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是我党高干，子是国军中将，淮海战役失败逃台后老蒋叫他看水库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长河里，一门之内父子分立两大阵营的故事并不鲜见。有的兄弟阋墙，有的父子反目，命运的分水岭往往就藏在青年时期一次不经意的选择里。湖南长沙走出的熊瑾玎与熊笑三，恰恰就是这样一对令后人唏嘘的父子。

父亲被周总理称赞为＂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的红色账房；儿子却身披少将军服，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第五军的末代军长。淮海一役溃败之后，儿子逃到中国台湾岛，被蒋介石打发去桃园看管一座水库，直到晚年再未起用，父子从此海天相隔。

翻开熊瑾玎的履历，出身其实和＂革命＂两个字挂不上钩。1886年1月，他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现为江背镇五美社区）张家坊村，家里几代都是治病救人的郎中，本以为儿子会接过药匣继续行医。然而少年熊瑾玎却在二十岁那年做了一个让家里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放下医书，进了徐特立等人创办的师范速成班读书，从此接触到黄兴的《中国魂》和一批鼓吹民主革命的进步刊物。

1928年4月，湖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在周总理安排下，熊瑾玎转移到上海，随即被调进中央秘书处担任会计科科长。这时候有个棘手活儿摆在他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要他给中央政治局物色一个隐蔽的开会办公场所。

他找了几圈之后，把地点定在天蟾逸夫舞台后面的云南路447号一栋二层小楼，一楼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专做湖南纱布买卖，二楼则暗藏中央政治局的秘密会议机关，他自己出任这家商号的老板。此后老一辈同志见到他，就习惯性地喊一声＂熊老板＂。

这一对本是＂假夫妻＂，日久却修成正果。后来两口子又开了几家酒店、一间钱庄，为党源源不断筹措经费，自己却守着清贫过日子。福兴商号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屹立三年多，没出过一次纰漏。

1933年4月，熊瑾玎在上海被捕入狱，任凭对方施展手段，他一句真话没吐。四年之后经章士钊作保出狱，随即接到党的一项新任务，那就是筹办《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熊瑾玎出任总经理。这一届报馆的班底是周总理亲自委派的，潘梓年、华岗、章汉夫、吴克坚等人各司其职，而＂熊老板＂这个角色，又派上了新用场。

按照周总理提出的＂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这一硬指标，熊瑾玎从创刊头一天就发起征求一万名基本订户的行动，还赶在长沙、郑州、潼关、洛阳、许昌、宜昌、黄陂等地陆续铺开分销点。没几个月，《新华日报》发行量就冲到近两万份，硬是把老牌大报《大公报》拉到同一梯队。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报社整体搬去重庆，馆址、纸张、经费三大难题一齐压过来。1939年5月日机连番轰炸市区之后，熊瑾玎多方奔走，在化龙桥附近的虎头岩下租到一块地皮，搭起几排竹编泥糊的房屋，那便是新华日报总馆和职工宿舍。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翻脸打压，一面限制发行数量，一面切断纸张来源，还派特务盯梢报童。他便秘密派人到梁山县（现重庆市梁平区），由报社出资合股办起川东造纸厂，硬是让报纸从未因缺纸而停出过一天。老新华人后来公认一句话，报馆里哪个人都可以缺，唯独不能没有熊老。这个＂红色管家＂的美名，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熬出来的。

熊瑾玎的三儿子熊笑三生于1905年，走的路一开始也不算离谱。他早年考进湖南第一师范，本想像父亲当年那样教书育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长沙掀起反帝浪潮，他和几个同学组了宣传队，跑到乡下演戏鼓动民众。此后他扔下书本，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从见习官、排长、连长一步步做起，进了国军第200师，还当上了副师长。

第200师是老蒋一手扶起来的机械化王牌。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的昆仑关战役里，这支部队担任正面主攻，击毙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歼敌数千。随后熊笑三又跟着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据日军第18师团井上咸的回忆记载，其大队在缅甸叶达西以北攻击白塔高地时，遭到中国军队猛烈的迫击炮火力压制，大队长津川少佐被打伤，整个大队一片混乱。战史专家后来考证，据守白塔高地的正是新编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团长便是熊笑三。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熊笑三部队曾奉调到重庆整训，驻在虎头岩上，而山下的鹰嘴岩恰恰就是父亲主持的新华日报馆。父子相距不过几百米，却是咫尺天涯。熊笑三对同僚只肯说自己父亲早已过世，仅有一位远房叔父二十余年不见面。

1939年除夕前，部队杀猪加餐，他让勤务兵拎了十多斤猪肉送到鹰嘴岩，托人转交老父。朱端绶趁机主动登门探望这位继子，走时又收到熊笑三送的几条活鲫鱼和一块腊肉。周总理听完汇报，只笑了一句＂有收获＂。

1946年10月，熊笑三任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1947年9月，第200师整编为第200旅，他改任旅长；1948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5师副师长。1948年9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部成立，第五军扩编为第二兵团，邱清泉任代理司令官，熊笑三接任第五军军长，同月22日授少将军衔。

从组织角度看，此时的父亲已经把大势看得一清二楚。据现存资料记载，陈官庄战役后期，组织上曾请熊瑾玎以生父的名义修书一封给儿子，希望他能率部战场起义。信送到了前线，回音却始终没等到。

战至1949年1月上旬，第二兵团在陈官庄一带被华东野战军团团围住。1949年1月10日凌晨，杜聿明下达分散突围命令的当口，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竟从指挥部消失了，谁也没瞧见他往哪儿去。事后杜聿明兵败被俘，邱清泉战死沙场，只有这位末代军长孤身逃了出去，先辗转到香港谋生，随后被押解台湾接受审查。

台湾方面对他的处置颇为耐人寻味。1949年3月，国民党当局在福建重建第五军，本来还让他出任军长，可闽北整训期间就有人举报他与父亲熊瑾玎的关系，加上淮海临阵脱逃的旧账被翻了出来，军职随即被解除。

1951年到台后任所谓＂国防部＂中将部附、石门水库管理局专员，此后再无升迁。石门水库位于台湾桃园大汉溪上游，1955年动工，1964年6月竣工，是当时岛内规模最大的多目标水利工程。这位曾经统率过王牌军的中将，正值四十几岁的当打之年，却被打发去看一泓碧水，直到1971年办理退休手续。

海峡这一岸，父亲熊瑾玎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副部级职务，1973年1月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海峡那一岸的儿子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机会回到大陆给父亲扫墓。1987年9月，熊笑三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父子两人先后走完各自的一生，最终都归于同一片故土，唯独中间隔着整整十四年的时光和一段无从弥合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