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世界已被战争牢牢吸引。加沙占据新闻头条，乌克兰充斥电视屏幕。每一场外交峰会都围绕安全、制裁与联盟变迁展开。在这道全球冲突的帷幕背后，伊朗的神权独裁政权正发动一场政治处决运动，这理应促使每一个民主国家感到羞耻并采取行动。
当世界的注意力停留在别处时，德黑兰的绞刑架仍在冷酷地运转。7月22日，该政权处决了26岁的法律系毕业生迈赫迪·哈纳基，指控他隶属于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并参与了1月份的全国性起义。
据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称，他在革命法庭以缺乏最基本司法保障的程序判处其死刑之前，遭受了数月的身心折磨。这一事件曾短暂浮出伊朗国境，随后便被其他国际危机的浪潮所淹没。
哈纳基的处决只是这场不断扩大的镇压行动中的一章。数日内，德黑兰判处37岁的俾路支劳工、两个孩子的父亲伊萨·查里死刑，此前他已被单独监禁七个月。22岁的会计专业学生阿米尔·哈桑·阿克巴里-蒙法雷德据称在遭受酷刑逼供后也被判处同样刑罚。在这两起案件中，与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所谓关联比任何公开证据都更具分量。
随后便是伊斯法罕的公开处决。28岁的阿米尔侯赛因·萨法里-侯赛因阿巴迪和23岁的阿博法兹尔·塞帕希·巴贾尼在阿里汗尼广场被绞死，该广场正是1月起义期间反政府示威爆发的场所。人群聚集起来试图阻止处决，高呼“你们真可耻”，而安全部队则驱散了他们。
伊朗官员声称这两人杀害了安全部队成员。联合国人权专家对这些程序公正性表示严重关切，援引了酷刑、强迫失踪、剥夺法律代理权和逼供等指控。多家国际新闻机构报道称，与同一案件相关的更多被告仍面临死刑判决。
这些处决是更大规模模式的一部分。人权组织估计，今年已有数十名政治犯被处决，另有数百人因其他罪名面临死刑。伊朗的人均处决人数仍超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绞刑架已成为政治恐吓的工具，其程度丝毫不亚于刑事司法。
这一时间点带有沉重的象征意义。今年夏天是1988年大屠杀38周年，当时约3万名政治犯——绝大多数是人民圣战者组织支持者——在所谓的“死亡委员会”下令处决后，被掩埋进万人坑。
司法部长古拉姆侯赛因·莫赫塞尼·埃杰伊公开警告官员警惕人民圣战者组织，并要求采取更严厉的安全措施。这种言论反映的远不止是对公共秩序的担忧。它暴露了政权内部的深层焦虑——面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崩溃、公众愤怒和有组织的抵抗。德黑兰明白，威权政府很少仅仅因为外部压力而倒台。它们是在普通公民失去恐惧时才倒台的。
那么，民主世界在哪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特别报告员已多次对伊朗加速使用死刑和持续违反正当程序表示震惊。
表达关切并未改变该政权的行为。欧盟在谴责个别侵权行为的同时继续开展外交接触。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表措辞谨慎的声明，却未采取能让责任人付出真正代价的措施。
华盛顿理所当然地将大量注意力投入伊朗的核野心、弹道导弹计划和地区代理人网络。这些威胁至关重要。
每一场关于离心机和铀浓缩的辩论都可能掩盖一个同样紧迫的现实：一个政府正在将处决作为对付本国人民的武器。经验提供了明确的教训。外交接触从未说服德黑兰缓和其国内镇压。
相反，每一次国际绥靖时期都与国内暴行的加剧同时发生。该政权将犹豫解读为软弱，将沉默解读为许可。这种沉默必须结束。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伊朗的政治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授权应得到更有力的政治支持和更多资源，以便在证人消失、官方记录被销毁之前保存证据。
欧盟应对直接参与出于政治动机的死刑判决的每一位法官、检察官、监狱长和情报官员实施定向制裁。英国应带头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待他人先行。
国际媒体也负有责任。每一次公开绞刑都值得头版报道。每一位等待处决的政治犯都值得拥有名字、面孔和故事。暴政在黑暗中滋生。公众监督是关押在埃温监狱、加泽尔·赫萨尔堡以及伊朗各地无数拘留中心的囚犯所能获得的少数保护之一。
伊朗人民在反复起义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尽管面临子弹、酷刑和处决威胁。他们的斗争值得的远不止是同情性的演讲。他们值得团结，值得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最重要的是，他们值得民主政府愿意以行动而非宣言来捍卫人权。
如果自由世界继续移开目光，而德黑兰的起重机将又一名年轻抗议者吊上又一个公共广场，历史记录的将远不止刽子手的罪行。历史还会记住那些拥有一切发言机会、一切行动手段和一切捍卫自由理由的人，却在绞索收紧时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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