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初冬的晚上，我跪在客厅地板上，拿抹布一圈一圈擦女儿洒下的牛奶。
婆婆何文英窝在沙发里剥橘子，嘴没停过：“这点事都干不利索，外头哪个女人像你这样吃闲饭的。”
我没应声。橘皮的苦味混着奶腥气，刺得鼻子发酸。
茶几上，薛运的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来。一条银行短信弹在锁屏上：定期存款支取20万元已完成。
我盯着那行字，愣了两秒钟。弯腰，继续擦地。地板砖的反光里，我看见自己的脸，又老又疲惫。
十年来头一次觉得，这间住了十年的房子，冷得不像个家。
我站起身，去给女儿放洗澡水。热水哗哗地流着，我盯着水面，那行字还钉在脑子里。20万，怎么说没就没了。
01
我叫卢怜梦，今年三十五岁。
二十五岁那年，我嫁给了薛运。
那时候我在镇上中学当语文老师，一个月工资两千八。
薛运在城里开建材门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他追我的时候，天天骑着摩托车到我学校门口等，车后座绑着一束玫瑰。
他说：“怜梦，跟我去城里享福吧。你别教书了，我养得起你。”
我信了。
我辞了职，嫁进薛家。
头两年日子确实好过，薛运生意红火，出手大方。
我怀上薛苗苗那年，他高兴得在产房外头直转圈。
薛苗苗落地，一家人欢喜得不行。
后来呢？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他回家越来越晚。再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变成了我。买菜、做饭、洗衣、拖地、带娃，伺候丈夫，伺候婆婆。
十年了，我从一个讲台上意气风发的语文老师，变成蹲在地上擦牛奶渍的家庭妇女。
有时候照镜子，我都认不出自己。
那双眼睛里那点光，早就灭了。
那晚十一点，薛运才回来。皮鞋踢在鞋柜上，发出闷响。他进屋路过我身边，带过来一股烟味和酒气，混着一点陌生的香水气。
“还没睡？”他问了一句，语气像在问一个陌生人。
“等你呢。要不要给你下碗面？”
“不用，吃过了。”
他头也没回进了卧室。门关上，里头传来手机外放刷视频的声音。我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抹布，站了好一会儿。
那晚我失眠了。天花板上的裂纹像一张细密的网。我侧过身，看见床头柜上那本旧《简爱》，书脊裂了一条口子，像在咧嘴笑我。
那本书是大三那年买的，一块二毛钱。里头有一句话，我背了十几年：“你以为我贫穷、卑微、不美，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
每次念到这一句，心里总会轻轻一颤。当年念它，是为简爱的倔强叫好。如今再念，却像是在念自己。
第二天早上，寒潮来了，窗户上全是雾气。我照常六点起床，煮粥、煎鸡蛋、烧一壶热水。薛运起床，洗漱，坐到餐桌前，吃完一碗粥，抹嘴就走。
“薛运，你上周说账上有点紧？”我夹了一筷子咸菜，假装随口问。
“谁说的？生意好着呢。”他头也不抬，脚上皮鞋踩得地板噔噔响。
“哦，那是我听差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道口，心里那口气慢慢沉到胃底。
送完女儿上幼儿园，我拐进街角那家银行。排号等了三十分钟。柜员把流水的单子递给我，我看了很久。
20万，三天前转到一张卡上。收款人名字印得清清楚楚：萧梦璐。
我认识她吗？
认识。
去年市里画展，薛运带我去过一次，说是一个朋友办的。
那个烫着栗色卷发的女人笑盈盈站在门口，跟每个人握手。
到了我这儿，她多看了两眼，说：“嫂子真年轻。”
原来那一眼，是这个意思。
我出了银行，站在路边，迎面过来一阵风，直往领口里钻。手机响了，是薛运发来的微信：今晚上有饭局，不回来吃。
我没回。走到菜市场，买了排骨、莲藕、一把小葱。路过卖花的摊子时，顿了一下。三块钱一把的小雏菊，我买了一束。
那顿晚饭，我一个人吃的。排骨炖得很烂，汤很香。女儿的儿童座椅上放着雏菊，在日光灯下开得有点傻气。
晚上何文英来了。她住在隔壁小区，隔三差五过来“检查”家务。进门先去看厨房台面，手指抹了一把，凑到眼前看。
“灶台油腻腻的。你一天到晚都在家干了些啥？”
“妈，我在擦呢。”我声音软得连自己都嫌。
她没接茬，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戏曲频道的锣鼓声炸了满屋子。薛苗苗从房间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画：“奶奶你看，我画的妈妈！”
画上的人笑得眯起眼睛，脖子上戴着一串歪歪扭扭的项链。
何文英瞥了一眼：“画的什么玩意儿，快去洗洗，该睡觉了。”女儿撅起嘴，拿着画站在原地。
我走过去，蹲下来抱了抱她：“画得真好，妈妈回头把它贴冰箱上。”她这才一颠一颠跑回房间。
那晚薛运回来得早。九点不到，门锁响了一下。我坐在沙发上叠衣服，他进门，瞥了我一眼，打算直接进卧室。
“薛运。”我叫了他一声。
他停住，回过头看着我。我张了张嘴，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问他钱去哪了？问他萧梦璐是谁？问了又怎样，他能说实话吗？
“怎么了？”他皱着眉头，像是我耽误了他的事。
“你手机充电器带了吗？落在沙发上了。”
“嗯。”他弯腰拿起充电器，走进卧室。
我又坐回沙发上，把叠好的衣服翻开重新叠。女儿那件碎花小外套，叠了三遍，怎么也叠不平整。我坐在那里，眼泪“啪”地掉在衣服上。
02
接下来的三天，我送完女儿后，会坐两趟公交车绕到城东。
画室的门面不大，玻璃橱窗里摆着几幅画，落地的灯暖黄黄的。那辆银灰色的车，就停在画室门口。
我站在马路对面的法桐树后面，像一根扎在路边的木桩子。
上午十点，画室开门。
萧梦璐穿着一件米色的毛衣，把“营业中”的牌子挂出去。
下午一点，薛运的车到了。
他下车，绕到副驾驶那边。两个人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萧梦璐伸手帮他整了整领口，他低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我在家已经很久没见过了。
我掏出手机，拍了两张照片。然后我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我没有哭。手心里的手机，握得发烫。
我没想到我会那么平静。也许是这十年，早就把眼泪耗干了。也许是我心里清楚，这事儿迟早会来。
那天下午，我去了新华书店。
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两套教师资格证考试教材。
收银台的小姑娘好心提醒我：“姐，教资考试还早呢，现在买会不会太早了？”
我说：“不早。我怕自己又忘了要做什么。”
回到家，何文英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了我，鼻子一哼：“买什么了那么大袋？”
“买了本书。”
“书？你还能看得进去书？”
我没接话，拎着袋子进了书房。薛苗苗跟在我身后，踮着小脚：“妈妈，你买什么了？”我把词典拿出来给她看：“妈妈要学习了。”
“妈妈这么大还要学习呀？”
“嗯。人要一直学，才不会变成傻子。”
女儿歪着头看了一会儿我，没再说话，跑出去玩了。我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教育学原理》。第一页的编排体例看了三遍，一个字都没读进去。
脑子里全是那辆车、那个背影、那个低头一笑。我把书合上，深呼吸，重新打开。又看了一遍，还是没进去。
我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坐下来，把手机的勿扰模式打开了。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读不进去，就念出声。
念得磕磕绊绊，但好歹读进去了几页。
晚上十点，薛苗苗睡着了，薛运还没回来。
我坐在书桌前，翻开笔记本，把今天读的内容整理成笔记。
当年备课养成的习惯，十年没碰，竟然还顺溜。
十二点多，薛运回来了。他推门看了一眼书房：“还不睡？”我说：“睡不着，看会儿书。”他没多问，转身去洗澡了。
我合上书，看着书皮，轻轻舒了一口气。这个家，大概只有在这间书房里，我还是我自己。
03
日子还是照常过。
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女儿。
我爸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女儿啊，日子再苦，也要把腰板挺直。”我没跟他说过，我每天弯腰擦地的时候，腰板早就直不起来了。
白天我没时间看书。
接送完孩子、做完了饭、何文英来“视察”的间隙里，我才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那点时间，我全扑在备考上了。
教材一本一本地啃，《综合素质》《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一门一门地过。
做题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像个生锈的机器。
知识点见过，选择题懵得八九不离十。
到了简答题、材料分析题，脑子里一团浆糊。
我把错题抄在本子上，一遍一遍背。
晚上是最安静的时候。女儿睡了，薛运不在家，台灯的光打下来，照着书页上的字。我背累了就趴一会儿，迷糊个十分钟，又爬起来接着看。
有一回实在太困，额头撞在桌角上，咚的一声。
我疼得龇牙，捂着额头的包，对着台灯发呆。
我心想，卢怜梦，你这是图啥？
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重新考教师证，说出来人家都得笑掉大牙。
可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在说：你要是不试试，这辈子就永远困在这间厨房里了。
那段时间，薛运回来得越来越晚。
有时候干脆不回来。
何文英问我他去哪了，我说忙。
她又问：“你也不管管？”我笑了笑：“管什么，他自己有数。”我是真的有数。
我知道他在哪，在谁那儿。
我不吵。
吵了有什么用？
十年前他追我的时候，我跟他吵过一架。
那时候他哄我，花了一整夜，第二天买了条项链放在我枕头边。
现在我再吵，他只会摔门走人。
我不是认命。我是在等自己准备好。
四月的一天，何文英来家里吃饭。她从进来嘴巴就没停：“这个菜咸了”
“地板没拖干净”
“苗苗的衣服买贵了”。薛运一声不吭，低头吃饭。女儿不敢说话。
饭吃到一半，何文英忽然说：“对了，前两天你小姑子回来，说想给你介绍个活干，小区门口超市收银，一个月两千五。你去不去？”
“妈，我不去。”
“为啥？”
“我考上教师证了，我要回学校当老师。”
“啥？”何文英筷子一放，声音尖起来，“你疯了吧？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考什么教师证？人家学校要你这样的？”
薛运也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古怪的东西，说不清是惊讶还是别的什么。
我没再说话，给女儿夹了一筷子菜：“苗苗，多吃点。妈妈以后挣了钱，给你买好看的书包。”
女儿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何文英，乖巧地点了点头。
薛运什么也没说。
我用脚趾头想也猜得到他在想什么：她一个女人家，跑出去上班像什么话？
在家好好待着养孩子不就行了？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04
五月的一天，我妈来城里看我。她今年六十整，头发白了一大半，爱穿一件枣红色的外套。见到我第一眼，打量了半天，说：“瘦了。”
我说：“瘦了好，以前胖。”
她进了屋，到处看看，念叨：“怎么这个家一点生气都没有？你那盆绿萝呢？”我不好意思说，去年冬天，薛运的烟头烫死了。
我妈没坐多久，也没说什么大道理。
她只是在我厨房里帮我剁了一晚上的饺子馅，陪我包了满满一匾饺子。
临走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在我手里：“妈存的私房钱，一万五，你先拿着。”
“妈我不要。”
“拿着。妈知道你有难处。”她顿了顿，“闺女，你从小就有主意，妈信你。”
我送她下楼。她走到楼道口，忽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话，全没说出口。她只是拍拍我的胳膊：“日子还长着呢。你还年轻。”
我站在楼道口目送她走远，那件枣红色的外套在灰扑扑的巷子里，渐渐变成一个模糊的红点。
我攥着那个信封，站了很久。上楼的时候，我把信封收在衣柜最里层，压在一摞旧毛衣下面。那是我的底气。
五月下旬的一天，我坐在何文英家的客厅里。她家的电视开着，声音震天响。薛运坐在对面沙发上玩手机。
我深吸了一口气：“薛运，那天你生日，你记得我等你到几点吗？”他头也没抬：“都多久的事了，提它干什么。”
“十二点。我在客厅等了你一晚上。蛋糕都化了。”
他的手指停在屏幕上，抬了一下眼皮：“我不是说了，那天有客户。”
“那天没有客户。”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天是萧梦璐的生日，你陪她过的。”
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何文英手里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
“你胡说什么！”薛运的脸涨红了，嗓门一下子提起来，“你是不是神经病？天天在家待着，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
我坐在那里，很平静。他越激动，我越平静。“我没胡说。”我慢慢说，“你去年带我看画展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嫂子真年轻’。”
“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跟我说那句话，我当时也没往心里去。后来我想想，那句话里有个人，一直在探我的底。”薛运的脸色变了一下。
很快，又被恼羞成怒覆盖住。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卢怜梦，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他说。
何文英站起来：“行了行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在外头胡说八道的。”
我站起来，走了。
走到门口，又停住。
回过头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不恨你们。我只是提醒你们一下，我还在这个家，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
那一刻，身后的客厅，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摆声。
05
六月，面试。
我站在中学门口，背着包，看着校门上那几个字。
那是我十年前教过书的地方。
十年了，校门重新刷了漆，可那几棵老樟树还在，树冠遮出一大片阴凉。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去。
面试安排在二楼会议室。
走廊里等着几个年轻小姑娘，见我进来，都多看了两眼。
一个穿着浅蓝衬衫的女孩问：“姐姐，你也是来面试的？”我说：“对。”
“你教过几年书啊？”我说：“教过三年。后来辞职了。”
女孩没再问。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手心里全是汗。十年了，我没想到自己还会坐在这里。
轮到我时，我走进会议室。
桌上坐了三个人，中间那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盘得一丝不苟。
她看了一眼我的简历，又抬头看我一眼：“卢老师是吧？请坐。”
我在讲台上站定。底下空无一人，只有三个面试官坐在最后一排。我的声音，从喉咙里慢慢淌出来。我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其实我讲得不算好。有一瞬间，嗓子发紧，差点忘词。我停了一下，看见中间那位女考官的目光里，好像有几分的温和。
我定了定神，继续讲下去。
讲到“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父亲。
他六十多的人了，前阵子给我打电话，问我好不好。
我说好。
他叹了口气，没说什么。
那一刻，我的声音有一点点抖。我顿了一秒钟。会议室很安静。
“卢老师。”中间的女考官开了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温和，“如果学生不喜欢你，怎么办？”
我想了想：“那我就多读几遍课文，读到自己先感动。学生总会看出来的。”
她没再说话。点了点头。离开面试教室，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窗外那棵老樟树在风里沙沙响着，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碎碎地洒了一地。
一周后，电话通知下来了。我被录用了，做代课教师，教初一语文。
我挂了电话，坐在家里的窗台底下，靠墙，哭了一场。哭完了，擦了擦脸。去厨房做晚饭。
晚饭桌上，我把聘书放在桌上。何文英先瞥了一眼，拿起来一看，脸一下子拉长了：“这是什么意思？”
“妈，我下个月开始上班了。”
“上班？”她嗓门一下子提起来，“我儿子养着你，你跑出去上什么班？”
薛运也放下碗筷，不紧不慢开口：“要我说，你要真闲着慌，在家里多干点活。出去上班，人家得说你老公没本事养家。”
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不是在求你们同意。我是通知你们一声。”
何文英还想说什么，我把碗端进厨房。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淹没了身后的声音。我站在水池前，慢慢地洗着一个碗。
碗很油。我洗了很久。
06
上班第一天，我起得很早。
穿了那件浅蓝衬衫。出门前，我站在客厅镜子前看了好一会儿。镜子里，头发扎成低马尾，脸上只是薄薄一层润肤霜。
这几年我胖了。眼角也有细纹了。镜子里这个女人，不是二十五岁那个腰肢纤细的语文老师了。可她眼睛里有东西回来了。
我走出家门，在楼下买了两个包子，边走边吃。
学校离家不远，走路二十分钟。到校门口时，值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门卫，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新来的老师。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放我进去了。
我抱着教材走进办公室，屋里坐了三个老师，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一个烫卷发的女人，一个低头批作业的年轻姑娘。
戴眼镜的男人抬头看了我一眼，站了起来：“新来的卢老师吧？我是教导主任，姓陈。”
“陈主任好。”
“你的课表我排了，初一三个班的语文。课不重，你适应一下。”他顿了顿，又说，“你是代课的，先干着。表现好，明年有名额可以考虑转正。”
“谢谢陈主任。”
我坐到自己办公位上，桌子是旧的，抽屉的锁坏了。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茎叶快垂到地上了。我起身接了杯水，浇了浇。
第一堂课是上午第三节课。上课铃响的一刹那，我的手心全是汗。推开教室门的瞬间，四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抬起来看我。
我站上讲台，低头扫了一眼课本。抬起头，开口。
“同学们好。我姓卢，以后由我教你们语文。”
底下一阵嗡嗡声。前排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举起手：“老师，你以前教过书吗？”我笑了笑：“教过。”
“那你怎么不教了？”后排有个调皮的男生接了一句。教室里有人笑了。
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沉默了两三秒。然后我说：“因为我生了个孩子。”底下一片安静。又有人笑了。
“所以你们要记住，女孩子长大了，也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教室里安静了。
下课铃响的时候，前排那小姑娘跑上讲台：“卢老师，你下节课还来吗？”我说：“来。每节课都来。”她笑了，露出一排小缺口牙。
回到办公室，陈主任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刚才路过的教室，我听到了。小姑娘们有福气。”
我低下头，打开教案本，什么也没说。
那天下班回家，我路过菜市场，买了一条鱼。薛运在家。坐在沙发上抽烟，茶几上的烟灰缸满了。我进门，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回来了？”
“嗯。”我换上拖鞋，提鱼进厨房。他追到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开口：“你那个课，赵儿都教什么？”
“初一语文。”
“那能有什么工资？一个月两三千吧？够干啥的？”
“够买菜了。”我剖着鱼，头也没抬。他愣了一会儿，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我没回头。一刀一刀地刮着鱼鳞。刀口在案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跟谁的叹息一样轻。
07
第一周过去了。第二周，第三周。
我开始适应上班的节奏。何文英来“检查”的次数变少了，来一次，总要嘀咕几句：“地上有灰。”
“冰箱里有味儿。”
“孩子怎么瘦了？”
我忙完就坐下备课，何文英就坐在沙发上瞥我，嘴巴一撇：“正经日子不过，非要出去瞎折腾。”我笑了笑，继续备课。
薛运呢？他倒也没再明着说我。但他开始晚回来了，每周至少三四天。何文英告诉我，他最近在城东忙一个什么项目。
我心里清楚，那个叫萧梦璐的女人，不是他什么“项目”。他的那些小动作还跟以前一样，手机不离手，聊微信避开我。
有天他在卫生间讲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路过门口，只听清了一句：“她不会知道的。”
我在门口站了两秒钟，然后走开了。阳台上，我收了一把衣服，抱着，在窗边站了一会儿。楼下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把路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回到房间，从衣柜最里层摸出那个信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