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百年学脉 建构民俗新章

《历史民俗学》 萧放 主编 贺少雅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中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构想中，将历史民俗学定位为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钟先生终其一生都十分强调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本位立场。2001年，钟敬文先生的弟子萧放教授接手先生为博士生开设的民俗学导航课，并将其发展为“历史民俗学”“文献民俗志”两门课程，经过多年耕耘让历史民俗学发展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科点的学术支撑和研究特色。2020年，我在导师萧放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接棒他讲授20余年的历史民俗学课程，勉力赓续这一学科方向。

　　年届不惑初登讲台，忐忑之情可想而知。思虑再三，我决定发动导师编写《历史民俗学》研究生教材。在我看来，益处有三：于学科，可以弥补历史民俗学研究缺少系统理论著作与教材之遗憾；于吾师，可以系统总结他经年的研究成果并了却其编纂历史民俗学教材的夙愿；于自己，今后的教学工作可有依凭。对此动议，导师欣然同意，并鼓励我说“师生同心、其利断金”。然而，编教材并非易事，好在我担任导师的学术助手多年，对导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了然于心，也拥有较好的有组织性科研经验，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编写团队便组建完成。

　　大家一致认为，要通过《历史民俗学》的编纂展现这一领域的学术自主性与原创追求，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于是，我们以萧放教授的授课讲稿为底本，经过反复讨论，从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框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如下突破：

　　在研究框架上，将历史民俗学划分为民俗史、民俗学史、文献民俗志三大板块，其中民俗史侧重呈现民俗事象的来龙去脉，民俗学史侧重追寻民俗思想的发展演变，文献民俗志侧重记叙民俗生活的载体创造，三者从“事、人、物”不同维度将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创造、民俗记录、民俗评论以及民俗观念等融为一体。

　　在研究视角上，以民俗生活为落脚点，注重传统与当代的结合、文献与田野的相通、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思想与实践的联结，在古今贯通、上下融通、左右会通的学术视野中揭示历史民俗学的突出特性。

　　所谓“贯通传统与当代”，强调民俗事象源流有自。今天的春节、端午、中秋，哪一个没有千百年的来路？我们在书中梳理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民俗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就是想告诉读者：很多习焉不察的民俗事象背后，可能隐藏着你不曾想过的故事；民俗并非历史的遗留物，而是以或隐或显的形式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建构着未来世界。这正是历史民俗学的时间视野。

　　所谓“关联文献与生活”，强调中国是文献大国。民俗知识依赖历史文献得以记录与传承，而文献又生成于民俗生活中，发挥着记录生活、指导生活的功能。我们在书中专门讨论了家谱的民俗学价值，就是想说明：民俗文献的研究，不只是看重文献的历史资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将其放置于生活中，讨论其如何生成并构建生活。

　　而“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强调民俗与国家的共生。典型示例如礼俗互动关系，礼源于俗、约束俗，而俗又反作用于礼。自周代始，“礼不下庶人”，然而宋代以降，庶族阶层地位上升，为民间制礼呼声高涨。最终，北宋《政和五礼新仪》正式开启为庶人制礼的先声。南宋朱熹《家礼》进一步因俗制礼、简化古礼，成为后世民间礼俗生活的依据，以至明清地方志中遍及“一遵《文公家礼》”之说。我们在书中历时性梳理了礼仪变迁的理路，想说明的是：民俗研究并不止于“眼光向下”，而是对中国社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整体研究。

　　还有“思想与实践的连联”，强调发现人的主体性。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端，一般认为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学者们走向民间，采风问俗，进而移风易俗、教化民众，这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俗教化理念贯穿古今，教化实践随时代传衍。我们在书中追溯近现代民俗学史，想强调：民俗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时刻呼应着时代的需求、根植于普通人的生活，也始终服务于对普通人生活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说，这本书的出版让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倡导，变成了实实在在、可以触摸的厚重成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泳超认为，这项成果加深了民俗学研究的历史纵深，让人更容易看清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厚土壤和长期积淀。学界的肯定不仅是我们学习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依托，更是年轻学者接续前辈学人、自觉推进民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助推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8月08日 第03版

作者：贺少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