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医生，你……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的手在抖，那张B超单在指间像秋天的落叶，抖得怎么都停不住。
六年了。
打了上百针，做了四次试管，花掉二十多万，换来一句“卵巢功能衰退，基本不可能自然受孕”。
前夫为了这纸诊断，把我像扔垃圾一样丢出了家门。
可现在，B超单上写得清清楚楚：宫内双胎，胎心存活。
我今年33岁，二婚丈夫林伟的精子活动率不到2%。
我俩，怎么可能有孩子？
01
那天下午，花店里没什么客人。
我正在收拾架子上的康乃馨，把枯了的叶片一片片摘下来。门口风铃响了，我抬头，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那儿，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头发有点乱。
“买花。”他说。
他说话的时候不看我，视线落在花桶里，又移开了，好像不知道往哪里搁。我放下手里的活，问他要什么花。
“给我妈订一束。”他顿了顿，“她过世了，今天是她生日。”
我心里揪了一下。没再多问，低头从桶里抽出几枝白色的康乃馨，又配了两支淡黄色的雏菊。
我不知道他母亲喜欢什么花，不敢乱配，挑的都是安静素净的颜色。
他站在柜台边上，看着我包花，一句话不说。
包好了，递过去，他低头看了看，点了点头说声谢。
付钱的时候他可能太着急，手肘碰倒了台子上那盆水仙。花盆摔在地上，四分五裂，泥土溅了一地。
我蹲下去捡碎片，他也蹲下来，大手抓了一把湿泥，愣在那里，又慢慢地往垃圾桶里放。
几根手指上全是泥，他顺手在裤腿上蹭了蹭。
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眼眶有点红。
我假装没看见，把碎瓷片敛进垃圾袋里。
他站起来，从皮夹里抽出一张一百的，放在柜台上：“赔花盆的。”我摇头说不用，他也没收回，转身拉开门就往外走。
我追到门口，他已经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排气管吐出一团白气，车就开走了。
我攥着那张一百块站在店门口，风吹过来，卷起几片落叶，又落下去。
回到店里，我把那张钱展开，看了又看，叠好放进围裙兜里。
那晚上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炒了个青菜，煮了碗面。
面条吃到一半，不知道怎么的，想起了那双泛红的眼睛。
我把面吃完，汤也喝完了，又坐了一会儿才去洗碗。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名字。
更不会想到，两个多月后，我会跟他领结婚证。
周末下午，他又来了。
这回他没说要买什么花，进店转了一圈，站在角落里那盆绿萝跟前看了半天。
我认出是他，心里动了一下，嘴上却只是客气地招呼：“先生，买花？”
他抓了抓后脑勺：“我……来还你一张花盆的钱。”
我说上周他给的那一百块够了，买十个花盆都够。
他就笑了一下，笑容不大，脸上的褶子却很深。
他站在那儿没走，屋里忽然静下来，只有窗台上那台风扇嗡嗡转着。
“你一个人开店啊？”他问。
我说是。他又问：“一直都是你一个人？”
我手里捏着一片花叶，捏了一会儿，才说：“也热闹过。”
他没再追着问，像听出话里那些没说出口的东西。他走到门口又掉过头来，说：“我最近总路过这条街，以后……说不定会常来。”
我笑了笑，没接话。
那个月，他真的来了几回。
有时买一把雏菊，有时只是进来坐坐，聊几句话就走。
他的名字叫林伟，42岁，做医疗器械生意的，老家在隔壁县城，后来到市里落了脚。
一来二去熟了，话也就多了些。
他跟我讲他小时候的事，讲他爸在镇上教书，讲他以前跑销售跑得脚底全是茧。
我给他倒茶，他坐在花架旁边的小板凳上，双手捧着杯子，喝一口，看一眼窗外的树叶。
有时候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
有一回，天快黑的时候，他忽然慢悠悠地开口：“春儿，你看着不像会一个人过日子的人。”
我正低头给一盆茉莉浇水，水壶悬在半空，顿了一下。我把壶嘴移向下一盆花，才说：“成家的人，不见得有人陪着过日子。”
他听出我话里有话，没接。过了好一会儿，他放下茶杯，声音低下来：“我也一样。”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门，坐在柜台后面发了很久的呆。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屋里的光正好暗下来，他的脸有一半罩在阴影里，看不太清楚表情。
可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一个人是没法光凭眼睛就看出另一个人的伤疤的，除非自己也挨过刀。
又过了一个礼拜，他约我去吃晚饭。
去的是一家街边小馆，招牌菜是酸菜鱼。他点了两瓶啤酒，给自己倒满，又问我喝不喝，我说来一杯吧。
酒过三巡，他端着杯子看了老半天，忽然说：“春儿，我离过婚。”
我点头：“我猜到了。”
他喝了口酒：“前妻走的，嫌我没用。”
我又点头，没有说话。
他放下杯子：“我精子活动率不到2%，医生说我基本上不可能有孩子。我前妻守了我五年，没等到。她说她等不起了，就跟别人走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但他握着酒杯的那只手，指节发白。
我看着那只手，嗓子眼像塞了团棉花，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抬头看我：“你呢？”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放下杯子，才开口。
“我33岁。做过四次试管，全失败了。卵巢早衰，医生说自然受孕的机会微乎其微。”我顿了顿，“我前夫因为这个跟我离了婚，净身出户，他妈连我陪嫁的镯子都要了回去。”
说完我看着他，他也没躲我的目光，看了好久。那一眼里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了。
我笑了笑：“林伟，你说巧不巧，一个不会生的，配一个生不了的。咱俩还真是绝配。”
他沉默了一瞬，忽然就笑了，笑出声来，笑着笑着眼角就有点湿。
他举起酒瓶给我倒满：“春儿，那就凑一对吧。谁也不嫌弃谁，谁也不嫌谁。搭个伙，老了一起烤火。”
我没说话，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那时候我以为我的人生只剩下搭伙过日子了。
还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跟医院打交道了。
02
两个多月后，我们领了证。
没有婚纱照，没有酒席，就在民政局门口拍了张红底的照片。照片上的我们俩都笑着，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
领证那天晚上，林伟带我去吃了顿好的，一盘红烧肉，一条清蒸鱼，还有一盆排骨汤。
他往我碗里夹了一块瘦肉多的，说：“以后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
我说好。
他又说：“我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我会对你实心实意。”
我筷子顿了一下，夹起那块肉放进嘴里，嚼着嚼着，觉得有点难以下咽，好不容易吞下去，又笑了笑：“我知道了。”
回家之后，他给父亲林国富打了个电话，说领证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人嗓门很大的声音：“领了就领了，赶紧给我生个孙子才是正事。”
林伟皱了下眉，压着话筒：“爸，这事咱以后再说。”
他挂了电话，脸上带着点尴尬，看了我一眼。我没吱声，装作在整理沙发上的抱枕。
第二天，两边的老人正式见了一面。
饭局定在城里一家家常菜馆，包间不大，一张圆桌，六个人：我爸妈，林伟的父亲林国富，林伟，我，还有一个周菊英——我妈。
林国富比我爸看着老些，头发花白，眼神却很精神。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旧中山装，衣服洗得发白，但扣子扣得一丝不苟。
坐下来之后，先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停，又移开了。
菜上了四道，酒过了两巡，林国富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春儿啊，咱们林家，三代单传。”
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你既然进了林家的门，有些事我就得说在前头。别的我不要求，可传宗接代这事，不能含糊。”
话说完，包间里静了一瞬。
我妈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我爸低下头喝茶。林伟脸上挂不住了，把筷子轻轻往桌上一搁：“爸，您吃菜，这事我们回头再说。”
林国富眼睛一瞪：“吃什么菜？我说什么了？我说错了吗？”
我低下头，捏着面前的茶杯，指腹摩挲着杯沿那道细细的纹路。那纹路像条干涸的河床，从杯口一直裂到底部。
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饭桌上被人提这茬。偏偏躲也躲不掉，走一步，跟一步。
林伟在桌子底下握了握我的手，他的手很大，掌心很烫。握了一下就松开了，像是怕我察觉他也在紧张。
我冲他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饭后，我妈把我拉到走廊拐角的厕所旁边。
她四下看了一眼，确定没人，才压低声音问我：“春儿，你真不再试试了？你才三十三岁，医生说那话也不一定准，现在医院技术好，说不准能行……”
我摇头：“妈，扎了四年针，我不想再扎了。”
她张了张嘴，最后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背：“行，你的日子你自己过，妈不掺和。但你要记住了，过得好，就给妈打个电话；过得不好，随时回来。”
我嗯了一声，转身走回包间的时候，眼眶发酸，低头揉了一把鼻子，又抬起头，把那股酸气压了回去。
结婚头一个星期，林伟搬进了我租的一室一厅。
他东西不多，两个行李箱，一个装着四季衣裳，另一个装的全是他的各样文件、药盒和那些体检报告。
他把行李箱搁在衣柜顶上，说：“这些也没什么用，放着吧。”
我知道他说的是那些报告。当年关于“不能生”的定论，都在那一个箱子里压着。
我们俩心照不宣，谁也没再打开过那个箱子。
每天早上他比我起得早，煮好粥，煎两个荷包蛋，摆在桌上，才叫我起来。
我吃完去开店门，他穿好衬衫出门上班。
中午他偶尔打电话来，问我吃了没。
晚上他下班早，就在店里等我一起收工回家。
像所有老夫老妻一样，过着最平常的日子。有时候我从店里抬头，透过玻璃窗看见他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他就坐在驾驶座上抽烟，抽完了才下来。
他从来不在店里抽烟，也不在屋里抽，身上的烟味总是淡淡的。
我问他干嘛不在店里坐着等，他说：“看你忙活的样子，挺好的。”
那句话说得漫不经心的，但我听进去了，记了很久。
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大悲大喜。
我原打算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可老天爷好像偏不答应。
03
婚后的日子过得比我想象中顺当。
林伟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出门前总把垃圾袋拎走，冰箱里的牛奶永远没断过，我例假那几天，他会闷声不响地给我煮一碗红糖姜茶，放在床头柜上就不再说话。
他不说甜话，做的每件事却都熨帖。
有时候我坐在店里看着门口那片树下透下来的阳光，会觉得像在做梦。
半年前我还是个孤零零的人，一条街走完都碰不上一个能说话的人，如今不过过了几个月，家里有人留着灯了。
花店生意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我在门口放了张小桌子，春天卖点小盆栽，夏天做点干花束，入冬之后客人少些，我就坐在店里整理花材，一坐就是一下午。
林伟见我一个人忙活，有一天下班后跟我说：“要不，我帮你申个网上的铺子？”
我说：“弄那些做什么，我伺候这些花就够了。”
他也没再坚持，只说了句：“你高兴就行。”
那天傍晚，我去厨房做饭。
冰箱里还有半棵白菜，一块五花肉，几个干香菇。
我泡了香菇，把五花肉切了片，下锅煸出油，放白菜进去炒，添了水，搁了盐和一点酱油，盖上锅盖焖着。
锅里的水汽噗噗地冒上来，一团白雾笼在厨房的玻璃上。我拉开碗柜拿碟子的时候，忽然闻到那股油烟味，一股说不出的腻味猛地冲上来。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扶着灶台，干呕了两下，又呕不出来，只呛得眼泪直流。
林伟在客厅听见动静，大步跨进来，先关了火，把窗户推开，又拍了拍我的背：“怎么了？是不是胃凉了？”
我弯着腰，缓了好一会儿才直起来：“没事，可能是炒菜的味道太冲了。”
他端着水杯递到我手里，皱着眉看了我一会儿：“要不，明儿去医院看看？”
我摇头：“不用，休息一下就好了。可能是这两天换季，人有点乏。”
他没再多说，却把我手里的锅铲接了过去，自己上手炒菜。
他炒的菜咸淡拿捏得还行，就是酱油放多了一点，颜色深了些。
我坐在饭桌边上，看着他笨手笨脚地翻着锅里的菜，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暖。
晚饭后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着什么电视剧，我没看进去，盯着屏幕上的光影，心里头老是转着那个念头——这个月的例假，好像迟了几天。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打开桌下的抽屉找卫生巾，翻了两遍没找着。
我站在那儿，看着抽屉里空空的盒子，心里猛然蹿过一个念头。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赶紧把那念头按下去。
不可能。医生说了的，我这种情况，基本不会自然受孕。
我甩了甩头，转身去洗了把脸。
可那天一整天，我老是心神不宁的。
修剪花枝的时候，剪刀一歪，差点剪到手指头。
下午有个老客户来取预定的花束，我包着包着，手一抖，花纸撕岔了，只好重新包。
人家笑了我一句：“老板娘，今天心不在焉啊。”
我赔了个笑，没接话。
那天林伟也看出我不对劲，晚上睡觉前，他坐在床边看了我一眼：“春儿，你今天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
他没再追问，关了台灯，躺下去，隔了一会儿，在黑暗里说：“你要是哪里不舒服，别扛着。”
我嗯了一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那边传出平稳的呼吸声，睡着了。
我翻了个身，脸朝着窗户，帘子没拉严实，一线的月光漏进来，落在床头柜上。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腹，那里平平坦坦的，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闭上眼，在心里算了一下日子，又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缝看了很久，才迷迷糊糊睡着。
接下来那几天，晨起恶心的感觉越来越重。闻不了油烟味，也闻不了浓郁的花香，连门口那盆夜来香开花的时候，我都要捂着鼻子进出。
林伟再一次提出去医院的时候，我没再拒绝。因为我自己也心里打鼓，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周五上午，他请了半天假，开车带我去市人民医院。
挂了消化内科的号，等了半个多钟头，轮到我的时候，医生问了些症状，开了一张单子：“先去做个B超，再抽个血。”
我说：“我就是胃不舒服，不用做B超吧？”
医生头也没抬：“肝胆脾肾都查一查，顺便查一下有没有别的，放心些。”
我拿着单子走出诊室，林伟靠在走廊的墙上，问我：“怎么说？”
“让做B超。”我把单子递给他，“还说让查一下‘有没有别的’。”
他顿了一下，没接话，转身向B超室方向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他后脑勺上的白头发，心里忽然涩涩的。他比我大九岁，却老是替我操心。
B超室的护士让我躺上去，凉凉的耦合剂涂在肚皮上，我一激灵。
探头贴上来，在腹板上滑来滑去。那个医生盯着屏幕，眉头微微拧了一下，又松开，又拧了一下，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等一下啊。”她说，“我再仔细看看。”
我躺在那里，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两只手攥着身下的床单，指甲都掐进去了。她手里那个探头在我肚子上移来移去，移了很久。
终于她放下探头，摘下眼镜，从旁边扯了一张纸巾擦了擦，然后她笑了。
“恭喜你，”她说，“双胞胎，两个都有胎心了，五周半，很健康。”
04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B超室里安静得只剩下仪器运转的细微电流声。
我躺在检查床上，身上的衣服还没拉下来，肚子露在外面，上面涂着的耦合剂凉凉的一层，整个人像被人定住了。
“双……双胞胎？”我听见自己声音发涩，像指腹划过砂纸一样干涩。
医生点了点头，指着屏幕上两个模糊的阴影：“你看，两个孕囊，各有一个胎芽，都有胎心跳动。发育得挺好的，按时产检就行。”
我盯着那块屏幕，屏幕上什么也认不出来，灰蒙蒙一片，但我看到了两颗微弱地闪烁的小点，一左一右，像两颗跳动的小星星。
一股又酸又热的东西从胸口往上涌，堵在喉咙里，眼眶一胀，眼前的屏幕就模糊了。
“你，是不是……”我絮絮叨叨地问，“你们仪器，会不会看错？”
医生笑着摇头：“不会的，两个孕囊，很清晰，胎心也都有。放心吧，回去好好养着。”
我浑浑噩噩地下了床，胡乱整理好衣服，拿着单子推开门，看到林伟站在走廊里。
他背靠着墙，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视线迎着我过来，带着一点紧张，问：“怎么了？没事吧？”
我把单子往他手里一塞。他低头看了几秒，没有说话。
然后他猛地抬起头，盯着我的脸，目光里说不出是震惊还是什么，嘴唇动了动，又合上了。他站在那儿，像根钉子钉在原地。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从我们身边经过，没人回头看一眼。我们就那么站着，谁也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他嗓子里挤出几个字：“这……这怎么可能？”
我摇摇头，眼泪终于没兜住，无声地滑下来。
我蹲下去，蹲在B超室门口走廊的地砖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抖动。
六年了，我在这家医院的生殖科进进出出，抽了多少管血，扎了多少针，做了多少次手术，连走廊里摆的绿萝放哪个位置都记熟了。
医生说“基本上不可能自然受孕”。
医生说“卵巢储备功能衰退，建议考虑供卵”。
这些话，我听过太多遍了，多到我早已不再奢望有一天会有人拿着B超单，对我说“恭喜”。
可偏偏，这句话在这样一个毫无预兆的下午、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医生嘴里说了出来。两个孩子。一左一右。
林伟也蹲了下来。他没有拉我起来，也没有说话，只是蹲在我旁边，过了很久，伸出胳膊拢了拢我的肩膀。那只手搭在我肩头，微微发抖。
那天下午从医院回家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谁也没看。那台老空调嗡嗡地响着，叶面一阵阵摆风，像空气里有只手来回推着。
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从沙发上站起身，伸手从茶几上摸起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拿在手里，来回揿了两下，又没点火。
他握着打火机坐回沙发，把它放在膝盖上转了好几圈。
他开口：“春儿，这孩子……怎么来的？”
我知道他这句话没有恶意。他只是在问一件大家都想不明白的事。可那句话一出口，我还是觉得心口像被人拿针扎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说。
我顿了顿：“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他在阳台上坐到半夜。
我隔着玻璃门看过去，他的身影半倚在栏杆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像尊石像一样，一动不动。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一睁眼就看到床头柜上放了杯温开水，旁边压了一张字条：“我出去一趟，早饭在锅里。”
字条上没有多余的话，字迹很正，笔画一板一眼的，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老实。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进门换鞋，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我看到那个信封的右下角印着一个红色的十字，心就跳漏了一拍。
他在我对面坐下，把信封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两张纸。他说：“今早我去做了个检查，加急的。”
我看着他：“什么检查？”
“精液常规。”他说，“我刚才去取的报告。”
他顿了顿，把报告推到我面前，声音有点涩：“一切正常。”
我拿起那张纸，眼光在检验结果那一栏扫了几遍，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异常”的字样。
各项指标都在参考范围之内，活动率、密度、形态，全部合格。
“正常。”我自言自语。
“正常。”他重复了一遍。
我们俩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
他的报告正常，我的B超正常，正常加正常，生个孩子本来就不奇怪。
可问题是，他上次查是“死精”，我上次查是“卵巢早衰”。
两个人都不正常。
那到底从哪一环开始，变的正常？
05
林国富知道消息，是第三天的事。
我不清楚是谁告诉他的。
林伟没往外说，我也没往娘家打电话。
可老人耳朵长，隔了两个县城还是听到了风声。
他当天下午就从老家赶了过来，进门的时候，脸色是铁青的。
林伟给他倒了杯茶，他看也没看那杯茶，一挥手，茶杯差点滚下桌面。
他站定，手撑着桌角，胸口起伏了好几下，才开口：“伟子，你把话说清楚。这孩子到底哪儿来的？”
林伟的脸也沉下来了：“爸，什么叫哪儿来的？春儿肚子里怀的，是咱老林家的种。”
林国富嗓门一下子高了：“咱老林家的种？你自个儿啥样你自己不清楚？你那精子活动率才多少？你前头那个媳妇等了你五年，一个屁都没蹦出来。你现在告诉我，你二婚不到五个月，她就怀上了，还一怀就是俩？你信吗？”
他这话一出，屋子里的空气像被人一把抽干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里紧握着一只玻璃杯。杯子里的水在晃动，荡出一圈圈细碎的波纹。我盯着水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林伟站在原地，攥着拳头，呼吸粗重。
“爸，”他压着脾气，“春儿不是那样的人。您别在这儿乱说。”
“我乱说？”林国富拍着桌子，声音更大了，“我这个当爹的，连问一句都不行了？我说错了什么？你自己去问问左邻右舍，这事放谁家谁不犯嘀咕！”
他说完，喘着粗气，瞪着我：“春儿，你也别怪叔叔说话难听，老头子是实话实说。你要是心里没鬼，你就拿出个说法来。”
我攥紧了杯子，指尖都泛了白。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像有一把沙子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呢？
我确实没有证据证明这孩子是林伟的。
我也没法证明，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来的。
林伟一步跨到我面前，挡在我和公公之间，声音哑着：“爸，您今天要是来闹的，那您先回去。我们自己的事，自己会解决。”
林国富看着他，看了好半天，忽然冷笑了一声：“行，你自己解决。等哪天真戴了绿帽子，别嫌丢人。”
他抓起放在桌上的那顶旧帽子，一甩门走了。门板在他身后“哐当”一声合上，整面墙都跟着震了一下。
屋子里静了下来。只剩下我手里那只杯子的水还在一圈圈晃荡，没有停下。
我放下杯子，站起身，推门进了卧室。门关上，我靠着门板站了一会儿，听到外面林伟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带着说不清的东西，我听不出来是无奈还是别的什么。
晚饭的时候，我们俩都吃得很安静。
他夹了块鱼肉放到我碗里，我夹回去，说：“你吃点肉，最近瘦了。”他没再夹，低着头扒了几口饭，放下筷子，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开了口：“春儿，我要去查。”
我抬起头看他。
“去查这些年所有的报告，所有的记录。”他一字一句地说，“我要搞清楚，到底是哪一环出了岔子。这事儿不弄明白，这日子过不踏实，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抬不起头做人。”
我沉默了几秒，点了下头：“好。一起去。”
我本想跟他说，我也去过医院问过了，那些旧病历还堆在档案室里，想查得花点工夫。
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站起身去阳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晃了一下，又稳住了。
我张了张嘴，到底还是没把那句话说出口。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反反复复转着下午在医院档案室看到的那几行字。
档案室的护士把六年前的病历档案袋从架子上抽出来，厚厚的牛皮纸袋落了一层灰，封面上写着病人的名字、日期和编号。
我那天去查的是自己的旧病历，想找找当年的检查结果，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愣住了。
我那叠病历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化验单的复印件，病人名字那栏写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徐峻熙”。
我前夫，他名字的旁边，有手写的一行小字：“供精人筛选档案（代查）”。
供精人。
这两个字像一把钥匙，拧开了我脑子里一扇紧锁多年的门。那扇门的后面，藏着什么，我一时间看不清楚，只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蔓延。
我咬住嘴唇，把那页纸抽出来，叠好，塞进外套的内袋里。
屋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天花板上，泛着一层冷白的光。我闭上眼，在心里默念了一遍那个编号：A0316。
A0316。这个编号，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06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市人民医院的档案室。
接待我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档案员，戴着老花镜，听了我的来意后，盯着我看了一眼：“你要查六年前的检验记录？按规定，患者本人只能查自己的病历，别人查不了。”
“我知道，”我把身份证和结婚证推过去，“我不查别人，我只查我自己的。但我当年在县医院做过全套检查，那边说后续治疗的档案转到了这边。我想找找我自己的那份，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遗漏。”
她低头翻了翻那两本证件，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站起来往后面的铁皮柜走去：“行吧，你自己的病历，本人来看，是合法合规的。”
铁皮柜最底层第三格里，她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子正面印着县人民医院的名称，右下角贴着一行编码。
她把档案袋放到台面上，翻开第一页，又翻到最后一页，指着末尾的一行小字：“喏，你看看，这是你当年的全部记录了。这页是最后一张，后面没了。”
我低头看，纸面上的字迹有些褪色，但字还能认出来。
“省城医院生殖中心供精人筛选档案（代查），委托单位：县人民医院检验科，委托日期：六年前。”
“供精人筛选”这五个字，像一记闷锤，砸在我后脑勺上。我半晌没喘过气来。
供精人筛选，意思很明白，就是医院在帮我选定供精做试管的捐精者时，做的一次筛选检查。
而那个被筛选的人，需要完成一系列常规检查，包括精液分析。
我的手在纸页上摩挲着，指腹碰到了那行编号——“A0316”。
我对这个编号有印象。
上次我来翻档案时，在我自己的病历里夹过一张化验单，单子上写的是“徐峻熙”的名字，编号也是A0316。
那时我以为是前夫的资料，没想到，这张化验单竟然是“供精人筛选”的报告页，患者名字栏填的是徐峻熙，但编号却和我病历里夹的那张对得上。
一个荒诞的念头从心底冒了出来。
如果“A0316”是供精人筛选的代号，而徐峻熙的名字被写在供精人的那一栏里，那么六年前，他为医院做过供精检查吗？
这事，他从没跟我提起过。
当天下午，我没跟林伟打招呼，先去了县城。
老家的街道还是老样子，狭窄的两车道，两边挤满了小商铺。
卫生局的门面缩在一条巷子里，门脸不大，进去之后，走廊两壁贴满了各种规章制度的展板。
我找到办公室，递了证件，说明来意：想查六年前县人民医院的检验记录。
办事员是个年轻的姑娘，翻了翻我的证件，又看了看我：“你要查的具体是哪一项？”
“精液常规分析，”我说，“六年前，大约月份是四月份，编号A0315和A0316，两份样本。”
她低头查了一会儿电脑，皱着眉：“系统里查不到六年前的数据，那时候还没上系统，纸质存档在档案馆。具体哪个批次、哪个编号，你得去档案馆调。”
我道了谢，出了卫生局院子，站在巷口，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尘土，顿了顿，还是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起来的是一个低沉而有些疲惫的声音：“喂，你好。”
“是邓澄泓吗？”我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是。你是？”
“我是曹春儿，”我说，“徐峻熙的前妻。”
那头又是一阵沉默，比刚才更长。我听到电话那边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又停了几秒，才听到他说：“我知道你。”
声音很轻，像鼓足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来的。
我在电话这头，手指攥着手机，紧了又紧，声音却尽量放平：“邓哥，我有点事想找你当面问。你有空吗？”
那头又安静了几秒。半晌，他说了一个字：“有。”
我挂了电话，站在县城那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胸口的心跳一阵比一阵急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