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中国走向绝迹

撰文｜苏竹君阙之玫

苏德隆(1906-1985)先生是著名公共卫生学家、预防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全国血防先驱、一级教授。在他和同事们，以及很多人共同努力下，血吸虫病在上海、在中国不再大规模流行，开始走向绝迹。而他的贡献不只是血吸虫病防治。2026年7月9日是苏德隆先生诞辰120周年，《知识分子》在此刊发他女儿苏竹君和外孙女阙之玫撰写的纪念文章，文章原标题《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引言

他，出身寒门，却志存高远；他，学贯中西，却扎根乡土；他，身经动荡，却初心不改。苏德隆教授用一生践行“为人群服务”的誓言，将流行病学研究从书斋推向田间地头，把科学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送走血吸虫病的“瘟神”，到艰难求索肝癌的病因；从奔赴战火纷飞中的防疫前线，到参与构建新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实践，他的每一步都踏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这是一部中国科学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需要紧密相连的生命史诗。

01 少怀济世志，学成万里归

1906年，苏德隆出生于南京的城市贫民家庭，是家中存活的“长子”。父母靠经营小手工业为生，常年为生计忧心，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只念过几年私塾的父亲，教会他做有骨气的中国人。受父亲加入基督教的影响，他小学三年级即自学英文，四年级开始用英文写日记。苏德隆国文功底也极好。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他中学毕业后被迫失学。期间，他一个妹妹因缺医少药而夭折，母亲因长期劳作、营养不良患上严重胃溃疡，他目睹亲人和周围民众贫病交加的生活现状，萌生了当医生、拯救贫苦患者生命的愿望。

中学毕业失学两年后，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27年苏德隆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即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始三年的医预科学习。苏德隆成绩年年第一，从第二学期开始，学费和住宿费均靠优异成绩减免。医学预科二年级时，父亲因手部切伤引发败血症。苏德隆在病榻前侍奉月余，却无力挽回父亲生命。此后，他在母亲一再坚持下继续学业。

1928年，苏德隆成为中国三大自然科学社团之一“中华自然科学社”的早期会员。他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且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社友，尤与同乡近邻、日后的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友善。“圣人”和“铁嘴”是苏德隆的绰号，他一生好辩论，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935年苏德隆在国立上海医学院门前 图源：复旦上医

苏德隆深受时任医学院院长颜福庆、教务长朱恒璧以及高镜朗、黄子方、赖斗岩等知名教授的影响。求学期间，一位教内科的老师说过：“内科医生真正能医好的病，不会超过五种。”这让他深刻意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1931年夏，长江流域大洪灾，上海爆发霍乱，死亡人数众多。苏德隆放弃暑假休息，到时疫医院当助手。1931年，苏德隆在医学院学术期刊《医学》创刊号发表首篇论文《动物生长曲线》。1932年，他加入中华医学会，首次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论文《脑垂体前叶与性》。同年11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刊物《科学世界》创刊，苏德隆担任医学主编，除了组稿，他还在“科学问答”栏目与读者互动，通俗解答大量医药卫生问题，并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科普文章。

1935年6月，苏德隆以总分第一名成绩博士毕业并获金质奖章，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又兼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住院医师。

毕业之际，《中央日报》“中华自然科学社第八届年会专刊”第一期刊登了苏德隆的《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之将来》，文中他提出“新时代医学是否经济”的观点，这个观点影响了他一生的科学研究和发明；他还提出“中华民族健康之危机及其补救要策”等主张。

此后他欣然接受颜福庆院长调令，前往沪郊，在上海县颛桥乡开办“农村卫生所”，开辟了上海医学院新的卫生教学基地，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他担任沪郊农村工作协进会卫生主任，并与陶行知、黄炎培和钮永建等创办的民众教育馆或乡村学校合作，义务行医并讲授卫生课和创伤救护。他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的《沪郊农村卫生工作初步报告》写道：“我国农民贫病交加，其公共卫生之需要，更远甚于他邦。”

当时市面上没有供大众阅读的医药卫生常识书籍，他便应先生们请求，撰写了10余万字的《实用医药卫生常识》，在《科学世界》连载。与此同时，苏德隆与老师赖斗岩合著的师范学校教科书《卫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写的第一部教科书。

苏德隆在校时就是爱国学生领袖，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便加入战地救护队伍。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数十万难民涌入，苏德隆担任上海联合防疫委员会巡回清洁队主任，发明了“折叠式干热灭虱器”，使难民灭虱工作效率大幅提升，避免了大疫爆发。1938年，苏德隆应召担任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队部医务主任及第一大队大队长，辗转抗战防疫前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组织力量扑灭了长沙、衡阳和桂林一带的霍乱流行。

1942年，苏德隆作为卫生署首批选派人员，被保送至印度孟买霍夫金细菌研究院学习鼠疫病原学。1944年，苏德隆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导师是大名鼎鼎的马克西(Maxcy)教授和里德(Reed)博士。因考取“庚款留英招考”，1945年他又前往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霍华德·弗洛里(H.W.Florey)。弗洛里起初并不想收苏德隆，苏德隆凭借在中国开展的煤油消灭孑孓（蚊子幼虫）实验的独特见解打动了他。三年严格的研究工作和训练，为他打下扎实的实验设计和科研基础。苏德隆首创性地发现了微球菌素（Micrococcin），并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发表两篇论文，路透社为此做了报道，他的照片至今悬挂在牛津大学病理学院一楼的名人栏上。

1947年，苏德隆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底，牛津病理学院授予他荣誉医学博士学位。1947年4月，中华医学会决定加入世界医学会，当年9月苏德隆和金宝善一起代表中华医学会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医学会第一届会议。苏德隆还先后入选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和英国微生物学会任会员。1948年夏天，苏德隆列席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日内瓦会议，见证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成立。导师弗洛里向施思明（世卫组织创建关键推动者之一）夸赞苏德隆是“才华出众”“在细菌学领域具备顶尖天赋”。

02 疫场即战场，国召即方向

早在医科二年级时，苏德隆就注意到一种急性流行病的危害——千余民众因在沪郊昆山青阳港游泳而患上急性血吸虫病，当时医学界对这种疾病所知甚少。苏德隆在学校做了一次读书报告，专门论述血吸虫病的危害，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疾病。此后，他辗转抗战防疫前线，并于1938年在广西宾阳开始了血吸虫病调查和首次钉螺生态学研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他以预防医学专家的敏锐直觉，发现驻沪部队近三万战士因战事和训练涉水，染上不明原因的病症，经研究确认是急性血吸虫病。他连夜写信给华东军区首长，汇报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对战士健康和战斗力的影响，以及防治方法。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陈毅的指示，当年12月21日，三野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召开上海医务界领导人士会议，宣布成立“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并委任苏德隆为副秘书长。此后，他组织动员沪宁、沪杭沿线两千余名医务人员开展突击治疗，这支部队的战士很快恢复健康，随后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宋时轮将军颁予苏德隆第十九军名誉教育主任证书，苏德隆感叹“这证书比我在牛津大学得到的博士文凭还要珍贵和光彩得多！”

苏德隆和同事开展钉螺生态学研究。图源：复旦上医

离开部队时，苏德隆想到一个问题：部队的血吸虫病可以集中医务力量消灭，分散在农村的农民感染了血吸虫病该怎么办？当时，血吸虫病在南方13个省市猖獗流行，1亿人口受其危害，患者逾1300多万。为了让全国医务工作者了解血吸虫病，苏德隆1950年发表《近年日本血吸虫病研究之进展》长文综述，这是中国第一篇血吸虫病研究综述。从此，苏德隆放弃了自己熟悉且钟爱的微生物学，转向国家和人民急需的血吸虫病防治研究。

1953年，苏德隆被任命为华东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担任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及血防局顾问，开启了钉螺生态学研究的先河。他通过实验证明，人尿中的尿素分解产生的氨可以杀死血吸虫卵，这一不花钱的方法，推动了江南水网地区的人粪无害化处理；他推翻了教科书上钉螺有冬眠习性的说法，发现了水线上下钉螺的分布规律，彻底改变江南水网地区河岸灭螺策略；他首创“纸钱法”用于筛选灭螺药，探索并创造了多种灭螺途径。1954年，苏德隆应邀出席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匈牙利第一届公共卫生学代表大会，作了题为“粪便中消灭血吸虫卵的研究”的报告。

1954年，第一届公共卫生专修科师生合影（二排左四为苏德隆）。

图源：复旦上医

1956年，国家核定苏德隆为一级教授。同年，《流行病学杂志》（1981年更名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创办，苏德隆担任编委会名誉总编辑。1956年，他任国际刊物《生活与健康杂志》中国编委。1957年，他任《Journal of Hygiene Epidemiology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创刊国际编委。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接见科教、文艺及工商界人士。席间，苏德隆被征求《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年限的意见：“订了个7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苏德隆一向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同血吸虫病作斗争，他认为此种病可防可治，但彻底灭除并非易事，需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部署。他于是回答：“恐怕时间太短了！”毛主席又问：“12年怎么样？”苏德隆说：“12年比较好一点。”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

1965年，受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派遣，苏德隆带队进驻青浦县朱家角镇开展城镇灭螺试点。当地血吸虫病极为严重，钉螺孳生泛滥。苏德隆提出“毁其居，灭其族，防止其流入”的城镇灭螺方针。他亲力亲为，发动群众开展义务劳动：抽干河水、铲除浅滩、喷药灭螺、重砌石岸与河埠。短短几个月内，当地基本消灭钉螺。经持续采取预防措施，同时治疗患者，多年监测显示，朱家角镇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千年古镇重焕生机。这一成果堪称中国预防医学史上的创举。

1985年11月，苏德隆被中共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追记大功一次

1985年11月，上海市正式宣布消灭血吸虫病。中共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追授苏德隆“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追记大功一次。2018年11月9日，中华预防医学会追授苏德隆“全国血防先驱”荣誉称号。中国血防纪念馆特设“一门四代血防建功”展板，记录以他为首的上医师生70余年的血防功勋。在苏德隆等一代代血防人不懈努力下，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成为全球典范，大量科研成果、产品、标准向世界分享。

03 坚守科学真理，探求病因真谛

苏德隆一生十分热爱预防医学研究工作，尤其关注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生命健康的疾病。他以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认为流行病学的核心是在现场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他的研究课题大多在现场开展，以实际行动解决问题，如血吸虫病防治、副霍乱的研究、桑毛虫皮炎和启东肝癌病因研究，均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血吸虫病权威瓦伦（K.S.Warren）博士访沪演讲，极力推崇单纯依靠药物治疗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的策略，当即遭到苏德隆质疑。苏德隆深耕血防数十载，实践证明：从未有地区能不经灭螺、仅靠药物治疗消灭血吸虫病。两人达成协议，选定安徽省贵池县两个村庄，于1981年开展对比试验。历时3年试验证实：坚持灭螺、防治结合的村庄，人群感染率、钉螺密度直线下降；只治不防的村庄，无法阻断传播，钉螺数量未减、感染率大幅上升。瓦伦博士承认：“试验结果已经分明，没有必要再试验下去了。”他们据此试验合著的“Morbidity in Schistosomiasis Japonica in Relation to Intensity of Infection: A study of two rural brigades in Anhui Province，China”1983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成为流行病学研究经典。此后，瓦伦博士尊称苏德隆为“伟大的人物”，视为师长与挚友。

自此，国际学术界重新确立防治结合策略的核心地位，认可中国血防策略的独到价值，倡导因地制宜地予以推广。苏德隆在血吸虫病研究领域的成就，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他是世界上首位全面阐明钉螺分布规律和中国血吸虫病生态学的学者。

图源：复旦上医

苏德隆（左一）和同事在青浦农村开展钉螺现场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制定的“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相关部门接管开林油漆厂不久，就注意到铅中毒的危害。1950年9月，华东工业部组成安全卫生委员会，请苏德隆研究并协助该厂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并使其他用铅工业引起重视。这次调查，成为新中国工业铅中毒研究的开端。

也是在1950年，他修正了里德-弗罗斯特(Reed-Frost)流行病学数学模型，这是中国科学家建立的第一个流行病学数学模型。他根据一起封闭式幼儿园水痘爆发的调查，建立数学模型，概括飞沫传染病传播中诸多相关因素对流行过程的作用。这篇题为《水痘及其同类的飞涎传染急性传染病进行性流行基本规律之探讨》的创造性研究论文，在西方被称为“理论流行病学”，但遗憾的是，当时环境下文章不能发表，被搁置在抽屉里10余年，连向学生介绍也被不允许。

苏德隆是中国推行‌科学临床试验方法的先驱‌。1951年他在《医务生活》上发表《怎样考验医疗方法的科学价值》，强调“唯有经过严格验证的医疗方法才有价值”。在当时倡导“双盲、对照、均衡”的临床试验，需承担巨大风险。如今，临床试验、现场试验已成为实验流行病学核心内容与循证医学基础，他的开拓性贡献功不可没。

1961年全球第七次副霍乱大流行，中国也受波及，苏德隆带领研究生深入疫场，提出副霍乱的地方性学说，认为副霍乱可能已在当地越冬和繁殖。这个科学预见，指导了后来对副霍乱越冬及变异的研究，而欧美等国10多年后才在杂志上发表类似见解。他提出预防副霍乱的对策，并明确反对当时以隔离治疗和预防接种为主的防治策略。苏德隆的观点遭到很多人“围攻”，但他仍冒着极大风险，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直至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因霍乱菌苗保护率极低，甚至有副作用，在第2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取消了国际卫生条例中接种霍乱菌苗的要求。

1972年上海突发不明原因皮炎流行，患病群众达50余万。年近七旬的苏德隆“被准予甄别使用”。在重灾区沪东造船厂，他发现身穿全身工作服的电焊工和气割工患病率远低于其他工种，由此推断病原体经空气传播。他指导调查组深入车间、田垄、里弄、果园做流行病学调查，拉网式排查空气中所有可能刺激皮肤的物质，并对十几种可疑病原体开展实验室检验。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海量文献检索、调阅当年全市虫情报告和气象报告，最终锁定真凶。他和同伴将桑毛虫毒毛植于自身试验，仅用18天确认病因：桑毛虫幼虫身上的毒毛。随即采取灭虫措施，疾病流行迅速得到控制。“桑毛虫皮炎”这一病名，自此载入现代医学史册。

也是在1972年，苏德隆得知江苏省启东县农民肝癌高发，年均病死率超过万分之五，当即赶赴启东农村调查。他发现启东肝癌高发区位于长江水系末端，水质较差；而同一高发区内，饮用流通不畅、污染严重的宅沟水者，病死率最高。1973年，他提出“改(善)水(质)、防(黄曲)霉、防肝炎”建议，大力倡导饮用井水、深井水。在他推动下，全县先后开凿13万口井，其中深井80多余口。1975年，他首次提出饮水与肝癌病因的学术假说。1978年起，改用井水的居民肝癌发病率停止增长；至1985年，其发病率仅为饮用河水居民的1/9。通过改善环境来降低发病率，在肿瘤防治史上前所未有。

他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当时国内外诸多学者认为，肝癌病因是乙型肝炎或黄曲霉素。苏德隆通过调研发现，这一假说与启东实际不符。1978年，美国贝勒医学院著名病毒学家约瑟夫·
梅尔尼克(JosephL Melnick)访华，两人在宾馆相遇时激烈辩论。梅尔尼克质疑中国乙肝检测技术敏度不足，苏德隆以“路人无法分辨公交车上的乘客与售票员”为喻巧妙反驳，争论不欢而散。次日，梅尔尼克在演讲中删除了“乙肝病毒为肝癌病因”的表述。1981年，在纽约召开的国际病毒性肝炎讨论会上，苏德隆发表《肝炎与肝癌关系的正反面意见》，以翔实调查数据说服数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与会学者。小儿麻痹疫苗创始人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Bruce Sabin)当场表示赞同，后续还致信支持苏德隆的观点。

国内10余场大小辩论，他始终坚守科学依据，直言“谁能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马上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不愿看到国内肝炎流行，千百万肝炎患者无事自扰、陷入愁云之中。”《饮水与肝癌》一文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后，1980年获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嘉许评论，引发国际医学界高度关注。

1983年，国家科委将肝癌病因及其防治课题交由他负责。他不顾年迈体弱，继续奔走于各病区乡镇。1985年初，该课题因成果显著，在国家科委汇报会上获表彰奖励。他兴奋地说:“我在北京得奖了，国家科委奖励3万元，这不是给我个人的，是增拨的科研经费，我将设法找到水中的致癌物质。”他发现肝癌发病率与饮水中有机氯农药含量呈正相关，提出“H2O+Xi→肝癌”公式，全力破解关键物质“Xi”。

值得一提的是，从学生时代起，苏德隆便重视医学工作的经济性。他深知国家财力、民众收入有限，坚持科研与工作兼顾国民经济效益，并在教学中言传身教这一理念。他动手能力极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封锁禁运期，利用廉价原料成功试制细菌培养基，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三年困难时期，他用蝇蛆提炼蛋白质，发明制造消肿药片和酱油，试图为国人补充营养，并给到中山医院试验治疗浮肿患者。他以自制实验设备土法，上马开展钉螺的生态学研究。他发明的筛选灭螺药“纸钱法”、防血吸虫感染的茶籽饼、“防蚴笔”“防蚴衣”，均造价低廉(“防蚴笔”仅几分钱一支)，确保百姓负担得起。他与经济学家于光远关于烟屁股经济性问题的公开辩论，亦是这一思想的经典体现。

苏教授一生热爱科研，高龄仍事必躬亲。晚年，他持续深耕江苏启东、海门肝癌研究，骑自行车长途跋涉数十里，风餐陋宿，数次连人带车摔入田埂、小河，仍坚持不懈，堪称“千里走单骑”。

重回国际学术舞台后，苏德隆深受国际学术界尊重。1980年，他当选国际流行病学学会(IEA)名誉会员——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科学家。同年，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剑桥大学邀请，担任剑桥大学首届临床流行病学资深师资培训班班主任及主讲人。他宣读的《桑毛虫皮炎》论文，被誉为流行病学研究典范，刊发于英国《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杂志》。1982年苏德隆获世界卫生组织莱昂•贝尔纳基金奖（Léon Bernard Foundation Prize）提名（位列第二），是首位获此奖提名的中国人。

洛克菲勒基金会健康科学部前执行主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教授克尔·怀特(Kerr L. White)博士评价:“苏德隆教授领导中国流行病学数十年，是血吸虫病防治领域的世界级人物，同时是杰出的病理学家、统计学家、科研专家与公共卫生项目革新家。”

苏德隆用一生践行“为人群服务”的誓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04 躬身育桃李，奠基泽后世

苏德隆主持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现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40年，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打造了国内一流公卫学院。

1948年11月初，苏德隆谢绝弗洛里教授的热情挽留，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遵守对母校的承诺，回到上海医学院任教，从此再未离开过。重回枫林桥，他不改青年时期的热血，代表上医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为教师权益奔走呼喊。黎明前，他斡旋魏曦、张毅和方侃三位教授朋友潜往解放区筹建大连医学院。

苏德隆（图中）在家中和学生讨论问题 图源：复旦上医

苏德隆回国前，当时的卫生科主任金宝善已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取得联系，后者补助美金5000元，用于重建上医卫生科。苏德隆回国时，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置带回一批显微镜、保温箱等实验器材；在金宝善、朱恒璧等人支持下，卫生科不仅具备了像样的规模，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各科中，也算得上人才最多、经费最充足的科室之一。

苏德隆负责筹建卫生系，曾担任卫生系主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等，使上医的卫生系从初创时仅数人的小科室（公共卫生科），发展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院系。

苏德隆开创了中国流行病学理论体系，其学派与理论体系影响深远，成为公卫界一代宗师式人物。他一生发表学术论著近300篇，主编教材讲义15部等。1950年，他受教育部委托，负责带教中国首期公共卫生高级师资进修班，培养整整一代流行病学专家，包括胡孟璇、耿贯一、吴系科等。1958年，他带领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流行病学教研组编写的《流行病学总论讲义》问世，这是中国第一本流行病学教材。此前的流行病学教材皆翻译自苏联版，传染病防治内容浅显过时，既无系统理论，也无法指导实践。1959年12月，他主编出版《流行病学各论讲义》，在“流行性感冒”章节中，还专门分析1957年至1958年间席卷世界的一种新型亚洲甲型流感，至今读来仍有借鉴意义。1960年，苏德隆主编的中国第一本卫生专业《流行病学》全国统编教材出版，中国的流行病学开始与国际先进学术观念接轨。他强调流行病学与统计学密不可分，视统计学为核心工具。正是苏德隆的坚守和决断，使上医公卫学院成为中国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教学与科研的发祥地之一。

1963年，他再次主编全国《流行病学》教材，将流行病学的定义确定为：“研究疾病的分布、影响因素和防治策略的科学”，研究对象从传染病扩展至所有疾病。1979年，他在泰国曼谷第8届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会议上发言“To Mend The Schism Between Public Health And Clinical Medicine（弥合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的裂隙）”，他提出医学院校必须强调培养具有公卫头脑的临床医生，公卫与临床医学人员要积极携手，共同研究。其前瞻性发言引起洛克菲勒基金会健康科学部新任执行主任克尔·怀特的强烈共鸣，以至于怀特在1991年出版的卫生服务研究领域经典文献《‌Healing the Schism: Epidemiology, Medicine, and the Public's Health‌》（治愈分裂：流行病学、医学与公众健康）书名中SCHISM的确定，以及在前言和书中多次讲到苏德隆对于弥合裂隙的贡献。

苏德隆是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创会主任委员，亲手促成这一全国性学会在1980年成立。1979年，他在太原审定《流行病学》后，与耿贯一、吴系科专程赴京面见卫生部领导，系统阐述成立学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全力争取政策支持。

他还是中国临床流行病学奠基人。1979年，苏德隆推动上医成立预防医学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寻访全球，拟建立临床流行病学培训基地。但中国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流行病学属“公共卫生”范畴，与临床医学关系不大，两者隔阂极深。1980年二三月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健康科学部主任肯尼恩·瓦伦、执行主任克尔·怀特访华，首站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中国最早开办的医院，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提供资助最多的一家单位，专家们虽被热情接待，却未能激发校方对临床流行病学的兴趣。

正当基金会专家倍感受挫之际，他们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遇到了全力支持的副院长苏德隆。怀特与苏德隆商定，在上医附属华山医院内科设立临床流行病学组。为培养临床流行病人才，苏德隆推荐华山医院林果为赴美进修，林于1983年学成归国。1984年，在苏德隆主导推动下，中国首个临床流行病中心在华山医院正式成立，林果为任首任主任。

苏德隆爱才、识才、育才、用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公共卫生专业人才。他说“树大分枝”，在学科管理中推行“明星制”：各领域设1位带头人，分工协作、避免内耗。任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期间，俞顺章主攻肿瘤流行病学，袁鸿昌主攻血吸虫病流行病学，李婉先主攻心血管流行病学，徐志一主攻血清流行病学，沈福明主攻遗传流行病学，每位均独当一面且为国内该专业领域的领军者。

1981年，上医公卫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重点学科成为国家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行病学博士生不足10人，仅苏德隆教授可在上海医科大学招收博士生（张作风、陈铮鸣、陈跃）。他亲自培养的数十名硕士博士，均为领域顶尖人才；上医公卫学院四届领导、三代核心骨干，多为其嫡传弟子，其学术影响源远流长。

1985年1月上海庆祝苏德隆（第二排右12）执教50周年暨80寿辰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合影

苏德隆是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60条》）长学制教改的积极呼号者。他致力于系统推进公卫教育体系改革，构建专科、本科、硕士、博士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提出“战士-战术家-战略家”三级培养目标；他主张流行病学与公卫教学最好在现场开展，让学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鼓励独立思考、大胆创新。

1981年，苏德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学科评议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组组长，以铁面无私、公平公正著称。审查学位授权点、审批博导时，他严格执行标准，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审慎决策。苏德隆是上医首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他严把学位授予质量关，对研究结果仅靠实验室数据的论文，严格要求需补齐现场工作、修改论文后再予评审。

苏德隆讲原则，不徇私情。他的研究生祖述宪赴美进修临床流行病学回国不久，其所在的安徽医学院得到国家教委一批副教授、教授晋升指标，学校希望祖破格申请晋升教授。他的材料被送至苏德隆那里外审，苏德隆认为祖这几年出国留学，没有做什么新的研究，材料较单薄，没有同意。他评价人和事的规范和标准的那杆秤不会因人而易，因此也常得罪人。

苏德隆培养各类人才3000余名，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他培养的袁鸿昌、俞顺章、李婉先、徐志一、胡善联等早期研究生，均为流行病学泰斗；胡善联获“泰山奖”，朱智勇被誉为“出血热疫苗之父”。徐忠、姜庆五、陈铮鸣、张作风、陈跃等弟子，成长为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海内外知名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再传弟子雷海潮、沈洪兵院士等，在国家卫生健康领域担当重任。

1985年4月3日下午2时，苏德隆在家门口等候车辆，准备与专家探讨饮水的浓缩、肝癌致癌物筛查课题，突遭无证驾驶货车撞击，不幸遭遇意外……

去世当天上午，他刚主持召开科研讨论会，确定青年教师协助开展“水中致癌物质的实验研究”“肝癌病因流行病学调查”，会上谈笑风生、部署工作。会后他将刚写好的出国进修推荐信交给研究生并寄予厚望。午饭后，他还在家中改稿，直至下午2点赴约出门......

次日清晨，全国各界听闻噩耗，无不震惊悲痛——一位著名科学家，带着未竟的理想，被极小概率的意外夺走生命。意外去世前两天，他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0级毕业生纪念册题词:“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苏德隆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0级毕业生纪念册题词

1957年，苏德隆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1962年，“拔白旗”平反后的苏德隆第二次提出入党申请。1962年4月，苏德隆加入九三学社，从此多了一个建言献策的平台。“特殊时期”结束，他第三次提出入党申请后，于1980年春天获批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逾七旬的他，倍加珍惜时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苏德隆的一生，践行着“誓以余生为民造福”的誓言。苏德隆“曲突徙薪、预防为主”的医学思想，改造环境、根除病源的防控理念，独立思考、敢于较真的科学精神，宽容仁厚、无私奉献的人格魅力，永远激励着后世报国图强、砥砺前行。

“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本文节选自金力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上医大师风采”《德厚流光隆心济世——苏德隆教授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