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教室里闷得很。
几十个家长挤在六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电风扇吱呀吱呀转着，吹不动满屋子的热气。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前面是儿子程小宇的座位。
桌面上摆着一张期中考试成绩单，数学九十二，语文八十八，英语八十五。
旁边还有一张写着“进步之星”的小奖状，边角有点卷，看得出是儿子自己贴上去的。
我伸手把卷边按了按。
目光不自觉地又在教室扫了一圈，还是没看见程小宇的人影。
这孩子，让他在这儿等我下班过来，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旁边坐着的家长碰了碰我胳膊：“程师傅，你儿子现在坐哪排啊，怎么没见着？”我笑了笑，说这孩子可能去厕所了。
话音刚落，我就看见他了。
程小宇从教室后门溜进来，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一号的蓝色校服外套，帽子扣在脑袋上，低着头贴着墙根走。
那顶校服帽子太大了，遮住他半张脸，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偷一样，一路缩着肩膀挪到自己的位子上。
“程小宇，把帽子摘了，家长都到了，你这样像什么样子。”讲台上传来一个不高不低的声音。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说话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油亮，别在耳朵后。
我不认识他，但隔壁家长小声嘀咕了一句：“这就是新来的蔡副校长，可严了。”程小宇没有动。
那个男人，蔡永贵，又喊了一遍：“程小宇，耳朵聋了？”教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程小宇身上。
我看见儿子的手微微发抖，慢慢抬起手，把帽子摘了下来。
整个教室忽然安静得可怕。
程小宇的头光溜溜的，一根头发都没有，头皮上还有几道细小的红印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刮过。
我脑子嗡了一下，像是有人拿砖头拍在我后脑勺上。
我站起身，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
旁边的家长一把拉住我胳膊：“老程，别冲动。”我没冲动。
我盯着程小宇的头皮看了足足三秒钟，然后看向讲台上的蔡永贵。
蔡永贵迎着我的目光，笑了笑：“这位是程小宇家长吧？您别误会。这是咱们学校新推行的管理措施，统一发型，杜绝攀比之风。”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蔡永贵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不是强制性的。只是您儿子这个发型确实有点标新立异，不符合学生守则的要求。我这也是为他好。”程小宇一直低着头，脸埋在阴影里，没有看我。
我慢慢坐回椅子上，拳头在大腿下面攥得死紧，指甲掐进肉里，被桌沿挡着，看不见。
蔡永贵换了个话题，开始念成绩排名，念到程小宇的时候，停顿了一下：“这孩子成绩还是不错的。要是心思再集中一点，考重点中学不难。”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又往程小宇头上瞟了一眼。
教室里有几个家长在交头接耳，有人在笑，有人摇头。
我没有再说话。
家长会结束后，我站在走廊里等程小宇。
他最后一个走出来，帽子重新戴上了，低着头，像一只缩在壳里的蜗牛。
我喊了一声：“程小宇。”他停住脚步，没抬头。
“走，回家。”我说。
他嗯了一声，跟在我身后。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忽然伸手拽了拽我的衣角。
我回头，看见他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爸，别惹事。”那一瞬间，我差点没忍住。
“他打你了？”我压着嗓子问。
程小宇摇头，又点头，又摇头，最后说了一句：“别问了，爸，回家吧。”我站在原地，深呼吸了好几下，才把那股从胸腔里往上顶的火气压下去。
一路到家，我们没有说话。
张丽娟还没下班。
程小宇进了自己房间，把门关上。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遥控器拿在手里，屏幕上一个台一个台地跳过去，一个都没看进去。
脑子里反复回放着程小宇摘掉帽子的那一幕。
那孩子剃了个光头，连发茬都没剩。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校的统一管理，那是羞辱。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张丽娟回来了。
她进门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愣：“你怎么不开灯？小宇呢？”我指了指卧室方向。
张丽娟换了鞋，敲了敲程小宇的房门，推门进去。
我在沙发上听着她们娘儿俩的动静，先是说了几句话，忽然声音越来越小。
然后张丽娟走出房间，脸色很不好看。
她关上程小宇的房门，走到我面前：“你知道小宇的头发是谁剃的？”我没说话。
张丽娟的声音在发抖：“就是他班主任说的那个蔡副校长，还说什么违规办培训班，小宇没报名，他就拿那孩子撒气。剃完还让他回家不许说。”我闭上眼睛。
胸口像堵了一块石头，沉沉地压着。
那晚我没睡着。
张丽娟半夜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你打算怎么办？”我说：“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一个机械厂车间主任，能怎么跟一个副校长叫板？
踢皮球？
我踢过。
冲上去打他一顿？
我当过兵，我知道打一个文弱书生有多容易，我也知道打完以后等着我们父子的是什么。
儿子还在他手底下读书呢。
张丽娟又问了一句：“小宇说他嘴角那块淤青，也是蔡永贵打的？”我没回答她，但我的拳头在被窝里攥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送程小宇上学。
他到校门口，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几乎盖住眉毛，低着头走进校门，连头都没回。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
以前这孩子上小学头两年，每天早上都是蹦蹦跳跳跑进大门的，后来慢慢变成了不紧不慢走进去的，现在却像一根蔫了的庄稼苗一样缩着肩膀往里挪。
我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骑着电动车过来，在我身边停下。
我认得他，也是六年级的家长，姓吴，儿子在隔壁班。
他看了我一眼：“你是程小宇的爸爸吧？”我点头。
他压低了声音：“你儿子的事，我听说了。我儿子说，蔡永贵前天下午在器材室把程小宇按在椅子上剃的头，好多学生都趴在窗户上看见了。还有好几个人被他剃过，都是没报那个培训班的。”我看着他：“你儿子也报了？”他苦笑了一下：“报了。五百块钱一个学期的冲刺班，也学不到什么，就是不想让孩子被穿小鞋。”他顿了顿，“你儿子是硬骨头，没交钱，就被收拾了。我之前听一个老家长说，这个蔡永贵以前在别的学校就闹过这种事，被人家告过，后来不知怎么就没动静了。”我记住了这句话。
送完儿子，我没有直接去厂里，找了个网吧，八块钱一个小时，坐了一上午。
查蔡永贵的背景，查阳光小学的投诉记录，查区教育局他弟弟蔡杰的名字。
到中午的时候，我大致拼出了一个轮廓。
蔡永贵在阳光小学当了六年副校长，他弟弟蔡杰是区教育局副局长。
老厂长董伟说得对：“人家上面有人。”我关掉电脑，去厂里请了半天假。
下午两点，我去了区教育局信访办公室。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接待了我，我把材料递过去，她翻了两页，抬起头：“你这反映的是学校内部管理问题，建议先跟校方沟通解决。”我说：“校方就是蔡永贵本人，怎么沟通？”她笑了笑：“那您去找我们主管科室看看。”我去了主管科室。
一个中年男同志翻了翻我的材料，说：“这个需要校方出具书面说明，您这单方材料我们不太好处理。”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来。
我又跑了两个部门，结局一模一样，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最后在教育局门口台阶上，我坐了很久。
烟抽了半包。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从里面走出来倒水，看见我坐在台阶上，多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材料封面，四处看了看，压低声音对我说了一句：“你去查查蔡永贵的弟弟是谁吧。”然后他转身走了。
我坐在台阶上，把那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嚼了好几遍。
蔡杰。
区教育局副局长蔡杰。
蔡永贵的弟弟。
晚上回到家，张丽娟做好了饭，程小宇坐在餐桌边上，帽子还戴着。
我坐下来，没有动筷子，程小宇也没动。
张丽娟看了看我们爷儿俩，叹了口气：“小宇，你爸今天去教育局了。”程小宇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瞬间亮了一下，又很快暗了下去：“没用的。”他说。
“爸，你别去弄了。”程小宇的声音闷闷的，“他们说，反映过的人，孩子最后都调班或者转学了。我不想转学。”他没有说“我害怕”。
但我知道他在害怕。
他的声音平静，带着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该有的老成：“我想好好读完六年级。”我端起碗，盛了一碗饭，递给他：“先吃饭。”
夜里，张丽娟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久，终于问我：“你还要去告吗？”我没有立即回答她。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洒进来。
好一会儿，我说了一句：“总得有人做点什么。要是连当爹的都当缩头乌龟，孩子以后怎么看我？”张丽娟没有再说话。
过了很久，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明天你去我娘家一趟吧。我表哥说认识一个律师，不要钱，先咨询咨询。”我没回答。
这种时候去咨询律师，能咨询出什么来？
我决定先去见老厂长。
第二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去了老厂长董伟家。
董伟退休三年了，在机械厂干了二十多年，从车间工人干到厂长，人脉广，见得多。
我跟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他是我的师傅，我进厂第一天就是他带我。
董伟听我说完，没有急着接话，泡了一杯茶，递给我，自己喝了一口，沉默了很久。
他问我：“你想怎么办？”我说：“我想让他当众下不来台。”董伟放下茶杯：“你有证据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是家长签字的证词，还有几张程小宇光头的照片复印件。
董伟拿过去翻了翻，放在桌上，点了点头：“还差点东西。”我说：“我听人说，他以前在别的学校也出过事。”董伟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站起身走进里屋。
过了几分钟，他拿出来一个牛皮纸信封，有点旧了，边角都磨毛了。
他把信封放到茶几上：“你看看这个。”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份信访材料，十几年前的，纸张已经发黄。
标题写着《关于原城关三小副校长蔡永贵违规收取补课费的举报信》。
我看完那封信，后背有点发凉：“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董伟说：“写这个材料的人是我老战友的女儿，当时她孩子在蔡永贵班上，蔡永贵搞了个什么书费加收，不交就让孩子站着上课。她憋着一口气写了举报信，结果材料送上去，没有下文。没多久她孩子就转学了。”他顿了顿：“她后来把底稿放我这儿一份，说留个念想。”我看着那封信，上面有一个电话，用圆珠笔写着，字迹已经淡了。
董伟说：“老郑家的女儿，郑海燕。现在在城南街道办工作。你可以去找她，看看她还肯不肯开口。”我把那封信装回信封，郑重地收进口袋里。
董伟说：“你真打算干？”我说：“干。”
见我这么笃定，他没再劝，起身送我出门。
走到门口时他在背后叫住我，说了一句：“过两天区里有个安全生产的表彰会，你们厂是先进单位，据我所知，区教育局的领导也来。”我停住了脚步，这句话像颗钉子，扎进了我心里。
回到家里，张丽娟和程小宇刚吃过晚饭。
程小宇看见我，摘了帽子，露出那一头冒出来一点发茬的光脑袋。
他犹豫了一下，没说话。
我走过去，在他脑袋上摸了摸。
一头扎手的发茬。
像麦茬一样坚硬。
我儿子才十二岁，他做错了什么？
我攥了攥拳头。
那夜，我没有睡。
我翻来覆去一宿，把几个念头反复掂量。
郑海燕，我找到了她。
她四十二岁了，在街道办管民政，人挺爽快。
我拿出那封信的复印件给她看，她看了很久，眼眶有点红。
她说：“是我写的。当时孩子被吓得好几天不做梦就喊老师，我气不过，就去告了。告了也没用，后来孩子转学了。”她抬起头看了看我：“你也要告？”我说：“对。”她沉默了一会儿，从铁皮柜里翻出一个档案袋：“这是当年一些材料的底稿和复印件。还有两个家长的签字，她们孩子也被蔡永贵罚过。你要用，拿走。”我接过档案袋，拿在手里好沉。
我又问了她一句：“你知道当年是谁把这事压下来的吗？”郑海燕看着我，苦笑了一下：“那还能有谁？跟他一个户口本的人呗。”
离开街道办，我骑电动车回厂里的路上，兜里的电话响了，是张丽娟。
她的声音有点急：“小宇今天放学回来，脖子上有几道红印子。他说是蔡永贵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回家告状了。小宇说没有，蔡永贵不信。”我的心脏猛地一跳，然后一沉。
蔡永贵盯上了程小宇。
我回到家的时候，程小宇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脖子上的确有几道红印子，不重，像是被指甲刮的。
他看见我进来，叫了声爸，又低下头去。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他打你了？”程小宇摇头：“没打，就掐了一下脖子，说我要是敢乱说话，期末考试成绩就别想要了。”我的心像被一只手攥紧了。
张丽娟站在厨房门口，眼睛红红的，没说话。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程小宇脖子上那道红印子。
就那么看着。
大概过去了很长时间，程小宇轻轻说了一句：“爸，算了，他也就吓唬吓唬我。”我没有说话。
但那晚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是星期五，厂里开安全生产会，我去了。
区领导来了，坐在前排合影。
区教育局来了两个领导，其中一个姓蔡，四十多岁，戴眼镜，跟蔡永贵有五六分像。
我站在人群里，远远看了他一眼。
散会后，我回到车间，坐在机床旁边，抽了半根烟。
心里反复滚着一句话：就是这个人，跟他弟弟一起，把一个十二岁孩子的头发当垃圾一样剃了，还掐着他的脖子说，你敢说出去就试试看。
我把烟头掐灭在地上。
我向厂里请了假，连续跑了两天，把郑海燕的底稿、几位家长的证词、程小宇受辱和蔡永贵语威胁的细节，加上那头发的照片，抄清楚地拿在手里。
我最后找到了一个地方：区纪委信访室。
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女干部，姓李，四十多岁，看起来很干练。
她看了我的材料，问了几个问题。
我回答完了，她说：“你写个情况说明，留下联系方式。”从纪委大院走出来的时候，太阳挂在西边，光线明晃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