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家国 | 何以为“莒”：东夷文化的鲜活见证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中国社会报）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让历史记忆有了空间归宿，让文化传承有了制度依托。莒县，这个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千年古县，以“莒”为名，传承千年。正是行政区划的力量，让“莒”字穿越几千年时光，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今天的行政版图上，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坐标，也成为东夷文化最鲜活的见证和最响亮的代言。

“莒”从何来：东夷文化的活态传承

“莒”之名，最早可追溯至上古东夷部落。古史传说记载，武王伐纣后，封兹舆期于莒，莒国由此成为西周在东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也推动了华夏文明与东夷文化的深度交融。莒地先民有不少属于东夷部族，这个古老的族群在新石器时代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以陵阳河遗址为代表，出土了刻有原始符号的陶尊，其中“旦”字形刻画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汉字的早期形态之一，比甲骨文早约1500年。

莒国在春秋时期一度成为东方强国。《左传》中多次记载莒国与周边诸侯的交往与冲突，其中“鲁莒之争”尤为典型。所谓“鲁莒之争”，是指春秋时期鲁国与莒国之间因疆界、附庸国归属等问题引发的系列争端。据《左传·隐公二年》记载：“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这便是著名的“莒人入向”事件：莒国以迎回向姜为名攻取向国（今山东莒县西南），而向国原是鲁国的姻亲附庸，由此引发鲁莒矛盾。此后，两国在“防”“郓”等地多次争夺，鲁国甚至联合其他诸侯共同伐莒。这些纷争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复杂局面，也展现了莒国作为东方强国的实力——它虽不及齐、鲁疆域广阔，却能长期存续，与大国周旋，甚至形成了以今莒县为中心的“莒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既不同于齐国的“尊贤尚功”，也异于鲁国的“尊尊亲亲”，形成了独特的“莒地风骨”——既有东夷人的刚毅勇武，又融合了中原礼乐文明的温润典雅。

与“鲁莒之争”同样脍炙人口的，还有“勿忘在莒”的典故。这一典故出自《吕氏春秋·直谏》。春秋时期，齐襄公昏庸无道，其弟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为避内乱，逃奔莒国避难。他在莒国生活多年，得以保全性命。后来齐国内乱平定，公子小白在莒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左传·庄公八年》记载：“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及瓜而代。”其间公孙无知作乱，公子小白出奔于莒。正是在莒国的庇护下，齐桓公躲过了杀身之祸，最终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后世常用“勿忘在莒”比喻不忘本、不忘记曾经的艰难困苦，以及危难时施以援手的人与地。这个典故与“卧薪尝胆”有着相似的励志内涵，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莒地至今仍有“桓公避难处”等传说遗迹，见证着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设“莒县”。这是“莒”从诸侯国名转变为统一国家行政区划名称的关键节点，“莒”被纳入新的治理体系之中。从此，“莒”这个名字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成为中国自秦设县以来从未更名的古县之一。

政区沿革：文化韧性耀东方

◎ 位于莒县城西的浮来山。供图/视觉中国

莒县政区沿革史，就是一部地方文化的韧性史。

秦统一六国后置莒县，属琅琊郡。这是“莒”作为政区名称首次出现在中国统一的行政版图上，由此拉开了其两千多年政区史的大幕。汉代是莒县政区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汉时，莒为城阳国都，汉文帝二年（前178年）置城阳国，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汉属琅琊国，琅琊王刘京将都城设在莒，后徙开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行政区划变动剧烈，但“莒”之名始终未改。

隋代莒为州，始设刺史，隋大业二年（606年）降为莒县，属琅琊郡。唐代莒县属密州。隋唐时期莒州时置时废，但县制稳定，县域覆盖范围与治理重心一以贯之。文化与信仰的空间载体不因行政级别变动而消亡，相反，佛寺、道观、文庙等文化设施在这一时期陆续兴建并传承延续。浮来山上定林寺中那棵“天下银杏第一树”，经科学测定树龄约4000年，相传为商代所植，已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隐公与莒子曾在此树下会盟。相传文学理论家刘勰晚年出家入住定林寺，在银杏树侧建楼校经，最终完成了《文心雕龙》的修订完善。古银杏树与校经楼相映生辉，承载了三千余年的政治礼仪与文学记忆。

北宋时期，莒县属京东东路密州。金朝，莒县的政治地位迎来了又一次跃升。金初，金廷在莒地置城阳军。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金世宗升城阳军为城阳州；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城阳州更名为莒州。从此，“莒州”这一名号沿用至民国初年。金朝莒州属山东东路，下辖莒县、沂水、日照三县，治所位于今莒县县城，是当时山东东南部的重要地方行政中心。

金元易代之际，莒州的军事地位愈加凸显。元朝建立后，全国实行行省制，山东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莒州属益都路管辖，下辖莒县、日照、沂水、蒙阴四县。元朝在各地实行严密的军事镇戍制度，莒州设有“莒州千户所”，负责镇戍地方、维护治安。军事地位的提升，使得莒州的地域影响力由单纯的行政县治进一步向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转变，同时为明清两代莒州稳定的州治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清两代，莒州政区归属几经调整，行政区划日趋稳定，同时地方文化传承意识全面觉醒，是政区与文脉深层互动的重要阶段。

明初，朝廷推行省县入州，将州的附郭县裁撤，由州衙直接管辖，莒县由此被改称“本州”。除本州外，莒州还领有沂水、日照两县，属山东青州府。明朝的政区安排既沿袭了元代行省传统，也在客观上维护了莒州作为东鲁腹地的特殊地位。

清初沿袭明制，莒州仍属青州府。此后，清政府对山东南部地区的行政重心进行了重新梳理调整，莒州归属随之变化。雍正八年（1730年），清朝将莒州升为直隶州，体现出朝廷对沂州府以南所辖州县治理的重视。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进一步优化行政结构，将莒州降为散州，划归沂州府。散州地位与县基本相当，不再领属县。从此，莒州隶属关系最终定格于沂州府下，直至清末未再变更。

纵观莒县（莒国、莒州）两千余年的政区演变，无论是汉代王都的赫赫辉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反复拉锯，隋唐时期州起州落的隶属变更，宋金更替后军事与文化的双重节点，还是明清归属游移而精神不坠的方志传统，都证明了一个朴素而关键的道理——“政区有界，文脉无极”。“莒”的稳定性，彰显了行政区划在文明传承中的独特价值：只要“莒”这个名称得以延续，它所承载的东夷文化基因与中华多元一体的文明叙事就不会中断。

志书编修：文以藏魂，跨越时空

◎ 山东博物馆莒文化特展展出的青铜器。供图/视觉中国

尽管政区隶属关系几经变动，明清莒州的城市建设和文化传承从未中断，反而在动荡与调整中形成了特殊而灿烂的地方文献传统。明成化年间，莒州出现了最早的《莒州志》纂修活动。明万历年间，邑人刘朴再修《莒州志》，对前志加以整理增补，使莒地历史文化通过方志得以系统保存。然而，明末兵燹频仍，战火波及莒州，导致万历版志书几乎全部散佚。清康熙九年（1670年），知州张文范莅任后，“奉上命复为纂修州志”，删繁补缺，遂成《莒州志》康熙十一年刻本。此后，雍正、乾隆年间又有多任知州相继续修州志：雍正末至乾隆初年，知州李方膺编纂新志稿；乾隆七年（1742年），继任知州彭甲声将断续数十年的修志工作收束付梓；嘉庆元年（1796年），知州许绍锦纂修《莒州志》，体例内容较旧志更加完善，该志刻本至今存世。1936年，清末翰林庄陔兰总纂《重修莒志》，历时三年成书，约120万字，是民国时期莒地方志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存内容最翔实的莒县古志。可以说，现存康熙、雍正、嘉庆、民国四部志书构成了完整的地域记忆链。

莒国乃东夷之雄，是延续600余年、极具影响力的诸侯国，莒文化与齐文化、鲁文化共同孕育了山东地区的先秦文化。如今所知的莒国史实主要来自《春秋》三传，且多为侧面记载，并未形成以莒国为主角的正史。屡毁屡修、代代相继的《莒州志》编纂实践，恰恰印证了莒人对家乡历史文化的执着守望。莒州隶属虽几经变更，但作为地方文化身份象征的“莒”字未曾抹去，反而在历代史志的墨迹中愈发坚实有力，成为凝聚与维系地域共同认同的精神支柱。

修于明代而兴盛于清代的多部《莒州志》，以政区为框架，系统搜集、整理、保存了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建置沿革、人物风土，编纂过程本身就是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这些志书成为后人研究东夷文化的重要文献，亦是研究中国古代基层政区文化现象的珍贵资料。

从夷入夏：归融中华文明

◎ 莒国古城商业街区。供图/视觉中国

东夷，是中国古代对东部滨海部族的统称，与西部的华夏、南方的苗蛮共同构成早期中国的三大族群。在先秦文献中，东夷以“仁”“勇”“礼”著称。《论语》记载：“子欲居九夷”，说明孔子对东夷文化抱有敬意。而莒地，正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区。莒文化作为东夷文化的核心成分，其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生动诠释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从上古东夷到秦汉郡县，从方国林立到大一统国家，莒地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活力。

考古学研究表明，以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等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具有鲜明的东夷特色。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陶尊符号、陶器、骨雕等文物，展现了东夷先民在文字起源、礼制形成、艺术创造等方面的杰出贡献。

莒地从东夷方国到华夏郡县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从夷入夏”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周封国——制度嵌入。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将莒纳入周朝分封体系。虽然莒国保留了浓郁的东夷文化底色，但在政治制度上开始接受周礼影响。莒国与齐鲁等诸侯国的联姻、会盟、战争，加速了文化互动。

第二阶段：春秋争霸——文化交融。春秋时期，莒国与齐、鲁、晋等大国频繁交往。一方面，莒国保持东夷文化的主体性，形成独特的“莒文化圈”；另一方面，中原礼乐文化逐渐渗入。《左传》记载莒国“有礼”，说明其已接受华夏价值体系。“勿忘在莒”的典故，更体现了莒地在华夏政治谱系中的特殊地位。

第三阶段：秦汉郡县——制度归一。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莒国改为莒县。这是莒地从政治实体转变为行政区划的关键节点。从此，莒地不再是独立的方国或诸侯国，而是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地方行政单元。然而，“莒”这个名字得以保留，文化记忆得以延续，实现了“政治归属转变、文化认同延续”的特殊模式。

莒地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不是简单的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各区域文化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正是这种“分而合、合而分”的辩证智慧，让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中始终保持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中国文明起源如同“满天星斗”，各地文化各有特色，又在交流互动中汇聚成一体。

“莒”这个字，在汉字系统中并不常见，却承载着一个地域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从东夷部落的文化符号，到秦代郡县的行政名称，再到今天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莒”的千年不更之名，恰恰印证了中国政区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它让文明记忆在空间的经纬中得以安放，让文化认同在制度的延续中得以传承。

（作者郭晓琳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子龙系山东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