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何以重建？——专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重建秦史》作者刘九生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用一次统一，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文明的底色。

两千多年后，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用一本书，试图重新定义对秦朝的认知。

今年5月，《重建秦史》出版。“重建”二字分量极重，意味着过去两千多年的定论，可能都要推翻。作者刘九生，1948年生于陕西岐山周原乡（现岐山县京当镇），从工厂走进大学讲堂，职称止步于副教授。他称自己一生“完全失败”，却又说“绝无遗憾”。

一个自称失败的人，凭什么重建一个王朝的历史？

蝉鸣盛夏，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前，我们如约见到了刘九生教授，听他讲述这场关于一个朝代的“重建”。

“沙丘之变”是谎言？

“将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

采访中，刘九生用带着岐山口音的普通话，朗读了《重建秦史》第一节中的这段话。年近八旬的他，声音却格外洪亮，笃定、铿锵。

提及这本书的核心命题，刘九生讲述起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廷疑案之一——沙丘之变。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病逝。按照《史记》记载，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遗诏，逼死长子扶苏，立幼子胡亥为帝。这段叙事成为“暴秦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一个靠阴谋夺位的昏君，加速了一个暴虐王朝的覆灭。

但刘九生断定，这是一个谎言。

“沙丘之变，无非赵高变秦赢家嬴氏之家天下，为赵氏之家天下。”他在书中写道。根据他的考证，赵高并非秦人，而是赵国的客卿，一个“恩将仇报的复国主义者”。

证据从何而来？刘九生用了三种方法：外证、内证、推证。外证是历年来出土的秦简、虎符、铜车马等文物；内证是《史记》自身关于“沙丘之变”前后九处时间记载的内在矛盾，他特别指出“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这个关键时间点存在疑问；推证则基于秦朝官制、文书行政、交通邮驿、宗庙制度、王位继承惯例等合理逻辑。

最致命的证据，出现在《史记·蒙恬列传》里。蒙毅在被赵高陷害时有一段辩词：他说自己“少小”就受到秦始皇的喜爱，跟在身边，深知始皇之意。始皇要立胡亥为太子，“数年之计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段话被历代读史者视而不见，但刘九生看到了。

“看得我目瞪口呆。”他说。

2007年至2008年，刘九生在做秦俑研究时就发现了这个破绽。后来，出土文献《赵正书》与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与《史记》的记载形成了“闭合的证据链”。在他看来，沙丘之变是赵高一人之口的“弥天大谎”，而太史公司马迁全盘采信了这个谎言，“煞费苦心为之背书，造成了千古奇冤”。

一个人的“重建”

《重建秦史》这个书名，并非刘九生最初的设想。

“当时考虑了好几个别的书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原社长高经纬回忆。直到书将正式出版，高经纬才下定了决心，“这本书，是要否定暴秦论，要提出一个系统的、整体的重新认识。原来的其他题目主题不太突出，不如明确提出‘重建秦史’。”。

“重建”的含义有两层。第一，从整体上对秦史重新认识。第二，两千多年来，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远远超出了《史记》所记载的范围。

南京大学长江学者任保平教授在为此书撰写的读后感中评价：“刘老师从疑古入手，结合考古，推翻传统认识，推翻暴秦论，对秦史真正具有重建意义。”

“重建”这个词被敲定下来时，书的分量便已注定了。但恰恰引出了一个问题：在学术体制日益专业化的今天，一位学历不高、不懂外语、职称止步于副教授的学者，凭什么有底气说出“重建”二字？

1975年，27岁的刘九生还是西安东方机械厂的一名工人。

因一次偶然的机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孙达人教授看到了他的文章，把他引荐到历史系做“工人讲师”。

第一次站上讲台，刘九生讲的是孙达人指导他完成的《商君书论评》，这是一篇通过商鞅变法探讨秦国为何从落后变为先进、六国从先进变为落后的文章。

“我心里没有任何不安。”他说。从一开始，他就没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我不是来上大学的，我是来教大学的。”

这句话带着秦人特有的硬气。但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1979年他才正式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4年由工人转为助教；1986年评为讲师；1991年评为副教授……此后三十余年，再未晋升。

黄永年先生曾希望他做自己的研究生，刘九生辞谢了。从此，一个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在大学体制里，成了一个“非典型”的存在。

“失败者”的胜利

促成《重建秦史》的，除了学术的冲动，还有命运的紧迫。

最初，刘九生并不想自己写这本书，先后找了至少八个人。“请他们做，或者我帮他们做，或者合作来做。但都没有成功。”既然无人接手，他觉得还是得自己来。

不会电脑打字，就全部手写。八开的小格子纸，一支自动铅笔，一页一页地写下去，越摞越高。高经纬回忆起第一次看到手稿时的情景：“提了一大包子……”

九载春去秋来，170万字初稿，最终凝成48万字的著作。

这段心路，后来被他写进了书的后记里，“我曾找出无数理由，无数次想重蹈前辙，撕毁积稿，或付之一炬，一了百了，不留下任何痕迹。然而，我终于没有重蹈前辙。人有人的用处，人对社会负有责任，尤其是在遭逢了两场几乎致命的大病之后，我更暗暗告诫自己：要赶快做。”

但他又说：“一个人，他的理想跟他的现实，未必能够完全等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是你不能要你想要的。明白了这一点，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得自觉一些，就可以做得很愉快。”

“如果再有来生，还会走这条路。”他说。

他的这项研究既不属国家或省部级项目，也没有一分钱资金支持，完全是志趣使然。西北大学教授、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黄留珠评价说，“如此一种探真求实的精神，何其难能可贵！”

秦，黄金时代

《重建秦史》想告诉读者什么？“秦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刘九生说，秦朝是“承前启后的决定性一环”，秦的文明从营山营州到春秋战国到统一，一直在延续，从未中断。

他甚至说，如果穿越回古代，他最想去秦代。“我可以当一个农民，按照法律的规定给国家交差、当差、拉粮交税。而国家实行的是富民政策。”

他还提到一个细节：秦代刑徒的口粮由国家按壮年、成年人、妇女、儿童不同标准发放；劳动定额因季节而异，“夏天日照长，定额是一回事；冬天日照短，定额又是一回事”；生病了可以减口粮，也可以休息。

“两千多年前就规定得这么科学。”他说，“中国的民本思想，在秦始皇时期发挥得淋漓尽致。”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问刘九生，如何评价自己这本心血之作。他说：“我写的东西很少，但下的功夫很大。如果我写不出最好的东西，我不会拿出来。”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用自动铅笔在格子纸上重新描摹一个王朝的轮廓，这本身就是对学术本真的一种定义，也是一场安静的胜利。《重建秦史》写就的，更是一种不被常规定义、不被体制框住、不被噪音裹挟的，做学问的可能。（文/张国宁 李惠茹 图/王城城 张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