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李井泉的“左”碰到了红卫兵

老正按：今天转发两篇文章：一篇是讲李井泉的“左”，一篇是说红卫兵绑架李井泉，两篇合在一起，标题就成了《李井泉的“左”碰到了红卫兵。

第一篇：李井泉的“左”

原题：李井泉素以“左”闻名，但能“左”到这种程度，是真的吗？

来源：九州芳文的公众号；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此网络之言也。李井泉素以“左”闻名，但能“左”到这种程度，是真的吗？

1957年，四川大学反右领导小组成立，组长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大学校长谢文炳为第三组组长。

当时右派指标尚有二个未完成，“反右领导小组”于是把以前知识份子的发言纪录再审视一遍。当翻阅到一个名叫戴星儒(四川大学原校长彭迪先的秘书)的材料时，发现他一句鸣放的言论也没有。

李井泉问：“此人为何不发言？”

谢文炳回答：“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说话。”

李井泉惊叹：“哎呀，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

还差一个指标。 这时，謝文炳仗着自已解放前是地下党负责人，老革命了，发话道： “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份子三分之二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权限甄别一下？”

李井泉笑了，轻描淡写道：“我知道还有一个右派是谁了……”

谢文炳问：“谁？”

李井泉指指谢，轻声道：“就是你呀，而且是总右派！” 谢文炳如雷轰顶。

当天宣布撤销谢文炳一切党内外职务，每月只发12元生活费。谢文炳的长女任中央领导俄语翻释，立即给其单位发去加急电報，令将其开除。谢文炳的夫人很快气絕身亡，谢文炳后郁郁寡欢去世。

谢文炳一个儿子名叫谢琪，是音体美特长集一身的少年天才，突然被捕，指控他偷越国境。

谢琪呼冤：“我一直在成都，就没出去过，怎么偷越？我连这想法都设有！你们有什么证据？”

回答: “你画的西方洋房、汽车、美女，就是想往西方跑，就是想偷越国境！”

谢琪平反后在四川大学图书館退休，由于多年的压抑和心理恐怖，其行为和语言能力早已退化，对外界反应木然无应，当年风流倜傥的英俊少年，只剩下一副支离的病骨，令人浩叹！

三年特殊时期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的“五虎上将”，也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

李井泉有句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

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第二篇：李井泉遭遇红卫兵

原题：红卫兵绑架李井泉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

作者：何蜀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井泉就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论是抓右派，反右倾，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大整“烂掉了的基层政权”，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都像领导军队打仗一样，领导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省干得轰轰烈烈，从不落后。毫不手软，因为他有股军人作风，干部们都习惯于称呼他当时挂靠在军队中的职务“李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烈火”点燃后，他积极领导西南局特别是四川省委，仿照北京的模式，揪出了以老干部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为首的所谓四川“三家村黑帮”和大批“牛鬼蛇神”。直到1966年10月1日，他还像毛泽东那样穿着军装，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然而，谁也不会料到“文化大革命”竟发展到了“打倒一切”的地步。领导干部中，不光是历史上被抓住“辫子”的所谓“叛徒”，也不光是工作中表现所谓右倾的“黑线人物”，整来整去，几乎凡是带“长”字的都遭到了“炮轰”、“火烧”。李井泉自然也在劫难逃了。

西南局设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以来，李井泉一直在重庆、成都等来 回奔走，积极“领导运动”。可是，为什么红卫兵要跑到上海去抓他呢？原来，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走资派失踪”事件。

这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李井泉出席了会议，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中央精神，回到四川后，他就准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采取主动，向群众作出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于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便与当时成都最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联系，商定共同召开一个批判大会，好让李井泉等领导干部在会上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以便过好这一关。

1966年11月13日，以“红卫兵成都部队”领衔的几个群众组织主持，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25万人的批判西南局、四川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西南地区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批判大会。为了保证大会正常进行，李井泉与红卫兵双方商定，后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负责，会场秩序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出纠察维持。

当时造反派尚处于少数，大多数党政机关也还在正常运转，因此许多单位仍由党政机关通知组织群众到会。由于干部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在通知开会时就把“听李井泉作检查”说成“听李政委作报告”。

这一新“动向”传到红卫兵耳中，红卫兵内部闹起了矛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为首的一些红卫兵，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头头“右”了，“修”了，会前与李井泉达成的关于大会的协定是“拿原则做交易”，连“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的口号都不敢提，这次大会成了李井泉的阴谋。于是，发起了向大会造反的行动。他们打着各自的旗帜，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散发造反声明，强行冲击主席台。这一来，会场秩序大乱。混乱之中，为了保护李井泉的人身安全，一些红卫兵纠察人员将他护送离开了会场。事后不久，却又传出一个令人意处的消息，说是那天护送李井泉的并不是红卫兵，而是由公安部门组织的便衣人员冒充红卫兵，趁会场大乱之机将李井泉转移了。

李井泉转移到灌县、彭县、西昌、渡口和云南省的元谋、昆明等地。在此期间，李井泉一直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保持电话联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按造反派的说法，是在“幕后操纵破坏文化大革命”。

12月底，根据西南局书记处的建议，李井泉通过秘书向中央办公厅电话请示想去北京，但没有得到回复。风声越来越紧，1967年1月4日，就在陶铸被突然宣布揪出来打倒的那天，李井泉去了上海。

重庆当时最有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刚好是在那次批判大会前派了个30余人的“赴蓉挺进纵队”到成都，他们原想大会结束就将李并泉揪到重庆去批判。没想到这次批判大会闹得不欢而散，更没想到李井泉竟失踪了。

“挺进纵队”遍寻成都不得之后，他们以红卫兵名义向这位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通缉令》。1967年新年，“挺进纵队”获得李井泉在上海养病的消息，如获至宝，迅即决定赴上海抓李井泉，并拟定了智取的“战斗方案”。

1月17日下午5点半，重庆大学红卫兵三人和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二人组成的“战斗小组”，押着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来的程子华及其秘书，带着中央电报，乘飞机飞赴上海。

因程子华当时还担任着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到达上海后，“战斗小组“成员便冒充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打电话，谎称程子华从北京开会回来路经上海，有事要找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商量。

这时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处于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之中，华东局的机关日常工作在艰难运转，华东局办公厅行政处得知“国家计委”来人后，便将他们安排到了锦江饭店住下。

在锦江饭店，“战斗小组”先找来了华东建委一位副主任，从他口里打听到，华东局的几个当权派，曹获秋已被打倒，正在监督劳动；魏文伯已经停止工作，在作检查；韩哲一还在造反派监督下管一些事务工作。“战斗小组”分析，只有找韩哲一才可能打听到李井泉的下落。于是，他们便通知韩哲一前来。并向程子华规定了韩哲一来时的讲话口径。

电话打出后，他们在房间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直到深夜，韩哲一才在两个工人造反队员押送下赶到饭店。

韩哲一进门后，程子华没按“战斗小组“规定好的口径，而是开门见山向他说明：他不是开什么开会路过这里，而是被红卫兵押着来抓李井泉的。

重庆大学红卫兵一看假戏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马上掏出红卫兵袖章、胸章，公开自己的身份，并让西南局机关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电报给韩哲一过目，说是必须交给李井泉。李井泉应按照中央电报要求，回四川接受群众批判。

上海市委招待所门前有警卫岗哨，当时还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地方。怎么办？“战斗小组“便派出两人，立即去找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求援。这时已是凌晨4点，满城的造反喧啸已经停息，上海街头只有寒风在撕扯着满墻的标语、大字报，但自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红卫兵、造反派却只感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上海公安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持“战斗”。刚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上海公安局造反“战友”，当即决定，派三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一切安排停当，已到了18日凌晨6时左右。“战斗小组”押着韩哲一的秘书，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路招待所。有公安人员引路，他们顺利进了大门。进去时，李井泉的随行人员正在楼下餐厅准备用早餐。“战斗小组”给这些工作人员“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看到有人流露出抵触情绪，便质问：“你是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李井泉？”这自然只能作出一种回答。

随后，“战斗小组”留下几人继续对李井泉的随员做工作，其他人与上海公安局的三个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楼房间，顺利找到了李井泉。他们先对李井泉进行了搜查，然后拿出中央电报给他看，并向他宣布：要将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大概早已从传媒中了解到了与这份电报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对电报表示任何怀疑，只是提出应等医院体检表拿到后再走，这自然被红卫兵、造返派认为是“耍花招”而拒绝了。

早饭后，“战斗小组”负责人、重庆大学红卫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从现在起，一切听他们指挥。李井泉和秘书、警卫员及医生一人跟他们一起回四川，其他三名随员，在他们走后24小时内不得离开招待所，不得向外打电报、电话，其后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驻四川大学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报到。并且警告：若有违抗，后果自负。然后，“战斗小组”押着李井泉、程子华等一行，乘专机飞返成都。第二天凌层，“挺进纵队”用汽车将李井泉押往重庆。

1967年2月19日，“重庆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后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李井泉被武装押送到会场，挂上黑牌，批斗后用卡车押着在城内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以后他又遭到几次批斗。4月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给“红卫兵成都部队”批判。

从4月初到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点名批判了“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厉申斥他们“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撤销李井泉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头上的“走资派”罪名才被推翻。

补记：“文革”中，李井泉不仅被造反派绑架批斗，也惨遭家破人亡：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服毒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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