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遭同事出卖的女间谍，难忍酷刑最后选择自尽，敌人都不敢想象

少女时期的朱枫,并没有沿着一条闺秀的既定轨迹走下去。她的功课很好，在校”学什么都是第一”，“人缘总是很好”。1921年，她进入宁波女子师范求学，接触到新式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她第一次走上街头，参与反帝爱国的呼喊。1927年她远嫁沈阳，本以为可以过上平静的日子，却在1931年因东北事变举家南返，紧接着丈夫在第二年病逝，年纪轻轻便守了寡。

真正让她把命运交给革命的，是1937年的那场全面抗战。她在镇海民众教育馆办起了义卖，把自己多年收藏的金石书画、亲手做的手工艺品一件件拿出来变卖，所得款项全部投入抗日事业。1938年初到武汉之后，她向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款500元。这一年，她三十三岁，正是需要为自己和继女考虑生计的年纪，却把家底一点点搬到了革命队伍这一边。

1939年前后，她辗转到浙江金华，参与协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再次拿出八百元现款救急。此后几年里，她把母亲的遗物变卖，凑钱采购印刷器材，还亲自押送物资绕道香港、大亚湾一路辗转到桂林。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期间，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访慰问并设法营救朱晓光同志。朱晓光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被囚在集中营里。夫妻二人一个在铁窗内坚持，一个在铁窗外奔走，此后她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时，朱枫已经四十四岁，本可以卸下重担。1949年秋，她在香港交接完手头工作,准备启程回内地与家人团聚，却在最后关头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使命——赴台湾担任联络员。她之所以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天然的掩护身份：她以探亲为名往返台湾，以在台湾居住的女儿女婿家为落脚点。一位中年母亲跨海探望出嫁的女儿，比任何伪装都要自然。

进入台湾之后，朱枫承担起了两条重要的联络关系。一条通向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一条通向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自1949年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到吴石家取情报，周日送交蔡孝乾。一共有7次会面。每一次进出吴公馆，都是踩在刀尖上的行走。她从吴石手中接过来的，不是几张薄纸，而是一批浓缩到微型胶卷上的绝密军事情报，涉及台湾战区防御布置、舟山群岛防务、海峡海流数据、机场机群配置等等，几乎覆盖了当时国民党在台海一线的军事部署核心。

任务进展远比预想顺利。到1950年初，朱枫已经完成了在台工作的主要部分，甚至开始准备返程。在她写给上海同乡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说将在月内返家，“望顺告小女及晓妹，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封信中，朱枫留下的签名是正气十足、从未使用过的”威凤”二字。这两个字里透露出的意气，仿佛已经预告着她即将踏上归途。

一场毁灭性的塌方正在悄悄逼近。蔡孝乾祖籍福建，是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时的发起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党员。可这样一份光鲜的履历，掩盖不住他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他好大喜功、纪律松散，甚至把地下人员的名字，电话号码漫不经心地随便写在记事本上，钞票上。

1950年2月，蔡孝乾被捕，仅仅一个星期就交代了党内机密，朱枫和吴石的名字都在他吐出的名单里。得知消息的吴石冒险开出特别通行证，用军用飞机把朱枫紧急送往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舟山，希望她能借渔船返回镇海老家。舟山群岛与镇海隔海相望，只差最后一步她就能到家。可保密局的电话跑得比飞机更快，朱枫在准备登机的最后一刻，被捕于舟山。

朱枫比谁都清楚，落入敌手之后等待她的是什么。她也比谁都清楚，自己脑子里装的那些名字、地点、渠道，一个字都不能吐出去。1950年2月26日夜里，在定海看守所的囚室内，她做出了一个足以让所有看守瞠目结舌的决定。

她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二两多的金饰，不是一口吞下，而是先用牙齿一点一点咬成碎片，再分成四次就水送服。这中间的每一次咀嚼、每一次下咽，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她没有选择更痛快的方式，而是选择了这种既隐蔽又难以被发现的做法——因为只有这样，敌人才来不及救她。

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那张X光片上，几块深色的金属阴影清晰可辨，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自尽未遂案最直观的物证。

抢救过来之后，朱枫被押解回台北继续审讯。敌特改变了策略，试图用怀柔的手段撬开这个女人的嘴。敌特原以为朱枫这样的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孝乾一样不堪一击，还特地制定”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策略实施征服，但一切手腕皆未如愿。他们抬出高官厚禄，拿出家人合影，甚至把她的继女的情况反复摆在她面前，可换来的始终只有沉默。她见惯了富贵，不为所动；她珍视亲情，却更明白开口意味着什么。

利诱失败、劝降失败、酷刑之下依旧一字不吐，敌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蒋介石气急败坏，下令以”特别法庭”名义将其处死。1950年6月10日，所谓的”特别军事法庭”作出最终裁决。这一案件里被送上刑场的还有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以及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四人被当时的台湾媒体渲染为轰动一时的”间谍案要角”。

同日，朱枫与吴石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7弹，壮烈就义，时年45岁。七发子弹落在一个早已用吞金准备赴死的身体上，是敌人对她最后的”回礼”。这一年距离她走出憩园投身抗日，仅仅十三年。

朱枫牺牲之后，她的骨灰在台湾无人认领，长期漂泊。她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为了寻找母亲的下落奔走了大半生。直到2010年12月，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台湾有关方面的配合下，她的骨灰被迎回大陆，寄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送回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朱枫烈士灵堂。从1950年到2010年，整整六十年，这位当年”只差一天就能回家”的女子，终于回到了那片她望眼欲穿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