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焦永利：共同求解人工智能“治理方程式”

【编者按】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之问”，强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公共政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焦永利教授看来，回答人工智能“时代之问”，既要在技术的演进中求解，更要在全球治理的坐标中作答。以下是他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演讲。

从“机器能否思考”到“人类如何与会思考的机器相处”，人工智能已从实验室的猜想成长为重塑文明的重要力量。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之问”，强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技术命题，更是文明命题，不仅要在技术的演进中求解，更要在全球治理的坐标中作答。

技术本身从不自动导向人类福祉，关键在于治理

回望人类现代化进程，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深刻重塑了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推动人类文明跃上新的台阶。然而，相较而言，这些变革对既有治理体系的冲击，或许都没有人工智能来得如此迅猛、如此广泛、如此深层。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对人类认知能力、劳动方式、社会组织和国际秩序的深层重构。人工智能同时深入物理世界与认知世界，形成对生产体系与人类心智的“双重冲击”，把人类推向“人机共生”这一全新的文明阶段。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呈现无国界的特征，算法偏见可以通过模型调用跨境传导，一次网络攻击足以波及万里之外，一项普惠突破也能让全人类共享红利。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绝非某一个国家或某几家企业的事，而是有着鲜明的全球公共品属性。公共品理论告诉我们，因为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公共品天然面临供给不足与“搭便车”的困境。美国学者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逻辑命题”进一步表明，行为体越多、利益越分散，集体行动越难达成。环顾当下，这一困境尤为真切，关于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呈碎片化态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难以进入议程中心，公共品供给赤字正在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突出的短板。谁来提供治理的公共品，以何种价值引领规则走向，已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必答题。

回望历史，技术本身从不自动导向人类福祉，关键在于治理。蒸汽机既造就工业文明，也带来异化，带来劳工剥削与殖民扩张。核技术既能发电，亦可毁天灭地。人工智能的影响同时发生在认知与物质两个层面，迭代速度又远超制度的调适能力。技术治理研究中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早已揭示：技术的社会影响在早期难以预见，待后果充分显现时又难以改变。人工智能则将这一困境放大，治理的缺席比技术的缺陷更为危险。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追问，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深入辨析这四个人工智能“时代之问”，可以发现，它们也是层层递进的文明之问，其背后折射出三对深层矛盾——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共识与差异。因此，回答时代之问、应对深层矛盾，就构成了智能时代必须求解的一道“治理方程式”。

既不能听任旧规则束缚新质生产力，也不能让新质生产力在规则真空中狂奔。回答人工智能“时代之问”，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把人工智能的红利与安全带给所有国家与人民。求解这道方程式的全部要义，在于避免新的技术“异化”，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这既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原点，也是人类文明的前行方向。

统筹发展和安全，让千里马跑得既快又稳

求解人工智能“治理方程式”，首先要处理发展与安全这一对最基本的关系。发展与安全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偏废任何一端，智能时代的发展都会偏离正确轨道。对此，习近平主席作了十分形象的表达：“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如何做到快与稳的统一，首先要在思想上正本清源，进而在实践中从战略取向、治理体系、手段方式三个层面协同推进。

就全球范围而言，当前尤其需要廓清思想迷雾，破除三个观念误区：一是“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演进自有其内在逻辑，治理只能跟随其后、亦步亦趋；二是“治理虚无主义”，认为大国博弈之下全球治理注定流于空谈，不如各行其是；三是“脱钩断链论”，以维护安全之名行技术封锁之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技术是否可控、治理是否有效、合作是否可行，都不能靠观念里的推演来裁定，而必须在发展的实践中、在治理的探索中、在合作的检验中寻求答案。无论多么艰难，都必须起而行之。

从战略取向看，必须坚持在发展中求安全，始终保持清醒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历次技术革命表明，抢抓机遇者乘势而上，错失机遇者陷入长期被动。“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抢占科技发展和产业应用两个制高点，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只有把技术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安全的底线才有依托；只有在开放合作中做大做强智能经济，安全的根基才能越筑越牢。

从治理体系看，必须立足实践系统推进，把安全上升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内生性、不确定性和超越时空界限等特性。人工智能恰恰具备上述特性。因此，人工智能的安全不能仅依赖技术演进与企业自律，而应围绕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等环节，构建全链条、全天候、全周期的治理体系，做到事前可预见、事中可控制、事后可追溯，确保其始终处于人类驾驭之下，成为可信可靠可控的工具，而非脱缰的野马。

从治理方式看，关键在于针对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把握好规制的时机与力度。管得太早太死，可能扼杀尚在萌芽的创新；管得太晚太松，又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理想的治理应当是与创新同频共振的“适应性治理”，既以明确的底线划定安全边界，又以包容审慎为探索留出试错空间。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同样需要辩证的平衡，要在开放中建围栏、在自主中促联通，反对以邻为壑的技术封闭以及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真正的安全，不是把他人挡在门外的孤立，而是在互联互通中筑牢共同防线。真正的发展，也只有在安全可信的环境中才能行稳致远。

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技术普惠和文明互鉴

求解“治理方程式”，还要处理效率与公平这一深层张力。技术天然地追求效率，市场也倾向于把红利配置给最先应用的一方。技术红利若交由市场自发分配，往往会在国家之间、群体之间拉大数智鸿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发展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曲线”早已警示，经济增长的成果很难自动带来均等，反而可能先加剧分化，再缓慢收敛。人工智能作为通用型技术，其分配效应可能会更为剧烈。因此，在效率之上必须叠加公平的校准，这是治理不可回避的责任。

弥合鸿沟，首先要认清鸿沟的形态。数智鸿沟并非单一维度的落差，而是三重鸿沟的叠加：一是接入鸿沟，即能否获得基本的网络设施与智能终端；二是能力鸿沟，即能否拥有掌握驾驭智能技术的人才、算法与算力；三是规则鸿沟，即能否参与技术标准、治理规则的制定与价值塑造。三重鸿沟层层递进：没有接入，一切无从谈起；没有能力，接入也只是形式；没有规则话语权，则永远处于被定义的位置。智能时代的公平问题，早已超越“能不能使用”的技术层面，直指“能不能参与定义未来”的文明层面。

由此，“不让任何人掉队”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必须转化为算力、数据、人才、标准的“四个可及”。要坚持和衷共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弥合数字与智能鸿沟，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共同繁荣的动力源。中国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正是朝着这一方向的务实努力。

更深一层看，公平的终极所指是价值的多元共存。“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不能是某一文明的单向投射，也不能堕入价值相对主义，而应当用全人类共同价值来塑造，努力增进文明之间的理解、包容与互鉴。中华文明崇尚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恰为处理共识与差异的张力提供了思想资源，价值底线上的“同”与实现路径上的“异”可以也应当并行不悖。

从现代化的整体视野看，人机共生还有更深的大历史含义。马克思在考察机器大工业时深刻指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劳动者沦为机器的附属，技术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旦主客易位，便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异化力量。思想家芒福德也曾深刻批判工业革命带来的“巨机器”困境。因而，智能时代必须警惕“数字异化”问题。算法可以延伸人的心智，但不能替代人的判断；机器可以放大人的能力，但不能消解人的主体性。要让技术始终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而非支配人的对立物，使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技术的高度，最终要由文明的厚度来丈量；而文明的厚度，归根到底要以人的尺度来衡量。

坚持立己达人，以中国方案惠及世界

求解人工智能“治理方程式”，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最终要落到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上。中华文化历来崇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与达人内在统一、相互成就。中国始终以行动作答，在办好自己的事情、赢得发展主动的同时，努力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直至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把理念一步步转化为制度与现实的行动链清晰可见。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反对治理的封闭化与霸权化，在平等协商中凝聚最大公约数。

理念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公共品的供给能力来兑现。中国的全球角色正从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到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再到治理议程的引领者，其背后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也是“天下为公”理念的当代表达。我们不寻求技术霸权，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形成最大范围的规则共识。面向未来，中国宣布5年内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些举措覆盖从人才培养到场景应用、从能力建设到风险防范的整条链路，有着清晰的问题导向。研修培训直指能力鸿沟，合作中心直指平台建设，预警方案应对安全短板，每一项承诺都可检验、可评估。这种“清单化”供给本身就是对多边主义最有力的证明。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户上海并非偶然。上海正在加快建设“五个中心”，特别是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其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恰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所呼唤的精神同频共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连续多年在沪举办，使上海积累了链接全球政产学研资源的独特优势，智能产业生态日渐完善。治理规则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写就的，而是在技术与产业实践的丰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户上海，正体现了以实践滋养规则、以创新引领治理的深意，上海也将承担起历史使命，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向何处去，取决于人类以何种智慧引领它。70年前，达特茅斯会议上的人工智能先驱们追问的是“机器能否思考”的技术之谜；70年后，黄浦江畔的追问已经升华为“人类如何与会思考的机器相处”的文明之思。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技术创新的锐气、制度创新的勇气，更需要文明互鉴的大气。只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类智慧与国际共识引领技术发展，让人工智能牢牢锚定“向上向善、造福人类”这一不可动摇的方向，人类就一定能够在人机共生中开辟文明进步的新境界。

【思想者小传】

焦永利，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公共政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入选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计划，获上海市文化艺术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兼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实施分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专委会委员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原标题：《思想者｜焦永利：共同求解人工智能“治理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