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文学创作，文中人物、情节、地名均为艺术加工，请勿与现实关联或对号入座；内容仅供休闲娱乐，请理性阅读。
1994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永丰纺织厂门口的老榆树刚冒出一点嫩芽，厂门就被堵死了。
沈玉禾是被身边的人推搡着涌到门口的。
她看见那一排车的时候，脚底下像是突然长了根，怎么也挪不动——红绸子一辆辆地绑着，从厂门口一直延伸出去，数不清头在哪儿，尾在哪儿。
厉春芳已经挤到了最前面，扯着嗓子喊："这是哪个大官来了？
还是哪个大款？
人群越堆越厚，嗡嗡声像锅里烧开的水。
孟桂兰从人缝里挤过来，一把攥住玉禾的手腕，脸色白中带红，嘴唇动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话："玉禾，有件事，我藏了四年，今天必须告诉你。"
玉禾的心跳猛地乱了一拍。
她手心里全是汗，却说不清楚自己在怕什么，或者——在等什么。
腊月初八的风是从北边来的，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缩着脖子走出厂门，棉袄领子翻到最高，左手提着那半袋面粉，右手护着帽沿。
下午四点半的天已经灰了，路灯还没亮，厂门口那棵老榆树底下积着没扫干净的雪，踩上去咯吱一声。
就是在那个咯吱声之后，我看见他了。
蹲在厂门口墙角，背靠着红砖墙，两条腿收拢，棉袄破得露出里面的棉絮，颜色不知道是什么，脏得分不清原来是灰还是黑。
他没戴帽子，头发乱着，但他没有伸手，没有开口，甚至没有看来来往往的人，只是蹲在那儿，像一块被人遗忘的石头。
我旁边的厉春芳先看见他，扭头跟身边的人说："哟，又来一个要饭的，这天气也不知道往哪儿躲。"
我没说话，脚步慢了一下。
那男人听见动静抬了一下眼，没有求人的神情，也没有躲避的意思，就那么平静地看了一眼，又把视线落回地面。
厉春芳已经走远了，笑声还飘在风里。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面粉袋子沉甸甸的。
那是我攒了三个月粮票换来的富强粉，约摸十斤，装在一个打了两块补丁的粗布口袋里，本来是留到春节做包子的。
我妈罗秀珍特意叮嘱过，让我换了就锁柜子里，不许动。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停下来。
那人两天没吃东西，我当然不知道，我只是看见他的手——搭在膝盖上，指节发青，手背上有一道旧伤疤，但那双手没有颤，没有往外伸，就那么稳稳地放着。
我走过去，把面粉袋子放到他脚边。
"拿着，别饿死。"
我说完就走，没回头。
身后安静了两秒，然后我听见粗布口袋被人拿起来的声音，沙沙的，轻。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完了。
我不知道厉春芳一直没走远，就站在斜对面跟人说话，把这一幕看了个正着。
我更不知道，这件事在我走出不到二百米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她嘴里长出新的枝桠。
到家的时候天全黑了。
我妈罗秀珍正在灶台边炒白菜，听见门响，头也没回。
"面粉拿回来了？"
我把空手亮给她看。
锅铲当的一声磕在铁锅边上，她转过身，眼睛直盯着我。
"在哪儿呢？"
"给人了。"
"给谁了？"
"厂门口蹲着个人，看着两天没吃东西的样子。"
罗秀珍把锅铲搁下，围裙在手上擦了两把，走到我跟前，声音压低了，但字字清楚。
"沈玉禾，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这句话说得不重，可我听着像什么东西碎了一下。
"那是咱家春节的面，你爸这一年的腰，我这一年的豆腐摊，攒出来的粮票，你就这么给了个野男人？
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我知道他饿着。"
我说。
"饿着！"
她重复了一声，像是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语言，"这世上饿着的人多了，你一个人管得完？
你有那个本事吗？
三十六块钱一个月，你有那个本事吗？
我爸沈大柱坐在院子里，旱烟袋捏在手里，一声没吭。
我妈说了很久，我没再还嘴。
说不过，也不想说。
后来罗秀珍去灶台盛饭，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冷风把眼睛吹得有点酸。
沈大柱在我旁边磕了磕烟袋，慢慢抽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得很快。
"玉禾。"
"嗯。"
他没有问我为什么给，也没有说对不对，只是盯着院墙上方那块暗下去的天，说了一句话。
"人穷的时候，最要紧的不是钱。
是有人把你当人看。
我没说话。
风又过来了，把院子里那棵枣树的枯枝吹得轻轻响。
第二天上工，我走进车间，厉春芳正站在织机旁边跟人说话，看见我进来，声音没压低，甚至往上扬了几分。
"就是她，昨儿个把家里的白面送给厂门口的野男人，说是看他可怜——哎哟，可怜，咋不把自己也搭进去呢？"
笑声从几台织机旁边漫出来，有人低着头笑，有人直接看着我笑。
我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把机器开起来，轰隆隆的声音把其他什么都盖住了。
孟桂兰从旁边走过来，没说话，只是悄悄把手放在我手背上，攥了一下。
"你这个人啊。"
她开口，声音很轻，轻得只有我能听见。
她没有说下去。
我以为她是跟我妈一样的意思，可她的手没有松，就那么攥着，像是还有什么话卡在喉咙里，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孟桂兰的手最终还是松开了。
她走回自己的机器旁，背对着我，再没有说话。
我看见她的肩膀绷得很直，像是在用力撑着什么。
轰隆隆的声音淹没了车间里的一切。
我低头看梭子来回穿动，眼睛盯着纱线，脑子里却是空的。
厉春芳的声音还在我耳边转。
她说"搭进去"，说得那么轻巧，像是在说一件跟她毫不相干的笑话。
中午吃饭，我端着碗走到角落坐下，旁边的位置空了两个。
不是没有人，是有人看了我一眼，端着碗走到另一头去了。
我把饭吃完，把碗洗干净，回去把机器开到最响。
下午四点半，我出了厂门。
腊月的风刀子一样往脖子里钻。
我把围巾往上拽了拽，走了半条街，才发现我走得比平时快，脚步踩在地上砰砰的，像是要把什么东西踩进地里去。
进了院门，爸沈大柱还坐在院子里。
天已经快黑了，他也没有点灯，就那么坐着，手里捏着烟袋，烟火一明一暗的。
我妈罗秀珍在厨房里，锅铲碰着铁锅，当当的响。
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屋。
沈大柱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把眼睛移开，望着院墙上方那块没有星星的天。
"他们说你了？"
他问，声音是那种用旱烟熏过很多年的沙。
"说了。"
我说。
"你妈呢？"
"她今天没在厂里。"
我顿了一下，"昨晚说了，你听见的。"
沈大柱嗯了一声，把烟袋在鞋底磕了磕，烟灰掉在地上，散开一小片。
罗秀珍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我，把锅铲在锅边一搭。
"回来了。"
她说，"吃饭了没有？"
"在厂里吃了。"
她没有再说话，把头缩了回去。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不想说，是沈大柱坐在那儿，她忍着。
昨晚她已经说够了。
"脑子坏掉了"这句话，她说的时候声音不大，可是旁边站着邻居张大妈，那句话就不只是说给我听的了。
我蹲下来，把院子角落里倒扣着的一只木盆翻过来，坐在上面。
"爸，"我说，"你说我做错了吗？"
沈大柱没有立刻回答。
他又把烟袋塞进嘴里，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
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得很快，一眨眼就没了。
"你问我？"
他说。
"嗯。"
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到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
"人穷的时候，"他开口，声音很慢，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最要紧的不是钱。
是有人把你当人看。
我没有接话。
风从院墙外面刮过来，把那棵枣树的枯枝吹得轻轻响。
树枝碰着树枝，细细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远处弹指甲。
沈大柱把烟袋放下来，低头看着手里那截木柄，看了好一会儿。
他右手的三根手指，食指、中指、无名指，指节比正常的短一截，是当年机器带走的。
他平时不提这件事，我也不问。
"行了，进屋去。"
他说，"冷。"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
进了屋，罗秀珍把一碗热水推过来，没有看我，只说了一句"暖暖手"。
我把手捂在碗上，热气一点一点渗进掌心。
那天晚上我没有跟我妈再提那件事，她也没有提。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厉春芳的版本在厂里越传越厚。
先是"送了半袋白面给外头的野男人"，后来变成"送了吃的送了喝的，还在那儿站了半天"，再后来有人问"那男的是不是认识的"，厉春芳压低声音说"谁知道呢，有些事情说不清楚的"。
她说"说不清楚"三个字的时候，我正好从她身后走过，听得一清二楚。
我没有停步，径直走到自己的机器前，把开关拨上去。
孟桂兰那天中午过来找我，说一起去打饭。
我们并排走着，她忽然说："建国昨天跑长途，今天才回来。"
我说："嗯。"
她顿了一下，"他说路上遇见个事，回来跟我说了半天。"
我以为她要说什么，等了等，她却把话头拐走了，说起她儿子最近夜里不睡觉，闹腾得很。
我看了她一眼。
她端着碗，眼睛看着前面，神色平静，可是脖子那里有根筋绷着，一直到我们坐下来，那根筋才慢慢松了。
"建国遇见什么事了？"
我问。
"哦，"她随口说，"就是路上有个人找他打听东西，他不认识，就没多说。"
"打听什么？"
"没什么大事。"
她把碗里的菜拨了拨，"吃饭吧，菜凉了。"
我没有再问。
可是我记住了那根绷着的筋。
孟桂兰这个人，跟我认识了二十多年，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藏话，我分得清楚。
她今天是藏了话的。
孟桂兰那句"没什么大事"，我翻来覆去想了一整个下午。
机器轰隆轰隆地转，梭子来回穿，我手上没停，脑子却一直在那根绷着的颈筋上转悠。
建国跑长途见的那个人，打听的那件事，孟桂兰说是"不认识"，可不认识的人，值得她端着碗眼睛都不敢往我这边飘吗。
我没有再问。
这是我们认识二十多年养出来的默契——她不说，我不逼，等她想说的时候，她自然会开口。
只是那根筋，我记住了。
腊月的事过去之后，厂里嘲笑了我大概有一两个月。
到了过年，新的热闹出来，那半袋面粉的事就慢慢淡了，没人再当面说，也没人真正忘了。
我知道那件事一直压在那里，像一块没化干净的冰，等着某一天又被人翻出来。
果然，每次有人给我说媒，那块冰就会被顺手带出来用一用。
"玉禾这姑娘手艺好，就是性子太野，你看她当年那事——"我没有站在旁边听完过，每次走到这里，我就找个借口离开了。
相亲的事，我妈罗秀珍从八五年就开始张罗。
头两年还好，她说，我就去见，见完回来说不合适，她叹口气，过几个月再安排下一个。
到了八七年，她的耐心就短了很多，每次我说不合适，她都要追问为什么，我说不出来，她就更急。
"你说不出来就是没毛病，没毛病你还不答应，你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
我真的说不出来。
不是没有过动心的时候。
厂里有个技术员，姓陈，人老实，活儿做得细，也不多话。
他追了我将近两年，逢年过节往我们家跑，我妈那段时间脸上都是笑的，连我爸也说"这个后生看着踏实"。
我犹豫了很久。
他身上没什么毛病，人也好，可我每次跟他坐在一起，总觉得差一口气，像棉袄少了一层絮，勉强能穿，但不够暖。
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最后还是跟他说了对不住。
那天下午，我刚从陈技术员那边回来，还没走进门，就看见院子里站着我妈，旁边还有邻居张婶，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什么，声音压得低，但我妈的背挺得很直，那是她要发作前的姿势，我认得。
我推开院门，我妈转过身，眼睛先扫了我一遍，然后看见我手里没带任何东西，脸就沉下来了。
"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你说什么了？"
我没吭声。
张婶往旁边挪了半步，笑了一下，那个笑是那种想看热闹又怕沾上麻烦的笑，我见过太多次了。
"玉禾，"我妈的声音忽然高起来，"你今年多大了，你自己数一数。
三十一了。
三十一岁了，厂里跟你同年进来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你呢？
一个比一个好的后生往你跟前送，你一个个往外推，你推得完吗？
我说："妈，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哪里是说话的地方？
你倒是告诉我！
"她的声音已经在颤了，那不是单纯的气，是攒了很久的急，"你是嫌人家不好，还是你心里有别的人？
你跟我说，你心里有谁？
张婶假装低头看脚尖。
我站在那里，没有回答她最后那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妈，我进屋了。"
我绕过她，走进了堂屋。
身后我妈还在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一声很重的叹气。
那口气压下来，比她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要重。
他走的那天下午，我在车间里把一个梭子换了三遍，换到第三遍的时候，孟桂兰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没说话，就那么站着。
"你后悔吗？"
她最后问了一句。
我想了想，"不后悔。"
"那就好。"
她把手搭在机器侧边，眼睛看着那排正在转的线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玉禾，有句话我想问你，你别生气。"
我说你问。
"你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我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我没想到，愣完之后，我反问她："等什么人，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孟桂兰没有接话，把手从机器上收回来，转身走了。
那句话我当时没多想，觉得她是随口一问。
可是后来，九零年那年冬天，李建国跑了一趟省里的长途回来，孟桂兰那段时间人有点不对劲——话变少了，有时候我说什么，她嗯一声，那个嗯里头是空的，像在想别的事。
有一次我们一起下班走到厂门口，她忽然站住了，回头往厂门口的那面墙角看了一眼。
那面墙角，我当然认得。
我也跟着看了一眼，没说话。
孟桂兰站了几秒，转过身，低着头继续走，嘴里说："走了，今晚我炖了排骨，你来不来吃？"
我说来。
饭桌上，建国比平时话更少，孟桂兰炖的排骨是烂的，汤也够味，可他只喝了半碗，说胃不舒服，早早去屋里躺着了。
我和孟桂兰收拾碗的时候，她问我："你妈最近还给你相亲吗？"
"上个月刚见了一个，邮局的，没成。"
"哦。"
她把碗摞起来，"那你自己呢，有没有想过的？"
我说没有。
她把手里的碗放下来，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有点复杂，像是想说什么，又把什么压了回去。
"好好的，"她最后说，"不急。"
不急。
我当时觉得这两个字有点奇怪，我妈催了我七八年，全厂的人都觉得我是个怪人，偏偏孟桂兰跟我说不急。
我没有追问。
可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走到厂门口那面墙角的时候，停了一步。
腊月初八那天傍晚，天是铁灰色的，风从街口斜着刮过来，那个人蹲在墙角，棉袄的肩膀处有一条裂缝，手搭在膝盖上，指节是青的。
他没有开口，没有往外伸手，就那么坐着。
我把面粉放在他脚边，说了一句话，然后走了。
我不知道那袋面粉后来怎么了，那个人后来怎么了。
我只知道那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完全按自己的心走，不看任何人的脸，不等任何人点头。
就那一次。
后来的每一次，我都在想，如果那一次是对的，那么我就还能再等。
我站在那面墙角旁边，风把头发吹乱了，我用手压住，抬头往街上看了一眼，没什么人，也没什么车。
转身走了。
九三年入冬之后，孟桂兰有一天突然找我说，建国的传呼机前阵子收到一条回电，号码他不认识，也不知道是哪里打来的，就没理。
我说那有什么，传呼机哪天没几个不认识的号码。
"嗯，"她说，"我也这么跟他说的。"
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往别处看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很快收回来，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我没问她在想什么。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这句话翻了好几遍，翻来翻去，也不知道在翻什么。
只是想起九零年那次，建国从省里长途回来，孟桂兰说有个人路上找他打听东西，不认识，没多说。
那时候我觉得是桩小事，现在再想，那根绷着的颈筋又回来了。
两件事，隔了三年，都是不认识的人，都是孟桂兰说完就把话头拐走的那种。
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是不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也不知道那个不认识的人，到底在打听什么。
我只是躺着，听着屋外的风，没有睡着。
直到九四年春天，那个清晨，我骑着自行车拐过永丰纺织厂的那条街，老远就看见厂门口停满了车，红绸子从车头一路绑到车尾，把整条街都染成了红色。
我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捏紧了车把，指节顶着橡皮套，发出一点细小的声音。
我没有停下来，可是车速慢了。
慢到最后，我的眼睛从那片红色里扫过去，落在最前面那辆车旁边站着的一个人身上，只看见他的手——搭在车门边沿，指节微微收着，手背上有一道旧的疤痕。
我的车轮歪了一下，蹭上了路边的砖沿。
我的车轮蹭上砖沿的那一声，细小得只有我自己听见。
我把车扶正，踩了踩脚踏，没有停。
可我的眼睛没有跟着车走。
那只手搭在车门边沿，指节微微收着，手背上有一道旧的疤痕——我只看了一眼，车就歪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么多人、这么多车、这么长一条红绸子里头，单单看见一只手。
厂门口已经乱了。
早班的女工们挤在门洞里出不来，里头的人往外看，外头的人往里探，厉春芳的嗓门是第一个钻出来的："哎哟，这是哪家的车队？停在咱们厂门口干什么？"
我把自行车推到墙边，锁上，手心里全是汗。
孟桂兰从人群里挤过来，走得很快，脸上的神色我没见过她用过——不是慌，是那种把一件事憋了太久、现在不得不说的那种绷紧。
她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人少的地方，背对着那片红绸子，压低了声音。
"玉禾，我有件事，本来不该现在说，但现在不说，就来不及了。"
我看着她。
"建国1990年那次，被人辗转找到，"她顿了顿，"那个人托建国打听你。"
我没有动。
"打听我什么？"
"打听你还在不在厂里。"
"打听你嫁没嫁人。"
孟桂兰的眼睛不敢直视我，往旁边偏了一下，"那个人说，他还没准备好，不想让你等一个不确定的人。
他让建国先别告诉你。
我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
"我知道我不该瞒你。"
她的手攥住我胳膊的力道重了一分，"我怕他最后不来，你白等一场。
我就想着，等我看清楚他是不是认真的，再说。
这四年我一直在看，我觉得他是认真的，所以……
她没说完，厂门口那边传来一阵动静，有人在喊："下来了，下来了，那辆车上下来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