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在线 | 存爱民之心 行为民之政

在中国古代官箴书中，有一部以“民”为核心的重要著作——《图民录》。作者袁守定（1705——1782年），江西丰城人，雍正八年进士。曾任湖南会同、洪江、芷江知县，署理桂阳知州，治绩出众、政声卓著，民间称其“袁青天”。乾隆六年，袁守定回乡奉养寡母；乾隆二十一年再度出仕，先后任八沟厅同知、直隶曲周知县、礼部主事。《图民录》正是在其复出北上任官前夕编撰完成，辑录了古人懿言嘉行和他在湖南任职的阅历所得。其编撰初衷本是自我镜鉴，但因该书对州县治理颇具助益，多次刊印，不少内容还被其他官箴书摘录，广为流传。《图民录》的“图民”二字取自《国语》“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意为如果真心实意为百姓考虑，即便才智有所欠缺，也必定能达成目标。全书共四卷253篇，“民”字出现500余次，处处强调以民为本、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存爱民之心，行为民之政。

为政首在爱民

《图民录》第一篇即为《为民》。袁守定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认为治理天下如此，治理一邑同样如此，“为民即是效忠”。为民的基础是爱民，临民治事怀有“爱人之心”，具备“爱人之才”，方能实现“爱人之政”。

州县官作为父母官，应“视民如子，治民如家”，像父母养育照顾子女一样关爱百姓。在袁守定看来，那些明察隐微的能吏虽然被颂为神明，但召信臣、杜诗这样被百姓称为“召父杜母”的官员才是最值得效仿的榜样。爱民的方式，一是保民，源自《尚书》“若保赤子”之语，意为主政者要像呵护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官员应为一方保障，即“为民作主，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伸之，危者援之，阙者完之”，为百姓提供支持和守护，使其安心、安全、安定地生活。二是宜民，即顺应百姓，使其安居乐业。“民则犹是故民，须我宜之也”，治理不是强行改变民众，而应符合民情、顺应民意，维持安逸稳定的社会状态。

爱民才会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百姓，也即“将心比心”。为官从政者如何对待民众，民众便如何回报。官民关系总是相互的，“视民如子，民亦父母视之”“视民如仇，民亦仇之”。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图民录》强调“诚”“敬”二字。“诚”指“实心实政”，心怀诚意地推行务实之政，百姓自然会被感化和带动。反之，一丝一毫的粉饰都骗不过群众的眼睛，“官之性情心术，百姓无不知之洞然，无所蔽隔”。“敬”是对政务认真谨慎，对民生心存敬畏。“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福，不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祸。”

政通方能人和

“政通人和”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理想和治理追求。“政通”具有双向意涵，首先是下情上通，上面能够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政事通达、政令畅通。《图民录》强调“上下之情必通”“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如果官员的政令和措施不被吏役阻隔，直接传达给百姓，百姓的诉求和意见不被吏役挡住，当面告诉官员，则官民信息畅通，治理就会成功。反之，官民隔绝，治理就会失败。

“通”为何如此重要？袁守定说，“当官无他术，只务合人情，事之顺民情者可行，拂民情者不可行也”。为政需要得民心、合民意、顺民情，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了解民情。治理中的“共情”不仅仅是情感共鸣和心理慰藉，更重要的是真正站在民众的角度去制定和推行政策。深入了解百姓的生活疾苦、所忧所盼，感知百姓的处境、理解百姓的情绪，回应百姓的诉求，这种顺应民情的政治，自然可以赢得百姓的认同。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官与民“同好恶”之意。“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即便利尚未达成，百姓也会感念；“百姓所苦，官亦曰苦”，哪怕苦暂未脱去，百姓也不会怨恨。可见，善政的基础在于及时有效地体察民情，政通方能人和。

如何确保下情上通？一是“平易近人”。官员温和谦抑，和蔼可亲，不端架子，不摆威仪，“俾民可近，而后民得以尽其情”。二是“博采舆论”。地方上推行某事，必须广泛征集民众的意见。如果独断专行，政策也会中途受阻。三是“随处咨询得失”。主动求谏，虚心听取他人指出自己的得失，引以为鉴。如果常怀谨慎之心，随处征求意见、倾听民声，并及时改过，必能不拂民情。

安民贵在不扰

“安静是为治之本”，这是袁守定站在百姓的角度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他把良吏分为两种：一种才智过人、决策果断，足以把各种事情处理妥当，这是“能吏”；另一种质朴宽厚、安定平稳，做事总想着不折腾百姓，这是“福吏”。后者给百姓带来福祉，是更高境界的良吏。“能安静，则民受其福，且足以有为；不安静，则民受其害，亦不足以有为。”

“安静”可以理解为宽简省事，即宽大而不苛急，简便而不琐碎，不烦扰、不滋事、不累民。对待民众，宽和一步对方就会感念，严苛一步对方就会怨恨；处理政事，宽缓一步就能办成，急切一步就易失败。政务便民，百姓就容易接受和配合，自然能顺利推行和落实；程序繁琐，百姓不胜其烦，官吏也会出现执行困难、推诿腐败等弊病。书中罗列了五种“烦扰之病”：一是政令过于繁杂，百姓反而搞不清该怎么做；二是征收摊派过于频繁，会掏空百姓的钱包；三是大兴土木，让百姓劳苦疲惫；四是政策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五是政务太琐碎，百姓难以承受。“官多一事，民多一扰”，民众被烦扰便会产生怨气，等到官员知道是在扰民，再撤销停止，百姓已深受其害。因此，袁守定在“清慎勤”的居官三字诀基础上又加了“和缓”二字，五字缺一不可。

“安静”不等于懒政。让百姓省事，官员就得有“耐烦”的功夫。居官事务应接不暇，没有技巧捷径，只能以不厌其烦、谨慎勤勉的态度逐一处理。所谓“官怠于有成”，耐烦一时不难，难的是始终如一。袁守定因此提醒“疲是居官大病”，他把疲官比作疲马，无论怎么督促命令，都无动于衷。这种消极怠惰的行政麻木状态并非天生，而是在能拖则拖、得过且过的敷衍心态下日积月累形成。一旦习惯了拖延推诿，政事必废，百姓则受其害，不可不警醒。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