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教授：美国正在自我封闭，中国该警惕什么？

编者按：“‘美国例外论’强化了对自身力量和独立性的过度自信，使美国逐步陷入封闭。”6月9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的上，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教授强调，中国的崛起应当走出不同道路，坚持开放、拥抱世界。现将其演讲实录整理发布如下： （全文约7600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我对区域国别学一直有一些重要困惑。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发展最快的一级学科之一，与人工智能、安全学、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等新兴学科一样，受到高度重视，发展速度很快，获得的资源投入和社会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也较为罕见。我到南京大学承担相关工作时，内心同样十分忐忑：这项工作能不能做好，应当怎样做，这门学科如何定位，它与既有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又应当如何创新？因此，王文教授组织的系列讲座切中了一个重要议题：区域国别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处于什么位置，与既有学科和未来可能产生的新学科之间应当形成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近几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我个人曾经研究过几个不同领域。早期主要研究苏联和东欧，可以称为“苏联东欧学”。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门带有鲜明红色基因的学问，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我曾研究匈牙利道路、波兰危机、南斯拉夫实验，这套知识具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转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点关注以美国为中心的战后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这是一套具有较强科学化色彩的知识体系，在科研、教学、思想研究和智库建设等方面形成了庞大规模，至今仍在许多国家和中国学术界保持重要影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虽然有所弱化，但依然存在。

近些年，我又转向外交学，关注中国外交实践如何生成自主知识，包括外交思想、外交原则及其新的发展。回顾个人三个阶段的研究经历，我发现区域国别学在主体认识、知识构成、研究方法和兴起方式等方面，都与以往学科明显不同。传统学科一般具有长期积累的课程、教材、学术争鸣和理论流派，而区域国别学若作为一门完整的“学”，在全球范围内较有体系的主要是俄罗斯以地理资源和人类学为基础的区域国别研究，以及美国二战后以比较政治为基础形成的“Area Studies”。除此之外，南太平洋、非洲、东南亚等地更多开展的是区域国别研究，真正形成完整学科体系的并不多。恰恰是在共识不足、教材不多、课程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以来迅速成为中国的显学，受到国家高度重视，获得大量资源，并广泛影响人才使用、高校招生和学科布局，成为一个有力的交叉平台和学科发展催化剂。

这一快速发展首先产生了鲜明的时代意义。区域国别学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中国特色，反映出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所产生的新需求。美国的全球重心地位仍在，但影响力正在相对减弱，其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与制造矛盾和麻烦的能力之间出现明显落差。美国主导的体系不断产生裂缝和空白，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军费开支国，拥有独立的政治制度和深厚的历史文明，必然产生更加深入认识世界和参与世界的现实需求。

与苏联东欧学、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和中国外交学前几十年的发展相比，区域国别学近年来在全国高校迅速扩展，形成了一百多个学院和研究所、四百多个研究中心及一批重大项目，其规模和速度十分罕见。这是时代变化的折射，也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表现。“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方整体乏力及内部裂痕加深，共同推动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因此，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的“大国之学”、“一带一路之学”，以及中国走向全球高地所需要的学问。

但接下来必须追问：区域国别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它能否在既有人类知识体系之上形成新的增量和自身特色？外交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苏联东欧研究都有一套辨识度较高的概念和理论。王文教授邀请的系列讲座主讲人，很多都是当前区域国别学的领军学者，但他们原来分别从事世界史、安全理论、外国语言文学、资源研究、族群研究或地方文化研究，各自依托传统一级学科和知识脉络进入这一领域。交叉融合能够形成新的视角和议题，但区域国别学独特的主体认识和知识架构是什么，仍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现实需求十分明确，但它能否在知识、学术和思想理论体系中真正增加新的内容，值得所有研究者共同探讨。

传统的文史哲、政经法等一级学科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研究目标，是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支柱。许多新兴一级学科则在既有二级、三级学科基础上，通过交叉、融合和互动逐步形成。区域国别学很像这样一个不断涌现和发散的过程。它的直接价值在于回应现实需求。中国提出“一国一策”，“一带一路”合作覆盖一百多个国家，而以往外交学往往主要讨论中美关系、大国三角等宏观问题。当实践进入南太平洋、西非、阿富汗等过去研究不足的地区时，我们是否拥有真正了解当地的专家？适用于大国博弈和一般外交场景的宏观理论，又如何解释当地的项目落地、政局变化和社会冲突？这些问题凸显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

我在与政府部门和外交机构交流时，经常听到一种批评，即学术研究过于宏观、抽象和理论化。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在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世界史等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研究对象、形成专题领域。这是它获得重视的重要原因。不过，问题仍然存在：哪些是区域国别学专有的概念，未来能够形成怎样的新知识结构？即使它不是知识体系的基础支柱，也应当形成新的梁柱和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学科建设既要回应时代需求，也不能仅靠热潮推动。20世纪50年代曾经提出过许多新学问和新架构，其中一些后来得到发展，另一些则因基础薄弱而未能持续。区域国别学必须认真吸取这一经验。

因此，一个严肃问题是：在适应时代需求的同时，研究者必须寻找这门学科能够长期生存的理论基石和主体性。否则，多年以后仍可能是各说各话，进入区域国别学团队的学者依旧主要讲世界史、外语或国际关系原有课程。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区域国别学虽然发展迅速，但理论内核尚不清晰，主体性仍较模糊和流动。这一点与人工智能学科有些相似。许多所谓“人工智能学”，实际上是“人工智能加”进入不同领域后生成新议题。区域国别学也可能更多表现为传统学科的交叉平台。因此，我目前更愿意使用“区域国别研究”这一表述。放眼全球，俄罗斯依托长期积累的人类学、资源学和欧亚空间研究，形成了关于本国边界、内核、周边和远邻的一整套区域知识体系，具有较强辨识度。

美国战后的区域研究也有鲜明特点，“马歇尔计划”就是其中一个背景。美国在取代英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后，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识别盟友、对手并进行战略布局，由此形成与国家全球角色相适应的区域研究体系。我曾在美国听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白鲁恂讨论一个问题：美国的“Area Studies”究竟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与传统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相比，它的理论含量和知识内核如何？他的回答十分坦率，即“Area Studies”还不能完全被视为纯理论或独立学问，更多是在比较政治学和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工具。

如果未来我们也把区域国别学仅仅定义为工具或交叉平台，似乎会降低它的学科地位，也可能给人才培养、就业评价和专业认同带来压力。

我的一个初步看法是，正如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以“国际性”为中轴形成知识领域，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也可以以“区域”为中轴，构建相关二级、三级学科和重点研究方向。美国的“Area Studies”和欧洲的“Regionalism”都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区域国别学应当围绕“区域”这一核心概念展开，逐步形成自身的知识结构。

这里的“区域”不应仅限于自然、物理和地理空间，如北美、亚太、东南亚、西非和北欧。随着人工智能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区域的维度正在不断拓展，太空、极地、深海、大洋等高边疆区域日益重要。这些领域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争取战略主动、布局未来发展的关键空间。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形成系统知识、人才梯队和相应机构，将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区域构造世界”的逻辑不断受到重视，各类区域对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新一代人才培养的影响日益突出。因此，我在近期一些探索性文章中提出，“区域”可能成为这门学问的主体和基石，并围绕区域形成新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高边疆既包括太空、极地、深海、大洋底部等物理区域，也包括算法、金融、网络等非物理区域。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可以形成多层次、不断变化的新区域，使“区域”概念从传统地理和自然空间进一步延伸。这既为中国在实践中争取发展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新区域需要新的方法论和知识增量，也会在传统区域与新区域相互碰撞时产生过去不存在的知识内容。

从传统区域向新区域拓展的实践，正在催生新的区域想象、实践形态和理论结构。例如，军事领域日益重视算法博弈。观察俄乌战场可以发现，表面的军事对抗背后，是算法、芯片和信息系统等多种力量的较量。这些新区域可能成为中国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基础。

区域国别学与国别区域学的名称和定位，早在多年前就存在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拥有美国研究、东欧研究、亚太研究等大量国别和区域研究，没有必要再建立一门新学科。事实上，自1963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设立国际政治和国别研究机构以来，中国科学院系统、中联部和教育部门陆续建立北美、拉美、西欧等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也形成包括亚太、西亚、非洲等方向在内的国际研究机构体系。这些机构过去主要以国别或自然地理区域为研究中心。按照今天的需求，这一范围显然已经不够，算法区域、高边疆区域、金融区域、网络空间和外太空博弈等新领域，都要求区域国别研究进一步拓展。

这一新的想象和定位，也为高校学科布局提供了重要契机。用罗林教授的话说，它使一些面临发展困难的传统学科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外语学科就是一个明显例子。过去外语是显学，如今招生规模有所下降，中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机器翻译和同声传译技术迅速发展，传统外语教学面临转型压力。许多重点高校将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结合，使外语不再只停留于语法、词汇和语义训练，而是进入中国走向世界、中外关系互动以及新区域、新技术等领域。我最近在南京大学组织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多位外语学院院长都认为，外语学科的创新必须与这些新领域相衔接，这也为青年外语教师提供了新的研究入口和发展空间。

例如，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由原有院校相关专业整合而来，目前通过区域国别研究对四十多个外语专业进行重新嫁接和改造，并建立较大规模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科也面临类似问题。20世纪90年代，北大、人大、复旦的国际政治系率先成立国际关系学院，此后二十多年，全国形成上百所国际关系学院。但近年一些学院出现合并、调整和招生困难，原因之一是部分传统课程与现实衔接不足。

面对这一变化，北京大学已经开始调整学科布局，一些传统方向逐步退出，同时出现全球风险、国际金融、国际组织与公共事务等新方向。庞珣教授主持全球风险大数据研究，将国际政治和秩序研究进一步量化并与数据相结合；张海滨教授所在的国际组织与公共事务方向，重点研究国际规范、国际组织和新型全球议题，并延伸出国际话语权、国际在场力、国际软实力等新命题。南京大学也在考虑建设类似方向，以弥补传统学科布局中的不足。

当前，一些高水平高校都在开展类似探索。刚才参观重阳金融研究院时，我看到许多成果都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新课题，对传统世界史、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进行改造，并形成新的区域视角。例如，政党区域、城市区域、首都区域、货币区域、太空区域和海底区域等，都可能在未来区域国别学中占据更大分量。它们的研究方法和学理背景各不相同，由此能够产生新的知识。

以我较熟悉的美国研究为例，从李慎之、王缉思等前辈，到倪峰、刁大明等中青年学者，长期以来大体围绕美国政治、文化、选举和社会等方向不断更新资料和议题，呈现较为线性的代际传承。按照新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美国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持续追踪，而要从全球领导力视角出发，将美国在全球产生的问题、力量和影响与不同区域重新连接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前辈学者未曾涉及的新选题，也使新一代美国研究者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新知识框架中找到立足点。

有人把区域国别学称为“校长工程”，原因在于高校可以借助这一学科发展的机遇改造传统学科，淘汰与时代脱节、吸引力下降的课程，培育国际金融、全球风险大数据、国际组织和国际在场力等新方向。这些探索为区域国别学未来发挥牵引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

以上是我的第二个想法。第一，区域国别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具有深刻的中国逻辑、中国故事和现实线索。第二，学问不同于一般现实工作，必须建立在具有辨识度的核心概念和知识结构之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迭代。否则，这门学科很难真正发展，也难以在学术体系中形成稳定位置。

第三，我还有一个担忧。当前国内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很快，但不少工作过于偏重具体事务，主要服务地方政府、教育改革或部门课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理解外部世界的复杂性。然而，部分研究存在自说自话的问题，缺乏扎实的海外田野调查、平等对话和深入思想碰撞。有人把区域国别学称为中国的绝学、大国之学或“一带一路之学”，这些说法有其道理，但如果片面强调其中国独有性，就可能走向封闭。美国过去一度具有较强的思想开放性，但近年来排斥移民、实施贸易打压的同时，学术思想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也在下降，知识更新速度明显放缓。

许多美国朋友认为，美国学术正处于较为沉闷、缺乏想象力的状态。其深层原因之一，是“美国例外论”强化了对自身力量和独立性的过度自信，使美国逐步陷入封闭。中国的崛起应当走出不同道路，坚持开放、拥抱世界。一个真正有风范的大国，越要对小国、弱国和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地区给予更深入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当前这方面仍有不足，一些机构热衷于争取项目，研究选题集中于美国总统选举、中美俄大三角等热门议题，造成大量雷同和低水平重复。

用光谱作比喻，最明亮、最显眼的区域受到高度关注，而紫外线、红外线等不易被看见的部分则缺少资源。我曾追踪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中国知网近年发表、转载的重点文章，发现约70%至80%的研究资源集中于20%至30%的热门命题。许多小国、弱国和“微声音”，例如北欧、南太平洋、非洲的本土知识与研究方法，南太平洋小岛国对家园存续和全球变暖的关注，以及非国家群体在世界中的诉求，都没有得到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充分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和重点刊物在这些方面的支持与刊载相对不足。年轻学者也往往担心，这类研究不利于职称评审、重大项目申报或政策影响，因而缺少持续投入。

这恰恰是大国应有的胸怀。越是大国，越应当把更多资源用于支持小课题、青年学者和新赛道，使那些较少被关注的国家、地区和群体进入研究视野。有容乃大。中国不能走向霸道、力量至上和单纯强调肌肉的道路，而应继承“内圣外王”的文化传统，尊重世界上各种文化、族群和社会。即使一个地区经济体量很小、军费有限、国际声音微弱，区域国别学也应当予以关注。当前，这正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明显不足。

仔细审视当前迅速增长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刊物，包括我所主编的刊物，对全球多元声音、边缘地区和本土知识的讨论仍然较少。未来，对这些内容的吸收，可能构成中国区域国别学新的厚度和广度，使之不同于战后美国中心主义的“Area Studies”和欧洲的“Regionalism”。欧美区域研究有很多优势和经验值得学习，但中国可以在其基础上形成更宽广的胸怀、视野和命题。我也特别呼吁重阳金融研究院和全球领导力学院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中国越是强大，越要关心弱小，把过去欧美列强忽视甚至压制的区域纳入学科整合、课程设置和青年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不仅是物质和项目层面的走出去，还涉及文化如何对话、全球共同体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发展。中国应当让世界感受到温度、情怀和人文关怀，而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只强调力量、资金和基础设施扩张的“肌肉巨人”或“建设机器”。区域国别学也应体现层次、色彩和丰富光谱，弥补传统社会科学中过度强调硬指标、重物质而轻人的局限。

此前，我曾与长期从事非洲研究的李安山教授对话。他在非洲研究领域耕耘四十多年，长期深入非洲各国开展调查，最近完成了约一百二十万字的《非洲现代史》。这部著作被认为是超越传统欧美中心视角的重要非洲研究成果。在摩洛哥举行的院士授予仪式上，人们高度评价他对非洲社会和民众的细致关怀。他的研究表明，今天如何看待非洲、全球南方和中国自身，不能只从与美国、英国进行力量比较的狭窄角度出发，而应体现更具全球性的追求。李安山老师的学术经历和作品，是我心目中中国优秀区域国别研究的典范，也值得未来研究不同次区域和新区域的学者学习。

我的核心观点是，区域国别学快速崛起，获得了大量资源、强劲推动和广泛传播，但其学理基础仍较薄弱，主体性较为模糊，相对于传统学科，知识辨识度还不够。未来，如何避免学科建设停留于热潮和口号，如何使其成为一门符合中国时代气质、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新学问，仍是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以下为“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讲座安排，详细内容敬请关注后续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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