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一线 勤学笃行 ——记山东南下干部朱德起的新闻之路

齐鲁网·闪电新闻8月7日讯在南下到安徽的山东新闻干部中，93岁的朱德起是一直在《安徽日报》工作到离休，并且唯一健在的老人。同为南下干部的宋敏之女宋元元，虽在异地生活多年，心中却始终牵挂着父母的老同事朱德起。在她的陪同下，2026年6月24日，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项目组”赴安徽合肥探望并采访了朱老。当这位耄耋老人向我们娓娓道来时，仿佛想起了那段饱含激情与奋斗的峥嵘岁月。

朱德起老人接受采访（王咏梅 摄）

“我一直在一线工作”

1933年农历五月初四，朱德起在山东烟台出生。四岁那年便失去了父亲。家庭的变故并未打消他求学的热情，年少的朱德起展露出了文学天赋。在省立烟台中学就读时，他创作的散文《母亲的话与歌》凭借出众文采与真挚情感受到学校中文老师的青睐，并被推荐刊登在市委机关报《烟台日报》上，这也激励着他在文学道路上不断追逐奋进。

1949年6月，朱德起从烟台中学毕业。学校老师赏识他的文学功底，介绍他到新华社烟台支社工作。就这样，年仅16岁的少年从通联干事做起，带着对知识的渴求走上了新闻之路。

1949年底，新华社烟台支社撤销，朱德起被分配至《胶东日报》社从事校对工作。半年后，《胶东日报》社解散。1950年7月，胡巨海、纪公德、朱德起等来自山东各地区报社的上百人组成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二部十一支部新闻队，前往苏州参加整风和土改政策等方面的学习。学员们大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大家一起上课、学习、讨论，军事化的生活磨炼着这些青年人的刚强意志，也让他们在朝夕相处中亲如战友。是年10月，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二部全体学员都分配到安徽参加土改工作。朱德起在桐城、枞阳地区参与土改工作近两年。土改结束后，新闻队由华东局分配工作。

《胶东日报》

1951年，《皖南日报》《皖北日报》在合肥出联合版；1952年6月1日正式合并创办了《安徽日报》。朱德起开始在安庆记者站工作，后回到报社。从此，他从读者来信组干到党的生活组；再干到政法组、农村组、理论部和评论部。总之，“我一直在一线工作。”朱德起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道。

退休前的朱德起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新闻工作者也该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朱老说。

他在回忆文章《五十年代采访时的吃、住、行》中写道：“五十年代初，那时出去采访，可没有那么多的‘精心准备’。”晨起赶路、肩扛背包、身挂雨伞，“完全是一副长途行军的模样”。

1953年春，朱德起前往青阳采访贯彻执行婚姻法的事情，“先乘小轮到大通（一天），再乘汽车到青阳（又是一天），几个晚上睡在县委宣传部的公房里”。为了采访更深入，他又步行一天至九华山下，并住进采访对象家中，“人家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即所谓‘与群众同吃同住同交心’了。”

当时不少人都建议他到九华山顶去看看热闹，朱德起心想：“作为一个党报记者，我是一门心思来采访的，哪有闲工夫去看那些‘迷信’事情呢？”他在忆起这段往事时写道：“此种想法足以说明自己当时的幼稚与浅薄，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反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工作责任心。”

五十年代时，与去沿江和江南相比，到淮北去采访，吃、住、行的条件更差一些，但报社同志“北上”的次数绝不少于“南下”。1956年早春，朱德起到界首县采访。淮北平原的路况不如皖南山区，遇到下雨天，许多地方不能通汽车。当朱德起由蚌埠乘车到达阜阳后，第一场春雨下个没完，他便被截留了下来。住宿的地方有虱子，整夜睡不好觉。雨终于停止，可去界首的公路还要过几天通车。他就想：“干脆吧！骑自行车到界首去，算来也不过一百五六十里路。”一辆车、一股劲，朱德起骑一段、再走一段，总算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了界首。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五十年代，我们报社编辑记者出去采访，作风是很好的，是体现了艰苦朴素、忠于职守的作风的。”他在文章中这样总结道。

《安徽日报》创刊号

一颗没有上天的“卫星”

回首几十载的新闻生涯，一颗没有上天的“卫星”令朱德起难以忘怀。1958年的夏天，安徽乃至中国新闻报刊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放高产“卫星”的宣传报道。“那阵子，打开《安徽日报》，夺高产、放‘卫星’的报道比比皆是，目不暇接，使我深受鼓舞。”朱德起在文章《一颗没有上天的“卫星”》中这样回忆。在接到报社领导抽调时，他兴致勃勃地投入了千人桥放“卫星”的通讯报道中。赶赴千人桥后，朱德起便着手采访诸多“卫星”发射者，收获的资料十分有限，他感觉难以写出生动活泼的通讯，更不用说写什么“报告文学”了。

“那时候，完成任务的观念是非常牢固的。”正当他苦思冥想如何完成任务时，一段小插曲打乱了原本的计划。大约在8月中旬，一大清早，千人桥区委的一位同志兴冲冲地对朱德起说，太平桥乡一公社要放中稻大卫星了，请你务必前往监收监打，并酌情报道。朱德起一口答应下来，一行人很快便赶到了生产队。

“当时的热闹景象真像报纸上所描绘的：‘走南庄，到北庄，没有一人睡床上。田间闹嚷嚷，男女老少抢收忙，镰刀明光光，禾桶咚咚响’！”再看另一旁的打稻场上，火热气氛丝毫不输“卫星”田，人人忙得不亦乐乎。可时间一长，朱德起觉察出有些不对劲。司磅员每过一磅报重量都会多报几十斤，甚至上百斤。“这不是在我们记者面前打马虎眼吗？”朱德起内心有些不悦。

农业放“卫星”的漫画

无巧不成书，朱德起想找处僻静地“方便”时，刚掠过草垛，只听得“卫星”田和队屋那边哨声大作，还有人大喊：“回去咋！回去咋！”朱德起抬头一看，一队刚从队屋挑稻而出的社员，在哨声与喊声的警告下忙不迭地将稻谷又挑回队屋里去了。朱德起这下明白了其中蹊跷，原来太平桥社有人在作假，他们将早已存放在队屋里的稻子也挑来过磅充数。一发现有报社记者在现场，他们便慌忙发出了警报。一时间，丰收的喜悦一扫而光，留在朱德起心头的只有淡淡的哀伤。

放中稻“卫星”结束时已近中午，舒城县委书记张德运同志召集各方面同志开会。据会计汇报，亩产量刚过万斤。张书记请大家发表意见，在问及朱德起时，他简单而客气地回答：“产量不一定很确实。”最后，太平桥发射中稻“卫星”以失误告终。“值得庆幸的是，这篇通讯或许因跟不上形势而没有见报。否则，又要在我自己的‘新闻工作史’上多留下难堪的一笔。”朱德起这样回忆道。

这颗没有上天的“卫星”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新闻课，对真实性的追求在朱德起心里生根发芽。

“求真、求是，不讲违心的话”

“大跃进”时期对梁漱溟先生的采访也给朱德起留下了深刻印象。1958年9月，正值中秋前夕，合肥的天气依旧炎热。朱德起接到任务，要在北去蚌埠的列车上追踪采访梁老先生。

“那时候，我还是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对什么事情都有点满不在乎，第一次采访那位梁老先生，我并不胆怯，反而增添了好奇心和新鲜感。”

没想到，采访刚开始，胜券在握的朱德起便被“泼了一盆冷水”。二人面对面坐下，朱德起把来意说到一半，梁漱溟便冷冰冰地冒出一句：“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罢，便不再作声。“我尴尬极了，真想‘以牙还牙’，抽身便走，但任务在身，不完成不行啊！于是我耐下性来，搭讪着与梁老先生泡起蘑菇。”采用“迂回战术”，先在外围兜圈子，再想法把谈话引向正题。

梁漱溟

许是被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谦卑与认真所打动，梁老先生似乎消除了一些戒备心理。当朱德起“无意”中问道：“梁先生，您这回在我们安徽看了哪些地方啊？”梁漱溟一改之前的沉默，说道：“我们曾到大别山里去看过了。坐在汽车上，一路看到成千上万的民工挑炭（大炼钢铁），这要花多大的工本啊！”只有寥寥几句，梁漱溟却道出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主题。

采访结束当晚，朱德起便将收集到的素材写成了两千多字的内参上交。“后来，我逐渐地体会到梁漱溟老先生的可敬品质：求真，求是，不讲违心的话。”朱德起感慨道。

经受“生活关”“劳动关”考验

参加生产劳动，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曾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许多编辑、记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朱德起也不例外。

1959年春，朱德起被下放到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当“农民”，他在这里经受了“生活关”“劳动关”的重重考验。第一道考验便是难以忍受的饥饿感：“我在大树街生产队劳动了近两个月，只在公共食堂里吃到两平碗的白米饭。就那样一天喝两顿稀糊，几天下来，腹中空空如也，面有菜色，真的是饥饿伴我醒来，饥饿伴我睡去，饥饿又随我度入梦乡并变幻为丰盛的聚餐。”

劳动的考验接踵而至。朱德起到舒茶后，正赶上早稻栽秧季节，那年五月春雨绵绵，春寒凛冽，山区的“插秧寒”果真厉害。起初，朱德起只能做一些杂活和轻活，这是社员们对他的照顾，当然也包含着不相信这个书生的劳动能力的成分。“实际上，乍干也真是干不好，譬如分不清毛茸茸的秧苗和光溜溜的稗草，把稗草也扎进秧把里；拔秧时，常常扯断秧苗。”在日复一日的辛苦耕种中，朱德起的劳动技能逐渐提升，他也在与农民同劳动的过程中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1960年元旦前后，根据报社组织上的决定，朱德起与其他三位同志提前结束了劳动锻炼，回到办报岗位。“我绝不敢狂言，8个多月的劳动锻炼竟能使自己‘彻底’转变思想感情，但确也因此而了解了民情，体验了民心，看到了民疾，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和人民靠近了一大步。”朱德起说。

走上“自学成才”的“苦读”之路

在党的引导和教育下，朱德起首先是用了十年工夫反复学习研读毛泽东主席诸著作，细学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著作。“我也喜欢读中国传统文学名著和外国文学，如法兰西、英吉利、俄罗斯、美利坚等国文学名著，对于中外历史也多有细读。书里的知识不断滋养着我们的时代，助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更好更快地成长，学会运用伟大的‘知识力量’开发新报业，造就新的明星记者和编辑。”老一代的报社领导看到这些会很高兴，更会放心地把更重的报道任务交给他们办。像第一届省人代会、政协会、团代会的报道任务，就是由这样的年轻编辑、记者担当来完成的。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他们已经能胜任评论部和理论部的双职务，达到了既会写报道又会写社论的业务水平。

朱德起与爱人的合影

从1952年夏到1997年秋，朱德起在《安徽日报》社工作了四十七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了新闻工作之路。踏踏实实从助理记者成长为高级编辑，并于1993年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物质奖励和荣誉证书。他说：为党和政府给他如此高的荣誉和待遇而深感自己贡献太少。

他还说：“我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小学、初中读得尚可。高中、大学就一天都没上过。当年调我回报社干助理编辑，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现在知识太少，技能太差。如不解决此关键问题，别说当个好编辑，更有可能被自然淘汰出局！现在已经没有报考大、中学校的条件和时间了，我只能走‘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成才’之路了。理由是：第一，回报社有单间房住，两人也行，可在其中办“图书角”自学。第二，报社也办有大图书室，藏书不少，每晚开放，天天都能去读。第三，走读本市各《新华书店》或‘站读’或‘坐读’。第四，最后，还可去省、市大图书馆精读……”想到这些，朱德起下定决心走“自学成才”的“苦读”之路。老伴潘翠玉评价过他的自学计划：“德起学习能力蛮强的。各晚上到报社图书室上课，各种假期到《新华书店》读书，都是习惯和规矩了。那时候我和孩子都很难找他办事情的。不过，我们还是很支持他学习的。”

宋元元拉着朱德起夫妇，唱起《谁不说俺家乡好》（杜馨语 摄）

那天中午，采访结束了。宋元元高兴地坐到朱老夫妇中间，牵起两位老人的手，深情地唱起了山东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朱老此时此刻眯缝着双眼，嘴角挂满笑意，左手轻拍音乐节奏，陶醉在婉转悠扬的歌声中，仿佛又一次回到了那炊烟袅袅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