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大哥决定去南方下苦力的那年，我刚满二十二岁，还在镇上的农机站做临时工。家里那三间青砖瓦房早就透着一股陈旧的颓败气，更让人发愁的是母亲越来越严重的类风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为了翻修房子，也为了攒钱给我娶媳妇、给母亲治病，大哥把心一横，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去了两千公里外的沿海城市。
临走的前一晚，大哥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旱烟。初秋的风已经有了凉意，他把烟锅往鞋底磕了磕，转过头对我说，建宇，哥这一走，家里就全靠你照应了。你嫂子年轻，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如今我出远门，你要多帮她分担家里的粗活重活，别让人欺负了她。
我看着大哥粗糙的脸膛和因为常年劳作而微驼的脊背，眼眶发热，用力地点了点头。那时的我，心里只有对大哥的敬重和对这个家的责任，怎么也想不到，未来的日子会因为我的越界，将这个原本贫穷却温馨的家彻底拖入深渊。
嫂子叫秀芹，嫁到我们家才三年。她是个性格温婉的女人，话不多，但手脚勤快。大哥走后，家里的十来亩地，加上卧病在床的母亲，一日三餐，喂猪喂鸡，几乎全都压在了她的肩上。我在农机站的工作是三班倒，只要一有空闲，我就赶紧跑回家，帮她挑水、劈柴、下地干活。
最初的日子，我们之间相处得客气且守规矩。每次我在院子里光着膀子洗脸，她都会刻意避开，回里屋去缝补衣服。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共同支撑着这个家，中间隔着大哥这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大哥每个月都会按时往家里寄钱，每次去镇上邮局取汇款单，成了嫂子每个月最高兴的事。每次拿到钱，她都会精打细算，留下母亲的药费和家里的日常开销，剩下的仔仔细细地包在一块旧手绢里，藏在柜子最深处。
大哥偶尔会打电话到村口的代销店，每次通话时间都很短，因为长途话费贵。电话里，大哥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钱收到了没？妈身体咋样？建宇听话没？你要照顾好自己。
秀芹总是连声应和着，眼圈发红，但嘴角挂着笑。每次挂了电话，她走路的脚步都会轻快许多。
到了第二年，大环境不好，大哥所在地的工地接连停工。他为了多挣点钱，没有跟着老乡回村过年，而是留在那边找了份保安的兼职。那是秀芹嫁过来后，第一次没有我哥陪伴的春节。
除夕夜，外面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家里的饭桌上却显得异常冷清。母亲吃了几口饺子就回屋躺下了，堂屋里只剩下我和秀芹。昏黄的灯泡下，她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她端起酒杯，给自己倒了半杯白酒，仰头喝了下去。这让我很诧异，因为她平时从不沾酒。
几杯酒下肚，她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她没有出声，只是死死咬着嘴唇，眼泪吧嗒吧嗒地砸在粗糙的木桌上。我心里一阵发酸，笨拙地递过去一块毛巾，劝她别难过，大哥也是为了这个家。
她接过毛巾，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凄苦。她说，建宇，我不怕苦，也不怕累，我就是觉得心里空得慌。你哥是个好人，但他不懂我，他以为只要往家里寄钱就是尽了责任，可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破例陪她喝了几杯。酒精让原本拘谨的气氛变得松弛，我们聊了很多，聊她没出嫁时的日子，聊我对未来的迷茫。那是我第一次把她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女人来看待，而不是单纯的“嫂子”。
如果那晚的倾诉只是一个宣泄的出口，那么后来的一个雨夜，则是将我们推向深渊的催化剂。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一天半夜，狂风裹挟着暴雨砸向村庄，我们家那几间老房子的屋顶终于撑不住了，母亲的房间和堂屋开始大面积漏雨。我被雷声惊醒，披上衣服冲出去，正撞见秀芹拿着盆和桶到处接水，急得直哭。
我二话没说，冒着大雨爬上屋顶，用早就备好的塑料布和砖头去压漏水的地方。风雨太大，我脚下一滑，险些从房顶摔下去，膝盖重重地磕在瓦片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等我瘸着腿从房顶下来，浑身已经湿透了，泥水和着血水往下淌。秀芹见状，吓得脸色苍白。她赶紧把我扶进屋，找来碘伏和纱布给我包扎。
屋里停了电，只点着半截红蜡烛。她蹲在我面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用棉签清理我伤口上的泥沙。她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雨水顺着她的脖颈流进衣领里，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疼吗？”她抬起头问我，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
在微弱的烛光下，我们的距离前所未有的近。我能闻到她身上那种混合着雨水和香皂的廉价却好闻的气味，能看清她长长的睫毛上挂着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那一刻，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在逼仄的空间里疯狂滋长。
我的理智告诉我应该转过头，应该拉开距离，但在一种巨大的孤独和长久以来的压抑面前，我像是被某种力量蛊惑了。
我没有回答，而是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替她擦去了脸上的水珠。她愣住了，身体猛地僵了一下，但她没有躲开。
那短暂的停顿，像是一个默许，又像是一次绝望的妥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场失控的滑坡。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在常年缺失男主人的老屋里，两个渴望温暖的灵魂，用最错误的方式相互取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