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年我二十二岁，身高一米八一，体重却只有一百零八斤。
镜子里的年轻人眼眶深陷，颧骨突出，脸色呈现出一种长期熬夜和营养不良混杂的青灰色。父亲因脑梗瘫痪在床，欠下亲戚朋友二十多万借款；母亲在老家县城给人做保洁，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全贴进了药费里。我白天在一家设计公司当实习生，拿着三千块钱的基本工资，晚上去一家高档私人茶会所做夜班侍应生。
为了省钱，我一天只吃一顿饭，通常是两个干馒头就着会所后厨免费的咸菜。撑不住的时候，就灌两杯浓缩黑咖啡。那种咖啡空腹喝下去，胃里像是有把钝刀子在来回刮，但能让人保持清醒，不至于在端茶倒水时晕倒。
宋琴当时她四十二岁，是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穿着打扮极其素净，但常客们都知道她身家不菲。她常年包着会所最靠里的一间临水包厢，有时谈生意，有时只是一个人坐着喝茶看书。
那天夜里一点多，我给她的包厢添水。连轴转了四十八小时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双腿发软，手中的紫砂壶直接砸在地毯上，滚烫的开水溅湿了她的裤腿。我吓得浑身发抖，慌忙给她道了歉，然后跪在地上用手去捡碎瓷片，手指被割破，鲜血滴在地毯上，脑子里全是“这个月的工资要被扣光了”的绝望。
宋琴没有责怪我，她只是放下手里的书，走到我面前蹲下来。她用随身的丝帕包住我的手指，声音平缓得没有一丝波澜：“你是不是经常不好好吃饭，脸色这么苍白。”
我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半个月后，我成了别人口中“被包养”的人。
宋琴替我结清了父亲所有的外债，在医院预存了三十万的医疗费，甚至在三环边上一套向阳的两居室里给我留了钥匙。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推过来一张银行卡，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一顿便饭：“卡里每个月有一万块钱生活费，密码是你生日，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我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裤缝，做好了出卖一切尊严的准备。在来之前，我已经设想过无数种屈辱的可能，甚至做好了面对各种古怪癖好的心理准备。在生存面前，尊严是廉价的奢侈品。
“您说。”我声音沙哑。
宋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沉与疲惫：“一定要把身体养好。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把丢掉的肉长回来。”
我愣住了，抬起头怔怔地看着她。
“听懂了吗？”她重复了一遍，“我不找你的时候，不要主动打扰我。但我每周会来检查一次你的体检指标和饮食记录。如果你继续糟蹋身体，协议立刻终止，医院的账户我也会停掉。”
就这样，我住进了那套宽敞、明亮、阳光充足的公寓。
起初的半个月，我像一只惊弓之鸟，整日惶恐不安。我总觉得这只是某种前戏，或者是有钱人变态的折磨游戏。为了让自己显得“有用”，我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甚至试图去研究宋琴的喜好，买了一些昂贵的茶叶和熏香。
但宋琴几乎不来。
她只是雇了一个姓李的阿姨，每天中午和晚上准时上门做饭。李阿姨的菜单极其讲究：清蒸鲈鱼、党参乌鸡汤、山药排骨、清炒时蔬……全是补身体的菜肴。李阿姨看着我把饭菜吃完，还会把每餐剩下的分量拍照发给宋琴。
不仅如此，宋琴还给我预约了三甲医院最全面的体检。胃镜、肠镜、心电图、骨密度……厚厚的一叠体检报告出来那天，宋琴终于来到了公寓。
那是我们签协议后第三次见面，她坐在餐桌前，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神情严肃地翻看着我的体检单。
“浅表性胃炎伴糜烂，重度贫血，低血糖，窦性心律不齐，骨质疏松……”她念着这些诊断，眉头越皱越深，最后把报告重重地拍在桌上，“二十二岁的人，内脏功能像六十岁。你过去到底是怎么折磨自己的？”
我站在一旁，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声说：“以前……没条件注意这些。”
宋琴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语气缓和下来：“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李阿姨会给你做燕麦粥和水煮蛋。上午去小区跑两公里，跑不动就走。下午去我给你办卡的健身房，跟着私教做康复性体能训练。晚上十一点之前，必须关灯睡觉。”
我看着她，心底的困惑终于压制不住，忍不住问出了口：“宋总，您花这么多钱，到底图我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