想离这个行业近一点”。

王彦桐

看到蓝鸿春导演发布《给阿嬷的情书》海选信息后，他第一时间投了简历，结果被拒绝了。他反思后给自己剃了短发、留胡子、健身，尝试靠近角色。后来得知影片要开拍，他申请进组打杂。再次见到蓝导时，蓝导说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晒得黢黑，手上有茧子，眼神也不一样了。当晚让他试了试妆造、试了一段戏，就这样他拿到了扮演郑木生的机会。他感悟道：“无用就是最有用，只是我不知道它具体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罢了。如果没有在电视台实习过，我不会知道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如果没有在剧组打杂的日子，我不会知道一部戏是怎么拍出来的，不会知道灯光怎么打、镜头怎么摆、演员怎么找状态。”这些看似“没用”的经历，最后都变成了他演木生时的底气。他笃定地相信：“真诚的努力，是会被看见的。”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市文联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北京电影家协会承办。此外，论坛上还发布了《北京与中国电影》图书、《跨越20年：中国电影生态演进》（上下篇）及《202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2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等成果。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