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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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斤腊肉,是我妈熏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心血,也是我第一次厚着脸皮登领导家门的全部底气。
我没想到,那袋腊肉会被领导的老婆当着邻居的面推出门,直接扔进垃圾桶。
我也没想到,我弯腰一块块把它捡回来之后,当天晚上,周敬川会带着重礼站在我家院门外,脸色发白,开口就说“请你原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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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国梁,在这座城市打工快九年了。
老家在山里,父亲走得早,家里就我妈一个人,养猪、种地、熏腊肉,一年到头没什么闲着的时候。
我在单位做技术员,工资不高不低,够活。
今年单位有个评优名额,评上了可以解决一个编制问题,这对我来说不是小事,是我这九年最要紧的一件事。
名额在周敬川手里。
周敬川是我们部门的主任,四十五六岁,说话慢条斯理,平时见了谁都是一副淡淡的笑,让人摸不清他在想什么。
他对我不算差,但也从没多好,逢年过节在走廊碰见,点个头,说声“辛苦了”,仅此而已。
我不是那种会来事的人,从来不去办公室刷脸,也不知道怎么套近乎,评优的事就这么一拖再拖,眼看快到截止日期了,我急得睡不着觉。
同事老刘私下跟我说:“国梁,你也去走动走动,不然名额给谁你都不知道。”
我问:“走动什么意思。”
老刘看我一眼,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回家发了半天呆,最后决定去。
但我不知道带什么,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我妈那批腊肉。
那批腊肉是我妈去年冬天开始熏的,喂了大半年的粮食猪,自家磨的盐,柴火熏了足足二十天,熏好挂在屋梁上,油亮油亮的,隔着院子都能闻到那股香。
我妈在包裹里夹了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给你补身体,多的拿去送人。”
我把那句“多的拿去送人”看了好几遍。
我当时觉得,这是老家最实诚的礼,比烟酒体面,没有铜臭气,是真正的心意。
我从包裹里分出两袋,装进两个旧蛇皮袋,一共四十多斤,临出门又往里加了几块,凑到六十六斤整。
六六大顺,我妈说这个数字好。
那天是个工作日的傍晚,我换了身干净衣服,一只手提一袋,扛在肩上,坐了两段公交到周敬川住的小区。
那个小区我来过一次,帮部门送过文件,但只到门卫那里,没进去过。
我在小区门口问了两次路,才找到他住的那栋楼。
六楼,没有电梯。
六十六斤腊肉,两个蛇皮袋,我把重的那袋扛在右肩,轻的那袋提在左手,一步一步往上走。
到三楼的时候,汗就透进衬衫领子里了。
到五楼,腿开始发酸,我把袋子换了个肩,歇了一口气,继续往上。
到六楼门口,我右肩已经压出一道红印,手心出了汗,腊肉的熏香味混着楼道的气息,我用膝盖顶着袋子腾出右手,按了门铃。
等了大概十秒,门开了。
开门的不是周敬川。
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穿着家居服,头发盘着,眼神利落,往下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蛇皮袋,眼神就变了。
我以为她是保姆,开口说:“你好,我是周主任单位的,我叫陈国梁,来拜访一下,这是——”
她打断我:“周敬川不在家。”
声音不冷不热,但有一种把人挡在门外的劲道。
我愣了一下,说:“哦,那这个,麻烦您帮我转交一下,是老家带来的腊肉,自家熏的,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她低头看了看袋子,然后抬头看了看我,问了一句:“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技术员。”
她点了点头,像是印证了什么,嘴角动了动,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不长,但我当时脑子里就嗡了一下。
她说:“这种东西,我们家不收。”
不是“谢谢但不方便收”,不是“东西太贵重了”,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提着袋子,脸上的热气一下子全散了。
楼道里,隔壁的门正好开了,一个穿羽绒服的中年男人走出来,看了我们一眼,脚步顿了顿,没说话,绕着我走向楼梯口。
我知道他听见了。
我想开口解释,但嗓子里像是堵了什么,话没出来。
她没等我反应,把袋子往外推了推,说:“拿回去吧,我们家规矩,不收下属送的东西。”
然后她退回去,把门关上了。
门缝消失的那一刻,我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两个蛇皮袋,脑子里一片空白。
楼道里没有人了,就我一个,安静得能听见楼下的车声。
我提着袋子下楼,到了一楼,在楼道口旁边找了个台阶坐下来,把袋子放在脚边,摸出一根烟,点上。
我不是那种遇事就崩的人,但那一刻,烟抽到一半,手还是有点抖。
我以为我会就这么站起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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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在我掐灭烟、拿起袋子准备走的时候,头顶上突然传来一声窗户打开的声音。
我下意识抬头。
六楼的那扇窗打开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一声闷响——一个蛇皮袋从六楼直接砸了下来,落在垃圾桶旁边,袋口开线,三四块腊肉滚了出来,摔在地上,黑亮的油脂沾了一层灰。
紧接着,第二个袋子又砸下来了。
我站在那里,从袋子砸下来到落地,大概只有两三秒,但我感觉过了很久很久。
窗户关上了,没有声音。
楼道旁边,有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停下来看了看地上,又抬头看了看六楼,没说话,绕开腊肉走了。
我走过去,蹲下来。
腊肉散落在地上,有几块沾了脏东西,有一块滚到了垃圾桶底部,被垃圾桶外壁磕了一个角。
我一块一块把它们捡起来。
没有人开口,周围偶尔有人走过,有人放慢了脚步,有人回头看,没有人说话。
我弯了多少次腰,我没数。
我只是一块一块把腊肉捡起来,塞回袋子,然后把两个袋子都重新提起来,走出小区,站在路边等公交。
公交来了,我上车,把两袋腊肉放在脚边,靠着车窗坐着,看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我没哭,但心里有什么东西沉下去了,像一块石头,沉进深水里,连波纹都没有。
我在终点站下车,走回出租屋,把腊肉放在床边的地板上,坐在床沿,看着那两袋腊肉,没开灯,就这么坐着。
屋子里只有窗外传来的车声,腊肉的柴火气和盐味慢慢散开,填满了这间小屋。
那是老家的气味,是我妈在山里熏了一个冬天的气味。
我在这个气味里坐了很久,没动。
后来,我想把腊肉重新整理一下,看看有没有摔坏的,就把两个袋子都翻开,一块一块检查。
摸到最后,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个硬的东西。
夹在最深处的腊肉里,用一个普通的塑料袋包着,裹得很紧,已经被腊肉的油脂渗了一点颜色。
我不记得自己放过这东西。
我把它拿出来,捏了捏,里面有纸,还有一个更硬的东西,形状说不清楚。
我坐在床上,把塑料袋拆开。
里面是一个旧信封,信封上没有字,已经有些发黄,封口用胶水粘着,粘得很仔细。
我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张折叠了很多次的信纸,还有一样我完全没见过的东西——一枚旧的铜制印章,不大,刻着两个字,但字体是繁体,我认了半天,只认出一个“陈”字。
我把信纸展开,是我妈的字,歪歪扭扭,但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能看出来是用力写的。
我没有马上看完,因为第一段话就让我手里的信纸抖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反复看了那封信三遍,但始终觉得脑子里有什么没拼上,像一块拼图,差了最后一片。
我把信封和印章放到枕头底下,躺下来,睁眼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到单位,刚坐下,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
几个同事看见我,眼神飘了一下,有人欲言又止,有人看了我一眼就把头转开,用一种说不清楚的表情忙着自己的事。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以为是我多想。
快到中午,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小方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国梁,你昨天去周总家?”
我说嗯。
小方皱了一下眉,说:“这事传开了,有人说你带了东西去,被直接扔出来了,还有人说你在门口求着让人家收,被推出去的。”
我攥着手里的杯子没说话,指节有点白。
求着让人家收。
被推出去的。
我知道这种话越解释越说不清楚,也知道传话这件事,加进去的那些细节才是最伤人的部分。
我放下杯子,说:“知道了。”
小方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又没说,退回了自己的工位。
我坐在那里,想起枕头底下的信封和那枚铜印章,心里那块说不清楚的东西压得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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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拿出手机,给我妈打电话。
电话通了,响了两声,我妈接起来,声音有点沙,像是刚干完活。
我没绕弯子,直接问:“妈,你在腊肉里放了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
不是没听见,是沉默,大概有四五秒,长得不正常。
然后我妈说了一句话:“国梁,那东西本来是要你带去给一个人的,不是送给你领导的。”
我手机差点没拿稳。
“什么人?”
我妈又沉默了几秒,说:“周家的人,是周敬川他爸。”
我靠在椅背上,耳朵里嗡嗡的。
“妈,你认识周敬川他爸?”
“认识。”
她说这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不像是在说一件随便的事,倒像是在说一件她压着很多年、终于可以说出口的事。
我还想问,但我妈说:“你先把那封信看完,看完了你就知道了。”
然后她说有事,把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坐在那里,窗外是普通的下午,楼下有人在喊话,有车在过,什么都是正常的。
但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很深的地方,安静得让人害怕。
我抬起头,无意间往周敬川办公室那边看了一眼。
玻璃门是关着的,但透过玻璃,我看见周敬川站在办公室里,背对着门,但他的头微微侧着,是那种用余光在看什么的角度。
他在看我。
我和他的视线就这么穿过那扇玻璃门对上了,只有三秒,然后他把头转回去,拿起桌上的文件,坐下来,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知道那三秒不是错觉。
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分,我已经准备睡了,院门被人敲得砰砰响。
我披着外套出去开灯,看见铁栅栏门外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周敬川。
他穿着深色的厚外套,右手提着一个礼盒,左手边还放着两瓶酒和一袋东西,脸色在路灯下显得有些发白。
他身后半步,是白天那个关上门的女人。
她低着头,双手攥着外套下摆,不看我,安静得像是被人拽来的。
周敬川看见我出来,快步上前,手按住院门,声音比平时低,也比平时快,说:“国梁,白天的事是我们不对,这些东西你先收下,无论如何,给我们一个赔罪的机会。”
我站在院子里,没开门,隔着铁栅栏看着他,说:“不过是66斤腊肉,周主任,值得你大半夜带着人赶过来?”
周敬川嘴唇动了动,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女人,那女人没抬头,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更难看了,沉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夜风很凉,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明明已经站在我家门外,带着礼,带着妻子,开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