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嘉庆二十三年初春，苏州一户绸商登门说亲，席间长辈忽然抛出一句老话——“好男不娶红扶桑，好女不嫁大马猴”。围坐的人面面相觑，却又没人敢追问。究竟什么是“红扶桑”“大马猴”？这条祖上传下来的戒言，为何能让几代人谨记？
“红扶桑”原是南洋花木朱槿的别称，花色鲜烈，枝叶葳蕤。海上丝绸之路把它带来中原，进了达官显贵的花圃，也闯进了民间谚语。历来文人好借花喻人，朱槿花瓣薄如绸缎，颜色似涂血，开时极盛败得也快，正合“色美而易谢”之义，于是“红扶桑”渐被用来指代只凭艳色却缺乏内涵的女子。明代坊间评书曾用一句词形容此类人物：“面似初绽花，心若初生刺。”听着挺好，想想却扎手。若男子贪恋一时娇颜，娶回家后才发现琴瑟难和，仿佛挑了株易折又带刺的红花，欢喜不久，烦恼常在。
不过，说到这里，不能简单把“红扶桑”等同于“貌美女子”。宋人笔记《夷坚志》就记过一桩奇案：临川某员外迎娶邻县第一美人，婚后发现她精于算账、善治中馈，家业连年翻番。乡人叹曰：“此花虽红，亦可植堂前。”可见，古人真正警惕的，是浮华而无德的“艳而无俭”之人；若色与德并茂，谚语的警钟便失去对象。
再看“大马猴”。在北方方言里，“马猴”泛指形容粗陋嵬峨的男子，身长臂长，姿态跳脱，有点像古画里攀援树枝的猕猴。民间相面术认为，鼻梁塌、眼窝深、牙齿参差的男儿，多半“骨相漂摇”，主漂泊劳碌，难成家业。清康熙年间《竹窗随笔》载：直隶高阳一名“马猴大汉”娶妻后屡败家产，终因欠债而被发配宁古塔，留下一室孤儿寡母。此事广为流传，遂把“嫁大马猴”当成贫苦与多舛的代称。
然而，相貌与命数之间真有铁律吗？也未必。嘉庆年间翰林院修撰李调元编《雨村笔记》，记录了一位乡试解元张鹤龄，身材五短相貌清奇，自嘲“吾亦马猴”，却以文章名动京师，官拜翰林，娶得忠厚持家的农家女，两口子举案齐眉。可见“丑男必贫”只是偏见，真本事往往比脸面更管用。
有意思的是，这条谚语在不同地方还有变体。江北人说“俊女忌竹竿汉”，江南人调侃“俏娘莫随鸡公郎”。核心都指向“貌若天仙不等于贤惠”“长相粗拙不等于能挑担”。古人通过夸张比喻，让后辈明白：婚姻最怕只看皮囊。
抛开面相学，社会环境才是这句老话背后的主因。先秦《礼记》提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本是家族间的合议。进入明清，科举出身与商贾家底成为匹配标准，才貌之外，门第、财力、声名都在计。一个只靠美貌却无家教的闺秀，难保不惹是生非；而穷苦潦倒的男子，即使人品端正，也难免让妻室吃苦受累。谚语里的“好男”“好女”，实为告诫：门当户对之外，还要防范性格与处境的极端差异。
话说回来，真到商定终身那一步，长辈们还是看三条：人品、家境、能力。南宋理学家朱熹讲“修身齐家”，强调的正是这种综合权衡。若只盯着对方脸蛋或身高，忽略品格与责任，当婚后寡欢之时，再追悔就迟了。
清末民初，上海滩报纸常见“婚配广告”，开头三句离不开“身家清白”“性情温良”“能助夫事业”，外貌反倒排在末位。社会即使风云变幻，人们对婚姻稳固的渴望并未动摇。这样看来，“红扶桑”或“大马猴”之说，其生命力正在于它抓住了人性中对“外貌偏见”的软肋。
试想一下，若今日再有人问起“你信不信好女不嫁大马猴”，很多人会哈哈一笑。时代在变，相亲也多了基因检测、收入证明、房车贷款，但那枚指向性格与责任的探照灯依旧高悬。外表之惑，大概永远都有人沉迷，也永远有人警醒。
“相看两不厌，只缘君子温如玉。”唐人这句诗，给出另一种答案：君子之美，在德行。至于女子，元代《格言联璧》云：“才色兼收者，天下之选；惟德日新者，久而弥坚。”与其把“红扶桑”一棍子打死，不如在姻缘的考量里多加几道秤砣——家世、学识、气性、担当。
一位徽州老先生谈起祖训，曾半开玩笑：“娶妻当娶‘会过日子’的，即便她长得像芍药也顾不得。”坐在旁边的孙女忍不住插嘴：“那我若遇见‘马猴’却有胸怀天下的才干？”老人捋胡须答：“能立业，也能立家，何妨？”寥寥两句话，道尽世事权衡。
从朱槿花开到猴影高跃，古人留下的这句并非魔咒，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择偶时的尴尬与纠葛，也照见人们对稳固生活的朴素期待。在滚滚俗世里，将美貌与财富的滤镜摘下，细看品德、胸襟、责任，才不负“好男”“好女”二字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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