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特稿丨广岛

Hiroshima

六个平凡的人生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交汇——在恐惧、疾病与毁灭中，揭示了生存所付出的代价。

本文刊登于1946 年 8 月 31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作者：约翰·赫西。

十万人死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们不禁疑惑：为何自己活了下来，而如此多的其他人却遇难了？照片由罗尔斯出版社／波珀照片／盖蒂图片社提供。

一、无声的闪光

1945年8月6日日本时间上午8点15分整，当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绽放光芒的那一刻，东亚锡矿人事部职员佐佐木俊子小姐刚刚在工厂办公室的座位上坐定，正转过头去跟隔壁工位的女孩说话。就在同一时刻，藤井正和博士正盘腿坐在自家医院门廊上，悠闲地阅读着《大阪朝日》报。这座门廊正俯瞰着广岛境内七条三角洲河流中的一条。中村初代夫人——一位裁缝师的遗孀——站在厨房窗边，注视着邻居正在拆除自己的房屋，因为那栋房子正好位于一条防空火道的必经之路上。耶稣会德国神父威廉·克莱因索尔格则只穿着内衣，斜倚在三层传教士宿舍顶层的行军床上，正翻阅着一份名为《时代之声》的耶稣会杂志。市立大型现代化红十字医院外科年轻医生佐佐木照文先生，手里拿着一管血液样本，沿着医院走廊缓缓前行，准备进行瓦瑟曼试验。而广岛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谷本清志先生，则在城西郊区鲤鱼町一位富户的门前停下了脚步，准备卸下一辆手推车里装满的物品——这些物品是他此前为躲避即将来临的B-29大规模空袭而从城里紧急撤离出来的。原子弹夺去了十万人的生命，而这六人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至今仍困惑不已：为何自己能幸存，而那么多其他人却惨遭罹难？他们每个人都回想起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或有意的选择——比如及时迈出一步、决定躲进室内、搭乘了这一班而非下一班电车——正是这些小小的抉择，才让他们逃过一劫。如今，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在那段求生的历程中，他们仿佛经历了十几辈子的人生，目睹的死亡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得多。然而，在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

那天早晨五点，谷本牧师先生起床了。他独自一人待在牧师公馆里，因为他的妻子已有一段时间带着他们刚满周岁的婴儿，每天往返于城郊牛田——一个位于北方的郊区——与一位朋友同住过夜。在日本所有重要城市中，只有京都和广岛这两座城市，B先生——日本人带着几分敬意又夹杂着些许无奈的熟悉感，如此称呼B-29轰炸机——尚未深入探访过。而谷本先生，和他所有的邻居与朋友一样，几乎焦虑得寝食难安。他听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详细描述：美军对吴市、岩国、德山及其他附近城镇进行了大规模空袭；他确信，广岛很快也将轮到自己。前一天晚上，他睡得很不好，因为接连响起了好几次空袭警报。几周来，广岛几乎每晚都接到这样的警报。当时，B-29轰炸机正以广岛东北方的琵琶湖作为集结点；无论美军计划轰炸哪座城市，这些“超级堡垒”都会从广岛附近的海岸线蜂拥而至。警报频发，加上B-29轰炸机始终未对广岛下手，更让广岛市民人心惶惶。坊间甚至流传着一种传言：美军似乎正为广岛留着某种特别的“大招”。

谷本先生身材瘦小，说话、大笑和哭泣都很快。他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中间分缝；眉骨突出，上翘的细小胡须、小巧的嘴巴和下巴，使他看上去既奇特又矛盾——既有少年般的稚气，又透着几分老成；既显得柔弱，却又充满炽热的激情。他动作急促而略显不安，却总能克制自己，这表明他是个谨慎而深思熟虑的人。事实上，在原子弹投下前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他正是展现出这些特质。除了让妻子夜宿牛田之外，谷本先生还一直忙着将他位于紧挨着长良川的居民区内的教会里所有可搬动的物品，运送到距离镇中心两英里的甲斐市一位人造丝制造商的宅邸中。这位人造丝厂主松井先生当时正巧有一处空置的宅院，便慷慨地向众多亲友开放，以便他们能将自己最珍视的物品转移到远离可能轰炸目标的安全地带。谷本先生自己用推车搬运椅子、赞美诗集、圣经、祭坛用品和教会账册，毫不费力；但管风琴控制台和一台立式钢琴则需要他人帮忙。前一天，他的朋友松尾曾帮他把那架钢琴运到了甲斐市；作为回报，今天他答应协助松尾先生搬运一位女儿的私人物品。正因如此，他才起得这么早。

谷本先生自己做了早餐。他感到浑身疲惫不堪。前一天搬钢琴的劳累、一夜未眠、数周以来的忧虑与饮食失衡，还有教区事务的种种牵挂——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他觉得自己几乎无法胜任新一天的工作了。此外还有一件事：谷本先生曾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学院攻读神学，1940年毕业；他英语讲得十分流利，日常穿着也都是美式风格；直到战争爆发前夕，他一直与许多美国朋友保持通信往来。然而，在这样一个对被监视恐惧至极、甚至可能连他自己都深陷其中的群体中，他渐渐感到愈发不安。警方曾多次找他谈话，就在几天前，他还听说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熟人——田中先生，这位曾经是东洋汽船公司的退役军官，一名反基督教人士，因在广岛以大手笔的慈善活动闻名，却因其个人专横跋扈而臭名昭著——竟到处散布谣言，说谷本先生不可信任。为了向公众表明自己是个地道的日本人，谷本先生主动担任了当地“邻里组合”或“社区协会”的主席。除了原本的职责与牵挂之外，这一职位还让他多了一项任务：负责组织大约二十户家庭的防空防御工作。

那天清晨六点不到，谷本先生便动身前往松尾先生的家。到了那里，他发现他们要搬运的是一只箪笥——一种装满衣物和家居用品的大型日式柜子。两人随即出发了。清晨的天空晴朗无比，气温暖意融融，预示着这一天会格外闷热难熬。刚出发没几分钟，防空警报便响了起来——那是一声持续一分钟的长鸣，用来提醒人们有飞机逼近，但对广岛市民而言，这却只意味着一丝微不足道的危险，因为每到这个时间，每当美国气象侦察机飞临上空时，警报都会准时响起。两人推拉着独轮车，穿行于城市的街道之间。广岛是一座扇形城市，主要坐落在由大田川分流而成的七条河口形成的六个岛屿上；市中心约四平方英里的主要商业与居住区，集中了全市四分之三的人口。由于数次疏散行动，广岛的人口已从战时最高峰的38万人锐减至约24.5万人。工厂及其他居民区或郊区，则密集地分布于城市边缘地带。城南一带有码头、机场以及点缀着众多岛屿的内海。三角洲的另外三面则环绕着一圈山脉。谷本先生和松尾先生穿过早已挤满人群的购物中心，跨过两条河流，来到鲤鱼町倾斜的街道上，然后一路向上，抵达城郊与山麓地带。当他们沿着一条远离密集房屋的山谷小路前行时，解除警报的信号突然响起。（日本雷达操作员仅探测到三架飞机，以为它们只是例行侦察机。）推着独轮车爬上染料店老板的家门前，着实令人筋疲力尽。待两人终于将货物挪进车道、放到门前台阶旁后，便停下来稍作休息。他们背靠着房屋的一侧，与城市遥遥相望。和日本这一带大多数民居一样，这座房子也是木结构框架，木质墙壁支撑着厚重的瓦顶。屋内的前厅堆满了成卷的被褥与衣物，看上去宛如一个清凉的洞穴，到处都是厚实柔软的坐垫。房子正对面、大门右侧，还有一座规模宏大而精致的假山庭园。此刻，天空中毫无飞机的动静，整个早晨静谧安详，空气凉爽宜人，令人心旷神怡。

随后，一道耀眼的强光划过天际。谷本先生清晰地记得，这道光是从东向西、从城市方向朝山丘飞去的，宛如一片灿烂的阳光。他和松尾先生都惊恐万分——两人当时都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因为他们距离爆炸中心足足有3500码，也就是两英里）。松尾先生飞快地冲上台阶，跑进屋里，一头扎进铺着毯子的床铺中，把自己埋了进去。谷本先生则向前走了四五步，猛地扑倒在庭院里的两块大石头之间。他紧紧贴着其中一块石头趴下。由于脸正对着石头，他根本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他只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紧接着，木片、木板碎片和瓦片碎块纷纷砸落在他身上。他并未听到任何轰鸣声。（几乎没有人能回忆起在广岛听到过原子弹爆炸的巨响。然而，在津久附近内海驾驶着舢板捕鱼的一位渔民——那位与谷本先生岳母和小姨子同住的渔民——却亲眼目睹了那道强光，并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尽管他距离广岛近二十英里之遥，但那雷鸣般的巨响甚至比B-29轰炸机袭击仅五英里外的岩国时还要强烈。）

当松本先生鼓起勇气抬起头时，他发现房子已经坍塌了。他以为是炸弹直接砸中了那座房子。漫天尘土飞扬，四周竟仿佛笼罩着一层昏暗的暮色。惊慌之下，他一时顾不上废墟下的松本先生，便冲出了屋子，奔向大街。跑着跑着，他注意到庄园的混凝土围墙竟然倒向了房子——不是朝远离房子的方向倒塌，而是朝着房子倾覆。在街上，他首先看到的是一队士兵，他们原本正埋身于对面山坡上，挖掘着成千上万个战壕——日本人似乎打算一座山头接一座山头、以命相搏，誓死抵抗入侵。此刻，这些士兵正从他们本应安全无虞的洞穴中爬出来，可他们的头部、胸膛和后背却鲜血淋漓。他们沉默不语，神情恍惚。

在看似一片局部尘云之下，这一天变得越来越暗。

将近午夜，即原子弹投下前的前一天晚上，市里的广播电台播音员宣布，大约两百架B-29轰炸机正飞向本州南部，并建议广岛居民撤离到指定的“安全区域”。住在信浓町的裁缝遗孀中村初代夫人一向习惯听从指示。她叫醒三个孩子——十岁的儿子俊雄、八岁的女儿八重子和五岁的女儿妙子，给他们穿好衣服，然后带着他们步行前往位于城市东北边缘的军事区域，即东阅兵场。在那里，她铺开几块草垫，孩子们便躺了下来。他们一直睡到凌晨两点左右，才被飞越广岛的飞机轰鸣声惊醒。

飞机刚一飞过，中村夫人便带着孩子们往回走。他们两点半刚过就到家了，她立刻打开收音机，却令她大为沮丧——此时的广播正播送着一条新的警报。当她看着孩子们，发现他们疲惫不堪；再想到过去几周里，他们为了前往东操场不知奔波了多少趟，却始终毫无结果，她终于下定决心：尽管收音机里不断提醒，她实在无法再忍受重新出发的折腾了。她让孩子们在地板上铺好睡袋，自己也于三点钟躺下，随即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以至于后来飞机再次飞过时，她竟丝毫没有被那声音惊醒。

大约七点，警报声将她惊醒。她立刻起身，匆匆穿好衣服，赶往邻居协会负责人中本先生的家，向他请教该怎么办。中本先生告诉她，除非听到紧急警报——即一阵阵断续的警报声——否则她应待在家中。她回到家里，点燃了厨房的炉子，开始煮饭，然后坐下来阅读当天的广岛中国新闻。令她松了一口气的是，八点钟时，警报终于解除了。她听见孩子们开始醒来，便走到他们身边，每人分给他们一把花生，叮嘱他们继续躺在铺位上别动，因为昨晚的长途跋涉让他们十分疲惫。她原本还盼着孩子们能重新睡去，可就在这时，正南边那户人家却突然响起了震天的敲打声、撬动声、撕裂声和劈砍声，吵得人难以安宁。广岛县府与全城居民一样，深信城市很快就会遭到袭击，于是开始以威胁和警告的方式敦促大家尽快打通宽阔的防火通道。人们希望，这些防火通道能够与河流相互配合，有效控制由燃烧弹袭击引发的火势蔓延；而那位邻居也无奈地牺牲了自己的房屋，以换取全城的安全。就在前一天，县府刚刚下令，所有中学的适龄女生都必须抽出几天时间，协助清理这些防火通道。警报解除后不久，她们便立即投入了工作。

中村夫人回到厨房，看了看米饭，随即开始留意起隔壁那位男子。起初，她对他制造的喧闹声颇为恼火；可随后，一种近乎落泪的怜悯之情却涌上了心头。这种情感特别针对她的邻居——在如此无可避免的灾难面前，他正一板一瓦地拆毁自己的家园。然而，她内心深处也泛起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对整个社区的同情，更别提那难以言说的自怜了。她的人生并不轻松。她的丈夫伊萨瓦在妙子出生后不久便应征入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既无他的音讯，也杳无他的消息。直到1942年3月5日，她才收到一封只有七个字的电报：“伊萨瓦在新加坡光荣殉职。”后来她才得知，他其实早在2月15日——新加坡沦陷的那一天——就已牺牲，当时他还是个下士。伊萨瓦生前并非大富大贵的裁缝，他唯一的家当只是一台三光牌缝纫机。丈夫去世后，他的抚恤金断了，中村夫人便拿出那台缝纫机，自己做起零工来补贴家用。从那时起，她靠缝纫勉强养活孩子们，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当中村夫人站在那里注视着她的邻居时，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比她见过的任何白色都要耀眼。她并未留意隔壁那名男子发生了什么；一位母亲的本能驱使她立刻朝自己的孩子奔去。她刚迈出一步——那栋房子距离爆炸中心足足1350码，也就是四分之三英里——就仿佛有什么东西将她托起，她竟飞一般地越过高架床铺，撞进了隔壁房间，而她的房子碎片则紧随其后。

她落地时，周围的木材纷纷倒塌，一连串瓦片如雨点般砸向她；一切瞬间陷入黑暗，因为她已被埋住。然而，那些碎屑并未深深掩埋她。她挣扎着爬起来，终于脱身而出。这时，她听见一个孩子哭喊道：“妈妈，救救我！”抬头一看，她最小的女儿——五岁的妙子——竟被埋至胸口，动弹不得。当中村夫人惊慌失措地开始拼命扒开废墟，试图靠近时，却再也听不见也看不见其他孩子的身影。

在轰炸前的那些日子里，藤井正和博士生活富足、享乐主义，而且当时并不太忙，因此常常奢侈地睡到九点或九点半才起。不过幸运的是，就在投弹那天早晨，他不得不早起送一位房客乘火车离开。他六点就起了床，半小时后便和朋友一起步行前往不远处的车站——要穿过两条河流才能到达。七点刚过，他便回到了家，而此时警报器正发出持续不断的警告声。他吃完早餐，由于早晨已经很热，便脱掉外衣，只穿了内衣，走到门廊上读报。这座门廊——实际上整栋楼——的构造颇为奇特。藤井博士经营着一家颇具日本特色的机构：一家私人单医生诊所。这栋建筑依傍着京河的水面，坐落在同名大桥旁，共有三十间房间，专门供三十位患者及其亲属居住——按照日本习俗，当一个人生病住院时，他的家人往往会有一人或多人陪护在医院里，为他做饭、洗澡、按摩、读书，还时刻给予无微不至的亲情关怀。没有这些关怀，日本病人简直难以忍受。藤井博士为病人准备的，只有草席，而没有病床。不过，他倒是配备了各种现代化设备：一台X光机、电热治疗仪，以及一间设施精良的瓷砖实验室。整栋建筑三分之二建在陆地上，三分之一则架设在横跨京河潮汐水域的桩基之上。那悬挑出来的部分——也就是藤井博士居住的楼层——外观古怪，却在夏天格外凉爽。从面向远离市中心的门廊望去，京河的景致令人心旷神怡：游船悠悠荡荡，顺着河水缓缓前行，令人倍感惬意。藤井博士偶尔也会为大田河及其入海口支流涨水而忧心忡忡，但显然，桩基十分稳固，房子始终安然无恙。

藤井医生大约一个月来一直相对闲暇。这是因为到了7月，日本境内尚未遭受攻击的城市所剩无几，而广岛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成为目标，于是他开始拒绝接收新患者，理由是万一遭遇空袭，他将无法及时疏散他们。如今，他仅剩下两名患者——一位来自矢野、肩部受伤的女士，还有一位25岁的年轻男子，他正从在广岛附近一家钢铁厂工作时遭袭所造成的烧伤中康复。

藤井博士有六名护士照料他的病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平安无事：妻子和一个儿子住在大阪以外的地方，另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则在九州乡下生活。一位侄女与他同住，此外还有一位女佣和一名男仆。他没什么可忙的，也并不介意，因为他存下了一些钱。年届五十的他身体康健、性格随和又沉稳，尤其乐于与朋友们一起喝威士忌消磨夜晚时光——每次饮酒都适度有节，纯粹为了聊天叙旧。战前，他曾钟情于从苏格兰和美国进口的名牌威士忌；如今，他却对日本顶级品牌三得利威士忌感到无比满意。

藤井博士在门廊上那块一尘不染的榻榻米上，盘腿坐下，只穿着内衣。他戴上眼镜，开始阅读《大阪朝日》。他喜欢读大阪的新闻，因为他的妻子就在那里。他看到了一道闪光。对他来说——当时他背对着爆炸中心，正低头看报——那闪光呈现出耀眼的黄色。他吓了一跳，猛地站起身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距离爆炸中心1550码），医院随着他的起身向后倾斜，随后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撕裂声，轰然倒塌，坠入河中。博士还处于起身的动作之中，整个人被向前、向四周、甚至翻滚着抛了出去；他被猛烈地撞击、紧紧抓住；一切变得混乱不堪，速度之快让他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感到一股水浪扑面而来。

藤井博士几乎还没来得及想到自己即将死去，便猛然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两根长长的木梁以V字形紧紧夹住他的胸膛，仿佛一块食物被两只巨大的筷子夹住般悬空定格。他身体直立，完全动弹不得，而他的头部奇迹般地浮在水面上，躯干和双腿却浸没其中。他周围尽是医院的残骸——碎裂的木材与各种用于缓解疼痛的材料杂乱无章地散落一地。他的左肩疼得厉害。他的眼镜也不见了。

耶稣会的威廉·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在爆炸当天早晨身体状况颇为虚弱。日本战时的饮食未能为他提供足够的营养，加之身为外国人，在日益排外的日本社会中备受压力；甚至作为一名德国人，自祖国战败以来也已不受欢迎。年仅三十八岁的克莱因索尔格神父看上去像个发育过快的少年——面容消瘦，喉结突出，胸膛凹陷，双手下垂，脚却很大。他走路时步履笨拙，身子微微前倾。他总是疲惫不堪。更糟糕的是，他和另一位神父齐斯利克一起，已经连续两天遭受着剧烈而痛苦的腹泻折磨。他们认为，这病痛很可能源于他们不得不食用的豆类和黑面包配给。当时住在信奉区野堀町传教所院内的另外两位神父——拉萨尔神父和希弗神父——却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困扰。

克莱因索格神父在原子弹投下那天早上六点左右醒来。半小时后——由于身体不适，他稍微迟到了一点——便开始在传教所的小礼拜堂里主持弥撒。这座小礼拜堂是座日式木结构建筑，没有长椅，信徒们就跪在传统的日式榻榻米地板上，面向祭坛。祭坛上装饰着华美的丝绸、黄铜、银器以及厚重的刺绣图案。今天是星期一，除了住在传教所里的神学生竹本先生、教区秘书深井先生、虔诚的基督徒管家村田夫人，还有几位同僚神父之外，再无其他信徒。弥撒结束后，正当克莱因索格神父诵念感恩经时，警报声突然响起。他立即中止了弥撒，传教士们纷纷撤到院落另一侧的大楼里。在那里，克莱因索格神父来到一楼靠近前门右侧的房间，换上了他在神户六甲中学任教时购置的一套军装。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他都会穿上这套军装。

报警之后，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总是出门抬头望天。这一次，他走出屋外时，欣喜地发现，天空中只有一架每天此时飞越广岛的气象飞机。确认一切平安无事后，他便回到屋里，和几位神父一起用代用咖啡与配给面包吃早餐——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食物尤其令他感到难以下咽。几位神父围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直到八点，他们听到了解除警报的信号。随后，他们各自前往大楼的不同区域。希弗神父退回自己的房间，开始伏案写作。切斯利克神父则坐在房间里的一把直椅上，腹部垫着枕头以缓解疼痛，专心阅读。高级神父拉萨尔站在自己房间的窗前，陷入沉思。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则来到三楼的一间房间，脱掉身上所有衣物，只留下内衣，侧身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开始阅读他的《时代之声》。

在那可怕的闪光之后——后来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才意识到，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读过的一则故事：一颗巨大的陨石撞上了地球——他有时间（因为他距离爆炸中心1400码）闪过一个念头：一枚炸弹正直击我们！随后，短短几秒或几分钟内，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克莱因索格神父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房子的。他接下来意识到的，是自己只穿着内衣，在传教士的菜园里四处游荡，左侧腰部有几处小伤口，正微微渗血；四周的建筑全都倒塌了，唯有耶稣会的传教士住宅依然屹立不倒——这座房子早在很久以前就由一位名叫格罗珀的神父加固过，而且经过双重加固。那位神父对地震可谓恐惧至极；天色已然转暗；而管家村田先生就在附近，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修·耶苏，阿韦米·塔迈！我们的主耶稣，请怜悯我们！”

在从乡下前往广岛的火车上，佐佐木照文医生——这位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医生——正思索着昨晚做的一场令人不安的噩梦。他母亲的家位于向原，距离市区三十英里，他要坐两小时的火车和电车才能抵达医院。他整晚睡得心神不宁，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醒来。此刻，他感到浑身乏力，还有点低烧，一度犹豫要不要去上班。但最终，责任感驱使他还是决定出门，于是他特意搭了一班比平时更早的列车。这场梦尤其令他惊恐，因为至少表面上看，它与一件令人不安的真实经历紧密相连。他年仅二十五岁，刚刚结束在中国青岛东部医科大学的培训。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对母亲居住的乡下小镇医疗条件的匮乏深感痛心。出于一腔热忱，他甚至未获许可，便开始在每天下班后、通勤四小时之余，傍晚时分独自前往探望几位病患。不久前，他才得知无证行医的处罚十分严厉；他曾向一位同行请教此事，对方还狠狠地训斥了他一番。尽管如此，他仍坚持继续行医。在梦中，他正守候在一位乡下病人的床边，突然警察和那位他此前咨询过的医生闯入病房，将他逮捕，拖到屋外，对他施以残酷殴打。在火车上，他几乎下定决心放弃在向原的工作——因为他觉得根本不可能拿到行医执照，当局肯定会认为这与他在红十字医院的职责相冲突。

在终点站，他立刻搭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后来他计算过：如果那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坐火车，又像往常那样得等上几分钟才能等到有轨电车，那么爆炸发生时，他早就接近市中心了，铁定难逃一死。）七点四十分，他抵达了医院，并向首席外科医生报到。几分钟后，他来到一楼的一间病房，从一名男子的胳膊上抽取血液，准备进行瓦瑟曼试验。做这项检测的实验室——装有培养箱的那间——位于三楼。左手拿着血样，他心不在焉地沿着主走廊朝楼梯走去，整个人似乎都沉浸在一种清晨以来一直萦绕心头的恍惚状态中——这或许正是由于昨晚那个梦以及整夜辗转难眠的缘故。就在他跨出敞开的窗户一步之遥时，一枚炸弹的强光犹如巨大的闪光灯般，在走廊里骤然闪现。他猛地单膝跪地，嘴里喃喃自语：“佐佐木，加油！勇敢些！”就在此时——当时大楼距离市中心仅1650码——一声巨响震彻整个医院。他戴的眼镜被炸得飞离了脸庞；盛满血液的瓶子砰地撞上了墙壁；他脚下的日式拖鞋也倏地滑脱了鞋底——然而，幸运的是，由于他所处的位置恰到好处，他竟毫发无损。

佐佐木医生大声喊出了主刀外科医生的名字，匆匆赶往那名医生的办公室，发现他已被玻璃严重割伤。医院内一片混乱：厚重的隔墙和天花板倒塌下来压在患者身上，病床翻倒，窗户被炸飞划伤了人，鲜血洒得到处都是，仪器散落一地。许多患者惊恐万状地四处奔逃，更多的人则已倒地身亡。（一位正在实验室工作的同事，正是佐佐木医生刚才前往的那间实验室的同事，已经遇难；而佐佐木医生刚刚离开的那位病人——几分钟前还因害怕梅毒而惶恐不安——此刻也已死去。）佐佐木医生发现自己竟是医院里唯一未受伤的医生。

佐佐木医生坚信敌人只击中了他所在的那栋楼，于是他找来绷带，开始为医院内伤员包扎伤口。而此时，在广岛的街头巷尾，无数受伤濒死的市民步履蹒跚地朝着红十字医院走去——这场突如其来的涌入，让佐佐木医生长久长久地忘却了自己内心的噩梦。

东亚锡制品厂的职员佐佐木俊子小姐与佐佐木医生并无亲属关系。原子弹投下那天，她凌晨三点便起床了。家里还有不少额外的家务要忙。她那刚满十一月的弟弟明夫前一天开始严重腹痛；母亲带着他去了田村儿科医院，并一直陪护在那儿。年约二十岁的佐佐木小姐得为父亲、一位哥哥、一位姐姐以及自己准备早餐；此外，由于战时医院无法提供膳食，她还得为母亲和婴儿准备好一整天的食物，以便在父亲前往工厂——一家为炮兵部队生产橡胶耳塞的工厂——上班途中，能及时带上这些食物。等她忙完所有事，把厨具清洗干净并收好，时间已接近七点。一家人住在小井町，而她去锡制品厂上班则需四十五分钟车程，厂址位于镇上名为观音町的区域。她在厂里负责人事档案管理。早上七点，她离开小井町，一到工厂，便和人事部的几位女同事一起前往工厂礼堂。前一天，一位当地海军要员、前厂里员工，因不堪生活重压，跳入火车轨道自尽——这一死法被认为足够光荣，足以举行追悼仪式。追悼仪式定于当天上午十点在锡制品厂举行。在宽敞的大厅里，佐佐木小姐和其他人正忙着为会议做各项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大约花了二十分钟。随后，佐佐木小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到了办公桌前。她的座位离窗户相当远，窗户位于她的左侧；身后则是两排高大的书架，里面摆满了由人事部整理的全厂图书。她安顿好自己，把一些东西放进抽屉，又挪动了几份文件。她心想，在开始记录新员工、离职人员及应征入伍人员名单之前，先跟坐在右边的那位女孩聊一会儿再说。就在她转头避开窗户的一瞬间，整个房间突然被一道刺眼的强光笼罩。她顿时吓得浑身僵硬，整个人像被钉在椅子上一般，久久动弹不得——当时，工厂距离爆炸中心足足有一千六百码之遥。

一切瞬间崩塌，佐佐木小姐失去了知觉。天花板骤然坠落，上方的木地板碎裂坍塌，楼上的众人随之跌落，头顶的屋顶也轰然垮塌；然而，最直接、最先发生的，却是她身后的书架猛然向前倾倒，书架里的书籍如潮水般涌向她，将她重重砸倒在地。她的左腿被压得扭曲变形，骨断筋折。就在那家锡罐厂里，人类在原子弹时代的最初时刻，竟被书本活生生地压成了齑粉。

二、烈火

爆炸发生后，田本清司牧师立刻从松井宅邸狂奔而出，惊异地望着战壕口那些满身是血的士兵。随后，他关切地走近一位神情恍惚的老妇人——她左手捂着头，右手背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嘴里不停地喊着：“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我受伤了！” 田本清司将孩子背到自己背上，牵起那位妇人的手，沿着街道缓缓前行。此时，街道已被一片看似当地尘柱的浓雾笼罩，昏暗而阴沉。他带着妇人来到不远处的一所初级中学——这所学校此前已被指定为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医院。正是这种体贴入微的举动，让田本清司顿时摆脱了内心的恐惧。一走进学校，他大吃一惊：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已有五六十名伤员正焦急地等待救治。他不禁思索：尽管警报已经解除，自己也并未听到飞机轰鸣，但显然已有数枚炸弹投下。他脑海中浮现出纺织工人花园里的一座小山丘，从那里能俯瞰整个幸町——甚至整个广岛。于是，他飞快地跑回了松井宅邸。

从土丘上望去，谷本先生目睹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全景。这绝非他原先所料的仅一小片鲤鱼池，而是透过浑浊的空气，尽收眼底的广袤广岛景象——整个城市正弥漫着一股浓重而令人窒息的瘴气。近处和远处，一簇簇烟雾已开始从漫天尘埃中腾升而起。他不禁纳闷：如此巨大的破坏，竟会发生在一片死寂的天空之下；即便是几架高空飞行的飞机，也该能听见些许声响才对。附近的房屋正在熊熊燃烧，当一颗颗如弹珠般大小的巨滴雨水开始降落时，他甚至一度以为，这些雨滴一定是消防员们用来灭火的水龙带喷出的。其实，这些雨滴不过是凝结而成的水汽，从那股翻滚激荡的尘埃、热浪与核裂变碎片组成的巨大柱状云团中落下的——而此刻，这股云柱早已冲上数英里高空，直抵广岛上空。

当田本先生听到松尾先生喊问他是否没事时，转过身去避开了眼前的景象。松尾先生此前被储存在前厅的床垫安全地护在倒塌的房屋内，随后才设法爬了出来。田本先生几乎没作回应。他脑海中浮现出妻子和婴儿、他的教堂、他的家以及他的教友们——所有人都深陷那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他再次惊恐地奔跑起来——朝着城市的方向。

裁缝师的遗孀中村初代夫人，在爆炸后从自家废墟下艰难爬起，看到自己三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妙子被埋在瓦砾中，胸部深陷、动弹不得。她便匍匐穿过满地的残骸，奋力撬开木梁，搬开瓦片，急切地试图救出孩子。就在这时，她仿佛从遥远地底的洞穴深处，听到了两个稚嫩的声音在呼喊：“救命！救命！救救我！救救我！”

她呼唤着自己十岁儿子和八岁女儿的名字：“俊雄！八重子！”

下方的声音作出了回应。

中村夫人丢下了至少还能喘气的妙子，疯狂地将废墟高高抛起，盖过了一片哭喊声。孩子们原本相隔近十英尺安睡，此刻却仿佛声音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个叫俊夫的男孩似乎还有些许活动余地，她能感觉到他在下面一点点挪动着木头和瓦片。终于，她看到了他的脑袋，便急忙一把将他拽了出来。他的脚上缠绕着一张蚊帐，那蚊帐被精心包裹般错综复杂。他告诉母亲，自己当时被一股巨力掀飞到房间另一头，竟压在了妹妹八重子身上，而八重子则被压在废墟之下。此刻，八重子从废墟底下传来声音：“我动不了啦，腿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 中村夫人又挖了一会儿，终于在孩子上方开出一个洞，开始拉她的手臂。“好痛！好痛啊！” 八重子哭喊起来。中村夫人厉声喝道：“现在哪有工夫管疼不疼啊！” 说着，她猛地将哭闹不止的女儿拉了上来。随后，她又解救出了妙子。孩子们浑身污垢、遍体青紫，可竟然连一道伤口或擦伤都没有。

中村夫人带着孩子们走出了屋子。他们只穿着内裤，尽管当天酷热难当，她却莫名地担心孩子们会着凉，于是又钻回废墟里，在下面翻找起来，终于找到一包为紧急情况准备的衣物。她给孩子们穿上裤子、衬衫、鞋子，还戴上一种名为“木竹”的棉质防空头盔，甚至不合情理地给他们套上了大衣。孩子们都沉默不语，只有五岁的妙子不停地问：“怎么天已经黑了？我们的房子为什么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村夫人自己也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警报还没解除呢！她环顾四周，透过黑暗看到，自己所在的街区所有房屋全都坍塌了。隔壁那栋房子，房主本来正打算拆除，以便腾出一条消防通道，如今却被彻底、粗暴地夷为平地；而那位为了社区安全不惜牺牲自家房屋的房主，此刻已倒卧在废墟之中，不幸身亡。住在街对面的中本夫人，是当地防空协会邻里联合会会长的妻子，她满头是血地跑过来，说自己的宝宝受了重伤，问中村夫人有没有绷带。中村夫人手头确实没有绷带，但她再次钻进自家的废墟，找出一些平时做裁缝时用的白布，撕成条状，递给了中本夫人。就在取布的时候，她无意中发现了自家的缝纫机。她又折返回去，把缝纫机拖了出来。显然，她根本没法带着它一起走，于是她毫无思索地将自己赖以生存的工具，扔进了那个几周来一直象征着她安全感的容器——自家门前那种每家每户都被要求修建的水泥蓄水池里。这口蓄水池原本是用来防范可能的空袭火灾的。

一位紧张不安的邻居畑谷太太打电话给中村太太，劝她赶紧和自己一起逃到浅野公园的树林里——那是一片位于京河畔、离此不远的庄园，原属富有的浅野家族所有，而浅野家族曾是东洋汽船公司的主人。这片公园已被指定为他们所在街区的避难区。看到附近的一处废墟起火（除了正中心那颗原子弹直接引爆的几处火点外，广岛全市的大火主要由易燃的残骸坠落到炉灶和裸露的电线上引发），中村太太提议过去扑救。畑谷太太却说：“别犯傻了！万一飞机再来投弹怎么办？”于是，中村太太带着孩子们和畑谷太太出发前往浅野公园。她背上背着应急衣物的背包，还有一条毯子、一把雨伞，以及一个装着平时藏在防空洞里的物品的行李箱。一路上，她们匆匆穿过一片又一片废墟，不时听到隐约的呼救声。通往浅野公园途中，她们唯一看到还矗立着的建筑，便是耶稣会传教士的住所，旁边就是中村太太曾经送妙子去上过一段时间的天主教幼儿园。当她们经过那座房子时，中村太太看见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只穿着血迹斑斑的内衣，手里提着一个小旅行箱，正从房子里飞快地跑出来。

爆炸刚一发生，当威廉·克莱因索尔格神父（S.J.）正光着身子在菜园里四处闲逛时，拉萨尔神父长从黑暗中拐过建筑的转角走了过来。他的身体，尤其是后背，满是血迹；闪光瞬间让他猛地扭身躲开窗户，细小的玻璃碎片飞向了他。此时，仍处于茫然状态的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其他人都在哪里？” 就在这时，住在传教所的另外两位神父也出现了——切斯利克神父安然无恙，正搀扶着浑身是血、左耳上方伤口不断涌血、脸色苍白的希弗神父。切斯利克神父对自己的表现颇为得意：爆炸发生时，他迅速钻进了一扇门廊——此前他曾认定那是整栋楼里最安全的地方——结果爆炸来袭时，他竟毫发无损。拉萨尔神父叮嘱切斯利克神父赶紧带希弗神父去看医生，以免失血过多而丧命，并建议要么去找住在下一个街角的坎达医生，要么去大约六个街区外的藤井医生。两人随即走出院落，沿着街道朝前走去。

传教司铎星岛先生的女儿飞奔到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身边，告诉他：她的母亲和妹妹被埋在了耶稣会院后方那栋房屋的废墟之下。与此同时，神父们注意到，位于院落山脚下的天主教幼儿园老师的住所已坍塌，她本人也被压在废墟中。当拉萨尔神父与传教院管家村田夫人合力挖出那位老师时，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则前往那位司铎倒下的家中，开始从堆积如山的瓦砾中一点点搬开重物。下面一片死寂，他确信星岛家的母女二人已经遇难。终于，在原本厨房一角的废墟下，他看到了星岛夫人的头部。以为她已身亡，他正准备拉起她的头发将她拖出，却突然听到她尖叫起来：“哎哟！哎哟！好痛！好痛！” 于是，他继续用力挖掘，终于将她救了出来。此外，他还成功地在废墟中找到了星岛夫人的女儿，并将她解救了出来。母女俩均未受重伤。

紧邻传教士住宅的一家公共澡堂着火了。不过，由于当时风向偏南，神父们以为自己的房子应该能幸免于难。尽管如此，为了以防万一，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还是走进屋内，去取一些他想抢救的物品。他发现自己的房间一片诡异而毫无逻辑的混乱景象：急救箱仍静静地挂在墙上的挂钩上，可他原本挂在附近其他挂钩上的衣物却踪影全无；他的书桌已被砸得四分五裂，散落满地，然而他藏在书桌底下的那个纸浆行李箱——他平时总把它藏在那儿——却完好无损地倒扣在门口，把手朝上，丝毫未受损伤，任谁都能一眼就看见。后来，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将此事视为天意的某种干预。原来，这个行李箱里装着他随身携带的祈祷书、整个教区的账本，以及一笔数额可观的属于传教士团的纸币，而这些都由他负责保管。于是，他飞快地跑出屋子，将那个行李箱送进了传教士团的防空洞里。

大约就在此时，齐斯利克神父和仍在大量流血的希弗神父返回来说，神田医生的住宅已毁于一旦，而大火也阻断了他们从据推测位于京河岸边、属于藤井医生私人医院的当地核心区域逃生的通道。

藤井正和医生的医院已不在京河岸边，而是位于河中。翻船后，藤井医生惊魂未定，胸口被横梁死死夹住，一时动弹不得。他在漆黑的清晨悬吊了大约二十分钟。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很快潮水便会从河口涌入，他的头将被淹没！这念头令他顿时惊恐万分，开始拼命挣扎、扭动，竭尽全力地使出仅存的一点力气（尽管由于肩部剧痛，他的左臂几乎完全失去了作用）。不久之后，他终于挣脱了那令人窒息的束缚。稍作休息片刻，他爬上了一堆木料，发现一根长长的木头斜斜地通向河岸，于是便咬紧牙关，艰难地攀爬而上。

穿着内衣的藤井医生此刻浑身湿透、满身污垢。他的汗衫已被撕破，下巴和后背的几处严重割伤渗出血来。在如此狼狈不堪的状态下，他走出了京桥——他那家医院曾矗立于桥边。这座桥并未坍塌。由于没戴眼镜，他只能模糊地看清周围景象，但即便如此，他仍不禁惊叹于四下里倒塌的房屋数量之多。在桥上，他遇到了一位朋友——一位名叫町井的医生，便困惑地问道：“你觉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町井博士说：“那一定是个莫洛托夫花篮——这是日本人对‘面包篮’或自散弹药集群的精致称呼。”

起初，藤井医生只看到两处火情：一处在医院所在地对岸，另一处则远在南方。但与此同时，他和朋友注意到一件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作为医生，他们对此展开了讨论：尽管此时的火灾还寥寥无几，受伤的人却络绎不绝地穿过桥梁，仿佛一场永无止境的苦难长队。其中许多人脸上和手臂上都布满了可怕的烧伤。“你猜这是怎么回事呢？”藤井医生问道。即使只是个理论，那天也让人稍感宽慰。町井医生坚持自己的看法：“也许是因为那是一束燃烧瓶花篮吧。”他说道。

清晨时分，藤井医生前往火车站送别一位朋友，当时尚无一丝微风；可此刻，狂风骤起，四处肆虐；而此刻桥上，风向正从东方吹来。新的火苗迅速蹿升，蔓延得极快。没过多久，灼热的气流夹杂着漫天飞舞的灰烬，让桥面再也无法立足。町井医生飞奔至河对岸，沿着一条尚未燃起的街道疾行。藤井医生则钻进桥下的水中，那里已有数十人避难，其中包括他的仆人们——他们已从废墟中脱身。从那儿望去，藤井医生看到一名护士倒挂在自家医院的木梁上，双腿悬空；紧接着，又有一名护士痛苦地被钉在胸口。他随即招呼桥下其他几位幸存者，合力将两人解救了出来。他似乎隐约听到一阵侄女的声音，却始终未能找到她；从此，他再也没能见到她。藤井医生所在的医院里，四名护士和两名病人也不幸遇难。藤井医生重新回到河水之中，静静地等待大火逐渐平息。

爆炸发生后，藤井、神田和町井三位医生的处境——正如这三位医生所代表的那样，广岛绝大多数医师和外科医生也面临同样的命运：他们的诊所和医院被夷为平地，设备四处散落，自身身体也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行动能力。正是这种状况，解释了为何如此多受伤的市民无人照料，又为何许多本可存活的人最终不幸丧生。全城一百五十名医生中，已有六十五人遇难，其余大多数也都身负重伤。而在一千七百八十名护士中，竟有一千六百五十四人不是已经身亡，就是伤势过重无法继续工作。在规模最大的红十字会医院里，三十位医生中仅有六位还能正常履职，两百多位护士中也只有十位能够上岗。红十字会医院全体医护人员中，唯一一位未受伤害的医生便是佐佐木医生。爆炸发生后，他急忙奔向一间储藏室，去取绷带。这间储藏室，如同他跑遍整个医院时所见到的一切一样，一片混乱——药瓶从架子上跌落摔碎，药膏溅得到处都是，各种医疗器械满地狼藉。他随手抓起几卷绷带和一瓶完好的汞溴红溶液，匆匆赶回主刀医生身边，为他的伤口包扎起来。随后，他走出走廊，开始为那些受伤的患者以及在场的医生和护士们进行紧急救治。由于没戴眼镜，他摸索着干活，甚至从一名受伤护士脸上摘下了一副眼镜戴上。尽管这副眼镜只能勉强弥补他视力上的缺陷，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此后，他整整一个多月都离不开这副眼镜了。

佐佐木医生毫无章法地工作着，最先救治那些离他最近的人。很快，他便注意到走廊里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变得拥挤不堪。在医院里，除了大多数人身上常见的擦伤和撕裂伤之外，他还开始发现一些触目惊心的烧伤。这时，他才意识到：大量伤员正从室外源源不断地涌入。伤员实在太多，以至于他不得不开始放弃那些轻伤者；他决定，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阻止人们失血过多而死。不久之后，病房、实验室以及其他所有房间的地板上、走廊里、楼梯上、门厅里、门廊下、石阶上、车道与庭院中，甚至街道两旁数个街区之内，到处都躺满了、蹲伏着伤员。受伤的人搀扶着残废的人，面目全非的家人彼此依偎在一起。许多人不停地呕吐。大批女学生——其中一些原本被从教室里拉出来，在户外清理防火通道——纷纷爬进了医院。在这座拥有二十四万五千人口的城市里，近十万人在一瞬之间或丧生或命悬一线；另有十万人受伤。至少有一万名伤员涌向城里最好的那家医院——然而，这家医院根本无法应对如此汹涌的涌入：它总共只有六百张病床，而所有床位早已住满。医院内人潮拥挤、空气窒息，人们哭喊着，让佐佐木医生听得见：“老师！医生！”那些伤势较轻的伤员也三三两两地凑过来，拉扯着他的衣袖，恳求他赶紧去救助那些伤势更重的病人。佐佐木医生光着脚，被人群裹挟着四处奔走，面对着眼前无数的伤员，被鲜血淋漓的惨状弄得茫然无措，被堆积如山的血肉之躯震得头晕目眩。渐渐地，他完全丧失了作为医生的职业意识，不再以一名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和富有同情心的人的身份工作；他变成了一台机械般的机器，机械地擦拭、涂抹、缠绕、再擦拭、再涂抹、再缠绕。

广岛的一些伤员根本无法享受住院治疗这种令人怀疑的“奢侈”。在原东亚锡矿公司的人事办公室里，佐佐木小姐蜷缩成一团，昏倒在地，身下堆满了大量的书籍、石膏、木材和瓦楞铁皮。据她后来估算，自己完全失去意识大约持续了三个小时。她最初感受到的，是左腿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由于脚下被书本和废墟遮得漆黑一片，意识与昏迷之间的界限变得极为模糊；她似乎多次跨越这条界限，疼痛时而加剧，时而缓解。每当疼痛最剧烈之时，她甚至觉得自己的左腿仿佛在膝盖以下某个地方被截断了。稍后，她听到有人在头顶的废墟上走动，还有痛苦的呼喊声从四周的乱堆中传来：“求求你们！快救救我们！”

克莱因索格神父尽其所能，用几天前藤井医生交给神父们的几块绷带，尽力止住了施弗神父喷涌而出的伤口。等他处理完毕，又跑回传教士住宅，找出了一件军装外套和一条旧灰色长裤。他穿上衣服，走出了门。隔壁一位妇女跑过来，大声喊道：“我丈夫被埋在房子底下，房子着火了！克莱因索格神父，您快去救救他吧！”

克莱因索格神父早已对接连不断的苦难感到麻木和恍惚，他说道：“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周围的房屋都在燃烧，此刻风势愈发猛烈。“你知道他具体被压在房子的哪一部分吗？” 他问道。

“是的，是的，”她说，“快过来。”

他们绕到那栋房子前，只见房屋残骸正熊熊燃烧。然而，当他们赶到时，却发现那位女士根本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大声喊了几声：“有人在吗？” 却始终无人应答。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对那位女士说：“我们必须赶紧离开，否则我们都会死。” 随后，他返回天主教营地，向修会会长报告：火势正随着风向逼近——此刻风向已转向北方；是时候让大家立刻撤离了。

就在这时，幼儿园老师指出了几位神父——教区秘书深井先生。他正站在传教士住宅二楼的窗户旁，面向爆炸方向，泪流满面。齐斯利克神父以为楼梯无法通行，便绕到传教士住宅的后方寻找梯子。在那里，他听到附近倒塌的屋顶下有人呼救。他朝街上惊慌逃窜的路人喊话，请求他们帮忙抬起屋顶，但无人理睬。无奈之下，他只得丢下那些被埋的人，任其等死。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则冲进传教士住宅，奋力爬上摇摇欲坠、满是石膏和木条的楼梯，从自己房间的门口向深井先生大声呼喊。

福海先生，一位大约五十岁、身材极矮的男子，缓缓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表情，说道：“把我留在这里吧。”

克莱因索格神父走进房间，抓住福凯先生外套的领子，说道：“跟我走，否则你会死。”

福井先生说：“就让我留在这里等死吧。”

克莱因索格神父开始推搡并拖着福凯先生走出房间。随后，那位神学学生走上前来，抓住福凯先生的双脚，克莱因索格神父则扶住他的双肩。两人合力将他抬下楼，带到室外。“我走不动啦！”福凯先生哭喊道，“把我留在这里吧！” 克莱因索格神父拿起装有现金的纸箱行李，背起福凯先生，一行人便启程前往东边的阅兵场——他们所在街区的“安全区”。当他们走出大门时，福凯先生此刻竟像个孩子般，拍打着克莱因索格神父的肩膀，嘴里不停地念叨：“我不会走的！我不会走的！” 无端地，克莱因索格神父转头对拉萨尔神父说道：“我们虽然失去了所有家当，可幽默感却一点也没丢。”

街道上堆满了滑落进来的房屋残骸，还有倒伏的电线杆和断落的电线。每隔两三户人家，便传来被埋没、被遗弃之人的呼喊声——他们总是以一种彬彬有礼的语气喊道：“请救救我！拜托，帮帮我！” 神父们认出，这些呼喊声来自几处废墟，正是他们朋友的家。然而，由于大火蔓延，此时再去救援已是为时已晚。一路上，福凯先生一直低声啜泣着：“让我留下来吧。” 当队伍行至一片坍塌的房屋街区时，那里已是一片熊熊烈焰，众人只得右转。到了坂井桥，这座桥将带他们前往东阅兵场，他们发现河对岸整个社区已被大火吞没，化作一片火海。众人不敢贸然过桥，决定就近转入左侧的浅野公园暂避。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因连日腹泻身体虚弱，此刻更是步履蹒跚，背负着沉重的担子，举步维艰。当他试图翻越几处房屋废墟，好不容易才爬到通往公园的路上时，却突然一个踉跄，不慎将福凯先生摔下，自己也一头栽倒，从高处滚落到河边。等他挣扎着爬起来时，却发现福凯先生正拔腿狂奔。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朝桥边驻守的十几名士兵大喊，让他们赶紧拦住福凯先生。正当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转身去追福凯先生时，拉萨尔神父却高声喊道：“快点！别浪费时间！” 于是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只好请士兵们帮忙照看福凯先生。士兵们答应了，可那个瘦小、伤痕累累的福凯先生却趁乱溜走了。最后，神父们看到的，是他又转身朝着火海的方向飞奔而去。

谷本先生心系家人与教会，起初沿着鲤鱼高速公路，以最短的路线向他们奔去。他是唯一一个朝城里走去的人；一路上，他遇到了成百上千逃离的人，而他们个个似乎都受了伤。一些人的眉毛被烧光了，脸上和手上挂着焦黑的皮肉。另一些人因疼痛而高举双臂，仿佛双手正托着什么重物。还有人边走边呕吐。许多人赤身裸体，或是衣衫褴褛。在一些未着衣物的躯体上，烧伤留下了特殊的痕迹——有的是内衣肩带和背带的纹路，有的则是在某些女性的皮肤上，显现出她们生前和服上所绣的花朵图案——因为白色布料能反射原子弹的热量，而深色衣物却会吸收并传导热量至皮肤。尽管许多人都身负重伤，但他们仍扶助着那些情况更糟的亲人。几乎所有人都低垂着头，目光直视前方，默默无言，脸上毫无表情。

跨过鲤鱼桥和观音桥，一路奔跑了许久，当田本先生接近市中心时，他看到所有房屋都已夷为平地，许多房屋还在熊熊燃烧。此时，树木光秃秃的，树干被烧得焦黑。他多次试图闯入废墟深处，但烈焰总是挡住了他的去路。不少房屋底下，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求救，却无人伸出援手；那天，幸存者们大多只救助自己的亲人或近邻，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也难以忍受更广范围的苦难。受伤的人们一瘸一拐地从呼喊声旁走过，而田本先生则匆匆跑过他们身边。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心中满溢着对那些被困者的深切同情；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则深感自己毫发无损的羞耻与愧疚。他边跑边祈祷：“上帝啊，请拯救他们，把他们从火海中带出来吧！”

他本想绕过火场，向左拐去。他跑回了观音桥，沿着一条河流走了好一段路。他试了几条岔路，但全都堵得严严实实，于是他猛地向左一转，跑到横川站——那是条铁路线上的一个站点，线路绕着城市划出一道宽阔的半圆形。他顺着铁轨一路奔跑，直到看到一列着火的火车。此时此刻，他已被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深深震撼，便又朝北跑了两英里，来到位于山麓地带的郊区祇园。一路上，他不断遇到被烧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的人们。出于内疚，他边跑边左右张望，对其中一些人说道：“抱歉啊，我竟然没有你们这么沉重的负担。”快到祇园时，他开始碰到一些乡下人，他们正往城里赶去帮忙。当这些人看见他时，有好几个人惊呼起来：“看哪！居然还有个没受伤的！”到了祇园，他转向大河——大田川的右岸，顺着河岸一路狂奔，直到再次遭遇大火。河对岸却并无火情，于是他脱掉衬衫和鞋子，一头扎进了河里。在河中央，水流相当湍急，疲惫与恐惧终于如潮水般涌来——他已跑了将近七英里——他顿时浑身无力，渐渐漂浮在水中。他祈祷道：“求您了，上帝，请帮我渡过去吧！如果只有我这个毫发无损的人却被淹死，那可真是荒唐至极啊！”他勉强又划了几下水，最终靠岸停在了下游的一处浅滩上。

谷本先生爬上河堤，沿着堤岸一路奔跑。快到一座大型神社时，他再次遇到了大火。当他向左拐弯绕过火场时，竟奇迹般地碰上了自己的妻子。她正抱着他们年幼的婴儿。此时的谷本先生早已心力交瘁，任何事情都已难以令他感到惊讶。他没有拥抱妻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哦，你平安无事啊。” 妻子告诉他，她当晚从牛志田回到家时，刚好赶上了爆炸发生；当时她和婴儿一起被埋在牧师住宅的废墟下。她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残骸死死压住，婴儿如何不停地啼哭。她隐约看到一丝光线，便伸出手一点点地将那缝隙扩大。大约半小时后，她听到了木头燃烧的噼啪声。终于，那个缺口大到足以让她把婴儿推出去，随后她也爬出了废墟。她表示，自己现在又要前往牛志田了。谷本先生则说，他想再去看看自己的教堂，照顾一下邻里协会的乡亲们。两人就这样随意地、同样茫然地分开了——就像他们当初相遇时一样。

谷本先生绕过火场时，穿过东阅兵场。那里原本是疏散区，此刻却成了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一排又一排的伤员或被烧伤、或身负重伤，鲜血淋漓。那些被烧伤的人痛苦地呻吟着：“水啊，水！快给我水！” 谷本先生在附近一条街道上找到一只水盆，又在一栋已成废墟的房屋残骸中找到了一截还能用的水管，便开始将水送到这些饱受折磨的陌生人手中。当他给大约三十个人喂过水后，才猛然意识到自己耽误了太多时间。“抱歉，”他大声对周围那些向他伸出手、渴得直喊“水啊，水啊”的人说道，“我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照顾呢。” 说完，他转身飞奔而去。他又一次来到河边，手里端着水盆，纵身跳下河滩上的沙洲。在那里，他看到数百名伤势严重、根本无法起身、无法远离烈焰熊熊的城市的人们。当他们看见一位身体完好、站立如常的男子时，又齐声高呼起来：“水啊，水啊，水！” 谷本先生实在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只好从河里给他们取水——然而这却是个大错，因为河水涨落，水质偏咸。此时，两三艘小船正载着受伤的人们从浅野公园渡河而来。当其中一艘船靠上沙洲时，谷本先生又一次大声致歉，随即跳上了那条船。船载着他驶过了河面，抵达了公园。在公园的灌木丛中，他找到了一些此前听从他指示而前来避难的邻里协会成员，还碰见了不少熟人，包括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和其他天主教徒。只是，他却没见到那位曾经亲密无间的友人——深井。“深井先生在哪里呢？”他问道。

“他不想和我们一起去，”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说，“他跑回去了。”

当佐佐木小姐听到与她一同被困在锡厂破败厂房里的那些人的声音时，便开始跟他们交谈起来。她发现，离她最近的邻居竟是一位被征召去工厂做工的高中女生，她声称自己的腰已经摔断了。佐佐木小姐回答道：“我躺在这里动弹不得。我的左腿断了。”

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听到有人从头顶走过，随后又向一侧移开。不管是谁，此刻正开始挖掘起来。挖土的人陆续救出了几个人，当他的铲子终于挖到那位高中女生时，她发现自己的后背居然并没有骨折，于是便爬了出来。佐佐木小姐朝救援者喊话，他随即朝她这边努力过来。他搬开了许多书籍，直到为她开辟出一条通道。她能看清他满头大汗的脸，他一边喘着气一边说：“小姐，您快出来吧！”她试着动了动，却说道：“我根本动不了啊。” 那人又继续挖了一阵，鼓励她用尽全力往外爬。然而，那些书压得她的髋部沉甸甸的。最后，那人终于发现，原来是一排书架倒伏在那些书上，而一根沉重的横梁正压在书架上。“等一下，”他说，“我去找根撬棍来。”

那男人走了很久，回来时却一脸不悦，仿佛她的困境全都是她自己的错。“我们这儿没男人能帮你！”他隔着隧道喊道，“你得自己想办法出去！”

“这不可能，”她说，“我的左腿……” 那人走了。

很久之后，几名男子前来，将佐佐木小姐拖了出去。她的左腿并未被截断，但严重骨折且多处伤，膝盖以下歪斜地垂着。他们把她带到了一处庭院里。当时正下着雨，她就坐在雨中。随着暴雨加剧，有人指挥所有伤员躲进工厂的防空洞里。“来吧，”一位衣衫褴褛的女子对她说，“你可以跳着走。”然而，佐佐木小姐根本动弹不得，只能任由雨水淋湿，静静地等待着。这时，一名男子找来一大块波纹铁皮搭成简易遮蔽棚，随后将她抱起，小心翼翼地送到棚子里。她原本满怀感激，可当那名男子又抱来了两名伤势极其严重的病人——一位乳房整个被割掉的女子，还有一位脸部因烧伤而血肉模糊的男子——与她同处这间简陋的小屋时，她顿时感到无比委屈。此后，再也没人回来过。雨停了，阴沉的午后转为闷热；没过多久，那三名形貌怪异的人在倾斜扭曲的铁皮下，开始散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曾担任天满町邻里协会负责人的吉田先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当年他负责该地区防空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就算大火烧遍整个广岛，也绝不会波及天满町。”然而，原子弹爆炸时，他的房子被炸得粉碎，一根房梁正巧压在他的双腿上——这一幕恰巧被对面的耶稣会传教士住宅以及沿街匆匆而过的行人尽收眼底。在慌乱中匆匆掠过的人群里，中村夫人带着孩子们、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背着深井先生，几乎都没注意到他；他只是他们眼前那片弥漫着苦难的模糊景象中的一部分。他声嘶力竭地呼救，却无人理睬；周围喊救命的人太多，根本听不清他的声音。他们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依旧向前奔走。天满町很快便空无一人，大火席卷了整片街区。吉田先生亲眼目睹，那座木制传教士住宅——当时这片区域唯一屹立不倒的建筑——瞬间燃起熊熊烈焰，炙热的气浪扑面而来，灼痛了他的脸庞。紧接着，火焰顺着街道蔓延过来，直逼他的家门。在一阵惊恐至极的爆发中，他奋力挣脱束缚，冲进天满町的小巷深处——而此刻，他所坚称永远不会到来的大火，却已将他团团围住。从那一刻起，他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仅仅两个月后，他的头发便已全白如霜。

当藤井医生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中，以躲避烈焰的炙烤时，风越刮越猛。很快，尽管水面并不宽广，但波浪却高得惊人，桥下的民众已难以站稳脚跟。藤井医生靠近岸边，蹲下身子，用那只尚能活动的手臂紧紧抱住一块大石头。不久之后，人们终于能够沿着河岸边缘涉水而行。藤井医生和他仅存的两位护士向上游移动了约两百码，来到靠近浅野公园的一处沙洲上。沙滩上躺满了众多伤员。町井医生正与家人同在，他的女儿当时正在户外，爆炸发生时被严重烧伤，双手和双腿都起了大泡，所幸面部并未受伤。尽管藤井医生的肩膀此时已痛得难以忍受，但他仍好奇地仔细查看起女孩的烧伤情况。随后，他躺了下来。尽管四周满目疮痍、痛苦不堪，他却为自己狼狈的模样感到羞愧不已。他向町井医生抱怨道：“我这副模样，简直像个乞丐——身上只穿着破烂不堪、满是血迹的内衣。”傍晚时分，火势渐渐减弱，藤井医生决定前往位于长冢郊区的父母家。他邀请町井医生同行，但町井医生却回答说，他和家人打算今晚就留在沙洲上过夜，因为女儿的伤势需要照料。于是，藤井医生带着他的护士们先步行至牛田，在那里，他们在一位亲戚家中半毁的房子里找到了此前存放的急救物资。两名护士为他包扎伤口，他也为她们做了同样的处理。随后，他们继续前行。此时，街上行人已寥寥无几，但大量民众或坐或卧于人行道上，有的呕吐不止，有的默默等待死亡降临，还有的已然死去。通往长冢的路上，尸体的数量越来越多，令人愈发困惑。医生不禁疑惑起来：难道这一切，竟是由一个莫洛托夫花篮引发的吗？

藤井博士傍晚时分抵达了家人的住所。那里距离镇中心有五英里之遥，但屋顶已经坍塌，窗户也全都破碎了。

一整天，人们纷纷涌入浅野公园。这座私家园林距离爆炸中心足够远，园中的竹林、松树、月桂和枫树依然生机勃勃。这片绿意盎然的所在吸引了大批难民——一方面，他们相信，如果美军真的卷土重来，他们只会轰炸建筑物；另一方面，茂密的树荫仿佛一片清凉与生机的中心，而园中那些精巧别致的岩石庭园，配以宁静的水池和拱桥，更是充满了浓郁的日本风情，让人倍感安心与踏实。此外，据一些亲历者称，还有一股难以抗拒的、源自本能的冲动，驱使人们情不自禁地躲藏在绿叶之下。中村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是最早抵达的人群之一，他们安顿在靠近河流的竹林里。大家顿时感到口干舌燥，便直接从河里取水解渴。然而，刚喝下几口水，他们便立刻感到一阵恶心，接着开始剧烈呕吐，整整一天都吐个不停。其他难民也纷纷出现类似症状，大家都觉得（或许是因为炸弹裂变时释放出的强烈电离气味——一种“电流味”）自己一定是中毒了，是美军投下的某种毒气作祟。当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和其他几位神父走进公园，边走边向熟人点头致意时，中村一家早已病倒，瘫软无力。住在传教士附近的一位名叫岩崎的女士当时正坐在中村一家旁边，她站起身来，问神父们：“我该留在原地，还是跟你们一起走呢？”克莱因索尔格神父答道：“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哪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岩崎女士于是决定留在原地。当天晚些时候，尽管她身上并无明显外伤或烧伤，却还是不幸去世了。神父们沿着河边继续前行，最后在一片灌木丛中安顿下来。拉萨尔神父躺下后，竟直接睡着了。那位神学院学生穿着拖鞋，随身携带了一包衣物，里面装着两双皮鞋。他和大家一起坐下时，才发现包裹已经散开，几只鞋掉了出来，如今他只剩下两只左脚的鞋了。他赶紧折返回去，终于找到了一只右脚的鞋。等他重新回到神父们身边时，竟笑着说：“真奇怪，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昨天，我的那双鞋可是我最珍视的东西；可今天啊，我根本不在乎了。一双鞋就足够了。”

齐斯利克神父说：“我知道。我本来打算带上书，可后来一想：‘现在可不是看书的时候啊。’”

当谷本先生手里还端着盆子来到公园时，那里已人山人海，要分辨生者与死者实非易事。大多数人都静静地躺着，双眼睁得大大的。对身为西方人的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而言，那片位于河边的林地里，数百名伤势惨重的人共同忍受着痛苦，此刻的寂静，是他一生经历中最令人毛骨悚然、也最为震撼的景象之一。那些受伤的人异常安静：没有人哭泣，更别提发出痛苦的尖叫了；没有人抱怨；众多逝者中，没有一人临终时发出嘈杂的哀号；甚至连孩子们也未曾哭喊；几乎无人开口说话。当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将水递给一些面部几乎被闪电灼伤而模糊不清的人时，他们接过水后，稍稍撑起身子，向他微微鞠躬，以示感谢。

谷本先生向各位神父致意后，便四处张望，寻找其他朋友。他看到了卫理公会学校校长夫人的松本夫人，便问她是否口渴。她确实很渴，于是谷本先生便走到浅野家石庭中的一处水池，用他的盆子为她取来了水。随后，他决定试着返回自己的教堂。他沿着神父们逃生时走过的那条路，进入了登载町，但没走多远，就不得不折返——沿街的火势实在太猛了。他走到河岸边，开始寻找一艘船，好将一些伤势最重的人从浅野公园渡过河去，远离那熊熊燃烧的烈焰。不久，他果然发现了一艘停在岸边的大号游船。然而，船周围的情景却令人触目惊心——五具尸体横陈其间，几乎赤身裸体，全身严重烧伤。这些死者显然几乎同时遇难，因为他们所摆出的姿势仿佛是在合力将船推入河中。谷本先生小心翼翼地将他们从船上移开。就在他动手的那一刻，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涌上心头——他竟感到自己是在打扰这些亡灵，甚至似乎妨碍了他们启航、踏上幽冥之旅。于是，他忍不住大声说道：“请原谅我动用了这艘船。我必须把它留给那些还活着的人。”这艘游船颇为沉重，但谷本先生还是设法将其滑入了水中。船上没有桨，他能找到的唯一划行工具只是一根粗壮的竹竿。他逆流而上，驶向公园里人最多的地方，开始来回运送伤员。每次能装下十到十二个人，但由于河中央水深太深，他无法用竹竿撑船过去，只好改用竹竿划行。因此，每次往返都耗时极长。就这样，谷本先生连续工作了好几个小时。

午后早些时候，大火迅速蔓延至浅野公园的林地。谷本先生最初得知火情，是当他乘船返回时，发现大批民众已涌向河岸。靠岸后，他上前查看，一眼便看到了熊熊烈焰，于是大声喊道：“所有未受重伤的年轻人都跟我来！” 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希弗神父和拉萨尔神父被转移到靠近河边的地方，并请附近的人一旦火势逼近，就设法将他们渡过河去。随后，他们加入了谷本先生的志愿者队伍。谷本先生派人四处寻找水桶和盆子，又吩咐其他人用衣服扑打燃烧的灌木丛；当工具备齐后，他便在假山池塘中组织起了一条水桶传递链。这支队伍与大火搏斗了两个多小时，最终逐步将火焰彻底扑灭。就在谷本先生的队员们奋力灭火之际，公园里惊慌失措的民众却越聚越多，逐渐逼近河岸。最后，人群竟开始强行将一些身处岸边的不幸者推入水中。在那些被推入河中溺亡的人当中，就有卫理公会学校的松本夫人及其女儿。

当克莱因索尔格神父与众人奋力扑灭大火后返回时，发现施费尔神父仍在流血，脸色苍白得吓人。几名日本人围在一旁，盯着他看。施费尔神父虚弱地微笑着低声说道：“仿佛我已经死了似的。”“还没呢，”克莱因索尔格神父答道。他随身带了藤井医生的急救包，而且刚才注意到人群中还有神田医生，于是便上前找到他，请他为施费尔神父处理那些严重的伤口。神田医生曾在自己医院的废墟中亲眼目睹妻子和女儿惨死；此刻，他双手捂着脸，默默坐着。“我什么也做不了，”他喃喃道。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又在施费尔神父的头部缠上了几层绷带，随后将他移到一处陡坡上，垫高他的头部。很快，出血便渐渐止住了。

此时，人们听到了飞机逼近的轰鸣声。在中村一家附近的人群中，有人喊道：“是格鲁曼飞机来扫射我们啦！” 一位名叫中岛的面包师站起身来，大声命令道：“所有穿白色衣服的，赶紧脱掉！” 中村夫人迅速脱下孩子们的白衬衫，撑开雨伞，让他们躲到伞下。许多人——甚至那些严重烧伤的人——纷纷爬进灌木丛中，一直待到那嗡嗡作响的声音——显然是侦察机或气象观测机的飞行声——渐渐消逝为止。

雨开始下了。中村夫人撑着伞，把孩子们护在伞下。雨滴变得异常巨大，这时有人喊道：“美国人正在撒汽油呢！他们要放火烧我们啦！”（这种惊慌的传言源于当时流传于公园内的一种说法：据说有一架飞机向广岛全城喷洒了汽油，随后竟在瞬间引燃了整座城市。）然而，落下的雨滴分明就是水，随着雨势渐大，风也越刮越猛。突然间——很可能是因为被烈焰熊熊的城市所引发的巨大对流作用——一股龙卷风席卷了整个公园。巨大的树木轰然倒地；细小的树木连根拔起，腾空飞舞。更远处，无数扁平的物体在扭曲的漏斗状气流中疯狂旋转——铁皮屋顶、纸张、门板、草席条带……克莱因索尔格神父用一块布料蒙住了希弗神父的眼睛，以免这位体弱多病的老人误以为自己疯了。狂风将紧靠河边坐着的传教士住宅管家村田夫人吹下了河堤，那是一处浅而多石的坡地，她赤脚走出时，双脚已被鲜血染红。旋风渐渐移向河面，卷起了一股水柱，最终消散殆尽。

下午晚些时候，当他在岸上稍作停留时，许多人早已依赖于田本先生的精力与主动性。这时，他听到了人们乞讨食物的声音。他与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商议后，决定重返镇内，从田本先生所在社区协会的避难所以及传教士避难所取些大米。齐斯利克神父和另外两三位同伴一同前往。起初，当他们走进那片一片片倒伏的房屋之间时，竟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清晨时分，这里还是一座热闹非凡、人口二十四万五千的繁华都市，而到了午后，却只剩下一堆废墟的残迹，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街道上的沥青仍因大火炙烤而软热未消，行走起来格外难受。他们一路上只遇到一位妇女，她迎面走来，对他们说道：“我丈夫就在那些灰烬里。”在传教士避难所，田本先生与众人告别后，克莱因索尔格神父看到那座建筑已被夷为平地，不禁大感震惊。在前往避难所的路上，他们经过花园时，发现一株藤蔓上正烤着一只南瓜。他和齐斯利克神父尝了一口，味道十分鲜美。两人惊讶于自己竟然如此饥饿，于是大快朵颐，吃了不少。他们装了几袋大米，又捡回几只已经煮熟的南瓜，还挖出了一些埋在地下烤得恰到好处的土豆，随后便启程返回。途中，田本先生重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同行的一位居民还带着一些炊具。在公园里，田本先生组织起附近轻伤的妇女们开始做饭。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将南瓜送给了中村一家，他们尝了尝，却怎么也消化不了。总的来说，这些大米足够喂饱将近一百人。

天色刚暗下来时，谷本先生碰见了一位二十岁的姑娘——上村夫人，她是谷本家的隔邻。她正蹲在地上，怀抱着她年幼的女儿的遗体。显然，这个婴儿已经去世一整天了。上村夫人一看到谷本先生，便猛地站了起来，说道：“您能不能帮我找找我丈夫呢？”

谷本先生知道，她的丈夫前一天刚被征入伍；当天下午，他和谷本夫人曾招待了釜井夫人，好让她暂时忘却烦恼。釜井夫人已前往中国地区陆军总部——那座位于镇中心古老城堡附近的军营——那里驻扎着约四千名士兵。从谷本先生白天所见到的众多伤残士兵来看，他推测，袭击广岛的那场灾难必定严重损毁了军营。尽管他明白，即便自己四处寻找，也根本不可能找到釜井夫人的丈夫，但他还是想顺着她的心意：“我试试看吧，”他说。

“你一定要找到他，”她说，“他那么爱我们的孩子。我想让他再看她一眼。”

三、细节正在调查中

炸弹爆炸当天傍晚时分，一艘日本海军汽艇缓缓地在广岛的七条河流上往返行驶。它时而停靠在人潮拥挤的沙滩旁——那里躺着数百名伤员；时而驶至桥边——桥上同样挤满了伤者；最终，当暮色渐浓之际，汽艇停在了浅野公园对面。一名年轻军官站起身来，用扩音器高声喊道：“请大家耐心等待！一艘海军医院船即将前来救治你们！”汽艇整齐划一的身姿映衬着河对岸满目疮痍的景象；那位神情镇定、身着笔挺制服的年轻军官；尤其是那句“医疗救助即将到来”的承诺——这是近十二个小时以来，人们首次听到的可能获救的消息——令公园里的民众倍感振奋。中村夫人安顿好家人过夜，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很快就会有医生前来，帮他们止住恶心呕吐的症状。谷本先生则重新开始摆渡，将伤员们送往对岸。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躺下后，独自念起了天主经和圣母经，随即沉沉睡去。然而，他刚一入睡，尽职尽责的传教所管家村田夫人便轻轻摇醒他，问道：“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您刚才有没有记得再念一遍晚祷呢？”神父略带不耐烦地答道：“当然记得啦！”随后，他试图重新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显然，这正是村田夫人想要的结果。她开始与这位疲惫不堪的神父闲聊起来。其中，她问起了一件事：他猜测下午中途派信差前去接应的初学院神父们，究竟什么时候能赶到，以便护送拉萨尔神父和席弗神父撤离。

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派来的信使——那位一直住在传教士住所的神学学生——于四点半抵达了位于山丘上的初学院，距离此处约三英里。那里的十六位神父此前一直在城郊开展救援工作；他们一直为城里的同僚们揪心，却不知该如何、何处寻找他们。此刻，他们匆忙用木杆和木板制作了两副担架，由这位神学学生带领着六名神父重返满目疮痍的灾区。他们沿着流经城区上方的太田川一路前行；两次，烈焰的高温逼迫他们不得不跳入河中避暑。在美佐桥附近，他们遇到了一长队士兵，正以一种怪异而艰难的步伐撤离镇中心的中国地方军司令部。这些士兵全身严重烧伤，有的用棍子支撑身体，有的相互搀扶着前行。桥上还站着一些病重、浑身焦黑的马匹，低垂着头颅。当救援队伍抵达公园时，天色已晚，由于下午那场旋风席卷过后，大大小小的倒伏树木交织成一片乱麻，前进之路变得异常艰难。终于——就在村田夫人提出问题不久之后——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们，并为他们送上了葡萄酒和浓茶。

神父们讨论着如何将席弗神父和拉萨尔神父送到初学院。他们担心，带着两位神父在公园里跌跌撞撞地行走，会让他们乘坐的木制担架颠簸得太过剧烈，而且受伤的神父们还可能失血过多。克莱因索格神父想到了谷本先生和他的小船，便朝河上喊话。当谷本先生划到岸边时，他表示很乐意载着受伤的神父们及其抬护人员逆流而上，直到找到一条畅通的道路。救援人员将席弗神父安置在一张担架上，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小船中，随后两名救援人员也登上了船。此时，谷本先生仍没有桨，便用篙子撑着小船逆流而上。

大约半小时后，谷本先生返回，兴奋地请剩下的神父们帮他救两名孩子——他刚才看到这两个孩子站在河里，水没到了他们的肩膀。于是，一行人出门将他们救了上来：那是一对年幼的女童，她们失去了家人，而且都严重烧伤。神父们把她们平躺在地上，放在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身旁，随后又扶上了拉萨尔神父。齐斯利克神父觉得自己能步行抵达初学院，便和其他人一起登船出发了。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身体过于虚弱，决定留在公园里等到第二天再走。他请那些男人们带一辆手推车回来，好把中村夫人和她患病的孩子们送到初学院去。

谷本先生再次划动船桨。随着一船神父们缓缓逆流而上，他们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其中一位女性的声音格外清晰：“这里有人快要被淹死了！快来救我们啊！水位正在上涨！”声音来自一处沙洲。在尚在燃烧的篝火映照下，船上的人们看到，不少伤员躺在河岸边，已被上涨的潮水部分淹没。谷本先生很想前去救助他们，但神父们担心，如果再不抓紧，施费尔神父恐怕会丧命，于是催促着摆渡人加快划行。摆渡人将他们放下后，便独自一人折返回沙洲方向去了。

夜色闷热，天空中燃烧的火焰更让空气显得炙热难耐。然而，田本先生与几位神父救出的两个女孩中年纪较小的那个却向克莱因索格神父抱怨说她感到寒冷。于是，神父脱下自己的夹克盖在了她身上。姐妹俩被救起之前，已经在河里的咸水中浸泡了几个小时。年纪较小的那位女孩全身布满了巨大而鲜红的电击伤痕；那咸水想必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剧痛。她开始剧烈地发抖，又一次说道：“我好冷啊。”随后，她突然停止了颤抖，就此永远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人世。

谷本先生在沙洲上发现了大约二十名男女。他把船开到岸边，催促他们上船。可他们一动不动，他这才意识到，这些人虚弱得连自己都抬不起来。他俯身伸手拉住一位女子的手，却突然发现她的皮肤大片大片地脱落，就像脱掉手套一般。这一幕令他恶心至极，不得不坐下来歇了一会儿。随后，他走进水中，尽管身材瘦小，还是费力地将几名赤身裸体的男女一一抱上了船。他们的后背和胸膛湿滑黏腻，他不禁忐忑地想起白天所见那些严重烧伤的惨状：起初皮肤呈黄色，接着红肿胀大，表皮逐渐脱落，到了傍晚，伤口竟化脓发臭。此时潮水上涨，他的竹竿已经不够长了，只好用它划桨，一路撑着渡过河去。到了对岸，在一处较高的沙洲上，他将这些浑身湿滑、尚有生命迹象的人抬出来，再沿着斜坡一步步抬上岸，远离潮水的侵袭。一路上，他不停地提醒自己：“他们都是人啊！”整整花了三次往返，他才把所有人都送过了河。等一切忙完，他觉得自己实在需要休息一下，于是便返回了公园。

当谷本先生踏上黑暗的河岸时，他不小心绊倒了一个人。这时，另一个人气愤地喊道：“小心！那是我的手！” 谷本先生为自己竟会伤害到伤员而感到羞愧，更因自己居然还能挺直身子走路而倍感尴尬。刹那间，他脑海中浮现出那艘本应前来救援的海军医院船——然而它终究没有到来。一时间，他心中涌起一股盲目的、近乎疯狂的怒火，先是冲着那艘船的船员发泄，继而转而迁怒于所有医生。他们究竟为何不来救助这些受难的人呢？

藤井医生整晚都躺在城郊那栋无顶房子里的地板上，疼痛难忍。他借着一盏灯笼的微光检查了自己的伤势，发现：左锁骨骨折；面部和全身多处擦伤与撕裂伤，包括下巴、后背和腿部的深部割伤；胸部和躯干大面积挫伤；还有几根肋骨疑似骨折。若不是伤得如此严重，他本可能正待在浅野公园，协助救治伤员呢。

到了傍晚，爆炸的十万多名受害者涌入了红十字医院。精疲力竭的佐佐木医生茫然地、麻木地在臭气熏天的走廊里来回走动，手里攥着成团的绷带和装满汞溴红溶液的瓶子——他仍戴着从受伤护士那里拿来的那副眼镜，每遇到最严重的伤口便赶紧上前包扎。其他医生则用生理盐水敷料为最严重的烧伤患者进行急救。他们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夜幕降临后，他们只能借着城市大火的火光以及十名幸存护士手中摇曳的烛光继续工作。佐佐木医生一整天都没往窗外看过一眼；院内的情景太过惨烈、也太过揪心，以至于他根本没想过要问问窗外门外究竟发生了什么。天花板和隔墙纷纷坍塌，到处都是石膏碎屑、尘土、鲜血与呕吐物。病人们成百上千地死去，却无人来收尸。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分发饼干和饭团，但腐尸般的恶臭实在太浓，几乎没人有胃口。第二天凌晨三点，连续奋战了十九个小时后，佐佐木医生再也无力处理任何新的伤口了。他和几名幸存的医护人员找来草席，跑到室外——院子里和车道上躺满了数千名病人，还有数百具尸体——他们匆匆跑到医院后方躲起来，试图小憩片刻。然而不到一小时，就有伤员找到了他们。一群抱怨的人围了上来：“医生！救救我们啊！你们怎么能睡得着？”佐佐木医生只好重新爬起来，继续投入工作。清晨时分，他第一次想起了远在距离城镇三十英里的向原老家的母亲。他平时每天晚上都会回家，此刻他却害怕母亲会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在谷本先生曾将神父们运送至的上游不远处，摆放着一大箱年糕。显然，这是一支救援队为附近受伤人员带来的，却尚未分发。在撤离受伤神父之前，其他人员互相传递着这些年糕，自顾自地取了一些吃。几分钟后，一群士兵走了过来。一名军官听到神父们说着外语，顿时拔出佩剑，歇斯底里地追问他们究竟是何人。一位神父镇定地安抚了他，并解释说，他们是德国人——盟友。那位军官连忙道歉，还表示坊间传言称美军伞兵已经降落了。

成千上万的人无人相助。佐佐木小姐便是其中之一。她孤身一人，无助地蜷缩在铁皮厂庭院里那简陋的棚屋下，身旁躺着一位失去了一侧乳房的女子，还有一位面部严重烧伤、几乎已辨不清面目的人。那一夜，她因断腿的剧痛而备受煎熬。她彻夜未眠，也未曾与同样辗转难眠的同伴们交谈过。

当天早些时候，8月7日，日本广播电台首次播出了一个简短的公告，但几乎无人——甚至可以说根本无人——注意到这一消息，尤其是那些最关心其内容的人——广岛的幸存者们。公告仅称：“广岛因数架B-29轰炸机的袭击而遭受了严重破坏。据信，此次使用了一种新型炸弹。相关细节正在调查之中。”同样，也几乎不可能有哪位幸存者恰好收听了美国总统那则非同寻常的短波转播，其中明确指出这种新式炸弹是原子弹：“这种炸弹的威力超过两万吨TNT炸药。它的爆炸威力是英国‘大雷霆’炸弹的两千多倍——而‘大雷霆’炸弹迄今仍是战争史上所用过的最大炸弹。”那些尚能勉强思考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对事件的描述和讨论都显得更加原始、幼稚：或许是飞机洒下的汽油，又或许是一种可燃气体，抑或是一大群燃烧弹，甚至是伞兵的行动；然而，即便他们当时已知晓真相，大多数人也早已忙得不可开交，或是疲惫不堪，又或是伤势过重，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竟成了首次大规模原子能试验的试验对象——正如短波广播中那些声音所喊出的那样：除了拥有工业技术、并愿意投入二十亿美元黄金用于这场关键战时豪赌的美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研发出这种原子弹。

谷本先生仍然对医生们感到愤怒。他决定，哪怕必要时也要亲自把一位医生揪到浅野公园——从后颈那儿抓起也行。他渡过河，经过那座神社——前一天他曾在那里与妻子短暂相聚过——然后走向东阅兵场。由于这里早被指定为避难区，他以为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医疗站。果然，他找到了一家由陆军医疗队运营的医疗站。然而，他也看到，这里的医生们已不堪重负，成千上万的病人躺卧在眼前空地上，与一具具尸体混杂在一起。尽管如此，他还是走到一位陆军医生面前，尽可能带着责备的语气说道：“你们怎么还不来浅野公园呢？那里正急需你们啊！”

医生连头都没抬，用疲惫的声音说道：“这是我的岗位。”

“但那边河岸边有许多人正在死去。”

“首要职责，”医生说，“是照顾那些轻伤员。”

“为什么——河岸边有那么多伤势严重的士兵呢？”

医生转向了另一位病人。“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他说道，语气仿佛在背诵操作手册，“首要任务就是尽最大努力救助尽可能多的人——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那些重伤员已经毫无希望了，他们必死无疑。我们根本没必要再费心去救治他们。”

“从医学角度来看，这或许没错——”谷本先生刚开口，却突然望向田野那边——那里，无数逝者与尚存的生命紧紧相依，近在咫尺。他转过身去，没等把话说完便黯然离去，此刻竟对自己生起了一阵恼怒。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曾向公园里一些垂死的人许诺，会为他们带来医疗救助。如今，他们或许会带着受骗的感觉离世。他注意到田野一侧有个发放口粮的摊位，便走上前去，央求了一些米糕和饼干。他把这些食物带回公园，权当替医生们送去，分发给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

清晨，天气再次酷热。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拿着借来的水瓶和茶壶，去为伤员取水。他听说，在浅野公园外或许能打到新鲜的自来水。穿过假山花园时，他不得不翻越倒伏的松树树干，甚至钻过树干下方；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已体力不支。花园里躺着不少遇难者。在一座精美的月桥旁，他遇见了一名全身赤裸、活着的女子，她似乎从头到脚都被烧伤，浑身通红。靠近公园入口处，一名陆军军医正在忙碌地工作，但他手头仅有的药品只有碘酒——他把碘酒涂抹在各种伤口上：割伤、淤青、黏腻的烧伤……如今，他涂过的每处伤口都已化脓。走出公园大门后，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发现了一个还能用的水龙头——那是某座早已消失的房屋的供水设施的一部分。他盛满容器，便返回了。等他将水分发给伤员后，又踏上第二次取水之旅。这一次，桥边的那个女子已经死去。当他提着水往回走时，却因绕道避开一棵倒下的大树而迷了路。他在林间四处寻找出路时，忽然听到灌木丛中传来一个声音问道：“你这儿有喝的吗？”他看见一位身穿军装的人。他本以为只有一名士兵，便提着水走上前去。可当他拨开灌木丛仔细一看，却发现那里竟聚集了大约二十名男子，他们全都处于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状态：他们的脸庞被彻底烧焦，眼窝深陷，融化的双眼流出的液体顺着脸颊淌下。（他们当时一定是仰面朝天，或许正是防空部队的官兵。）他们的嘴巴只剩下一堆肿胀、布满脓液的伤口，根本无法张大到足以让茶壶的壶嘴伸进去。于是，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找来一大片草叶，将草茎拉长做成吸管，再用这种方式一一喂他们喝水。其中一名男子呻吟着说：“我什么也看不见。”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尽力保持镇定，笑着回答道：“公园入口处有一位医生呢。他现在正忙，不过很快就会过来，帮你治好眼睛的，我真希望如此。”

从那天起，克莱因索格神父便回想起自己过去一看到疼痛就感到一阵反胃，甚至别人割伤手指都会让他头晕目眩。然而此刻，他却在公园里麻木得厉害——刚离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便停在一处池塘边的小径上，和一位轻伤者讨论起来：那些漂浮在水面上、已经死去的两英尺长的鲤鱼，其肥厚的肉是否还能安全食用。经过一番权衡后，他们最终认定，这样做并不明智。

克莱因索格神父第三次将容器装满，然后又回到了河岸边。在那里，在那些已逝与垂死的人群中，他看见一位年轻女子正拿着针线修补她那件略有破损的和服。克莱因索格神父逗她道：“哎呀，你可真讲究啊！” 她听了不禁笑了起来。

他感到很累，便躺了下来。他开始和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聊天——他前一天下午才认识了他们。他得知，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叫片冈；女孩十三岁，男孩五岁。就在炸弹落下时，女孩正准备出门去理发店。当一家人朝浅野公园走去时，妈妈决定回头去拿些食物和额外的衣物；在拥挤的人群中，他们与妈妈走散了，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偶尔，他们玩得正开心，却突然停住脚步，放声大哭起来，呼唤着妈妈的名字。

公园里的所有孩子都很难一直保持那种悲剧感。中村俊雄看到朋友佐藤诚一正和家人乘船顺流而下，顿时兴奋起来，他飞奔到岸边，挥着手大声喊道：“佐藤！佐藤！”

男孩转过头，喊道：“那是谁？”

中村。

“你好，俊夫！”

你们都安全吗？

“是的。你呢？”

“是的，我们都没事。我姐妹们在呕吐，但我挺好的。”

在酷热难耐的天气里，克莱因索格神父开始感到口渴，而且他觉得自己已无力再出去取水了。临近正午时分，他看到一位日本妇女正在分发什么东西。不久，那位妇女走到他跟前，用和蔼的声音说道：“这是茶叶。小伙子，嚼一嚼吧，这样就不会觉得口渴了。”这位妇女的温柔让克莱因索格神父顿时忍不住想哭起来。几周以来，他一直被日本人日益流露出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所压抑，甚至连与日本朋友相处时也总觉得不安。此刻，这位陌生人的举动竟让他情绪激动得几乎要失控了。

中午时分，神父们从初学院带着手推车赶来了。他们刚刚前往城里的传教士住宅旧址，取回了一些存放在防空洞里的行李箱，还从教堂废墟的灰烬中捡出了熔化的圣器残骸。如今，他们将克莱因索格神父的纸浆行李箱，以及属于村田夫人和中村家的物品都装进了手推车，又让两位中村女孩上了车，准备启程出发。这时，一位头脑务实的耶稣会士忽然想起，此前曾接到通知：如果他们的财产遭到敌方破坏，可以向县警察局提出赔偿申请。于是，这些神职人员便在公园里讨论起此事——四周的伤员静静地躺着，仿佛死人一般。大家一致决定，由曾经居住在被毁传教士住宅的克莱因索格神父来提交赔偿申请。于是，当其他人推着装满物品的手推车离开后，克莱因索格神父向片冈家的孩子们道别，随后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一家警察局。那里的警员都是来自其他城镇、身着崭新制服的年轻警察，周围却挤满了衣衫褴褛、神情慌乱的市民，他们大多都在打听失散亲人的下落。克莱因索格神父填妥了赔偿申请表，便沿着镇中心一路走向长冢。就在那时，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他所经过的每一处街区都是一片废墟，即便此前已在公园里目睹过无数惨状，此刻仍不禁倒吸一口冷气。等他抵达初学院时，早已累得筋疲力尽，浑身虚脱。临睡前，他最后做的便是嘱咐身边的人，务必回去一趟，把那些失去母亲的片冈孩子们接回来。

总之，佐佐木小姐在被撑起的屋顶下度过了整整两天两夜，她的腿被压碎，身边还躺着两位令人不快的同伴。她唯一的消遣，就是偶尔能看到一些男子来到工厂的防空洞——她能从自己掩体的一个角落里望见——用绳索将尸体从洞中拖出来。她的腿渐渐变得发黑、肿胀，甚至开始腐烂。在这整个期间，她一直饥渴交加，什么也没吃、没喝。到了第三天，也就是8月8日，一些本以为她已经遇难的朋友前来寻找她的遗体，结果发现了她。他们告诉她，她的母亲、父亲和年幼的弟弟——爆炸发生时，他们正住在田村儿科医院，当时她弟弟还是那里的病人——都已经确认死亡，因为医院已被彻底摧毁。朋友们离开后，只留下她独自一人，让她慢慢消化这个噩耗。不久之后，几名男子抓住她的胳膊和腿，将她抬到一辆卡车旁。大约一小时的时间里，卡车颠簸地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此时，佐佐木小姐早已认定自己对疼痛麻木了，可当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并未麻木时，却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随后，那些男子把她抬到了位于猪口地区的救护站，在那里，两名陆军医生为她进行了检查。其中一位医生刚一触碰她的伤口，她便当场昏了过去。等她醒来时，正听见两位医生在讨论是否要截肢：一位医生说，伤口边缘已出现气性坏疽，如果不截肢，她必死无疑；另一位医生则表示，这实在太遗憾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合适的器械来进行手术。她再次昏了过去。当她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前行。接着，她被送上一艘小艇，驶往附近的二之岛，并被送进了那里的军医院。另一位医生为她做了检查，指出她并没有患上气性坏疽，尽管她的骨折确实相当严重且复杂。他语气平淡地说道：“很抱歉，这里只收治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例。既然你没有坏疽，今晚就得返回广岛。”然而，就在医生给她量体温时，他从体温计上看到的数据却让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让她留在医院继续观察。

那天，8月8日，齐斯利克神父进城寻找福凯先生——这位教区的日本秘书。此前，福凯先生曾不情愿地骑在克莱因索尔格神父的背上逃离那烈焰熊熊的城市，随后又疯狂地奔回城中。齐斯利克神父从坂井桥附近开始搜寻——那是耶稣会士们最后一次见到福凯先生的地方；他前往东边的阅兵场——那个秘书可能已逃往的疏散区域，并在那里的伤员与死者中四处寻找；他还到县警察局打听消息。然而，他始终未能找到任何关于这位先生的线索。当晚回到初学院后，那位曾与福凯先生同住在传教所的神学生告诉诸位神父：就在广岛遭轰炸前不久的一次空袭警报期间，福凯先生曾对他说：“日本正在走向灭亡。如果这里真的遭遇空袭，我宁愿与祖国共赴黄泉。”诸位神父由此推断，福凯先生一定是不顾一切地跑回城中，欲投身烈火自尽。从此，他们再也没能见到他。

在红十字医院，佐佐木医生连续三天工作，每天只睡一小时。第二天，他开始为最严重的伤口缝合，随后整夜未眠，一直缝到第二天白天。许多伤口都已化脓感染。幸运的是，有人发现了一整套日本镇静剂——纳鲁可邦，于是他给许多痛苦不堪的伤员服用了这种药物。消息很快在医护人员中传开：那枚巨大的炸弹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第二天，医院副院长下到地下室的X光片储藏室，发现所有的X光片竟然都暴露在外，随意摆放着。当天，山口市又来了位新医生和十名护士，带来了额外的绷带和消毒用品；第三天，松江又派来一位医生和十几名护士——然而，即便如此，全院仍只有八位医生，却要面对一万多名患者。第三天下午，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精疲力竭，佐佐木医生突然陷入一种执念：他母亲竟以为他已经死了！他获准前往向原。他步行走出城区，来到第一片郊区——那里电车服务尚在运行——直到深夜才回到家。母亲告诉他，她早就知道他一切安好；原来是一位受伤的护士曾特意来探望过她，并告诉她这个消息。佐佐木医生上床后，一觉睡了整整十七个小时。

8月9日上午11点02分，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投下。直到几天后，广岛的幸存者才得知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因为当时日本的广播和报纸对这种奇特武器的话题都格外谨慎。

8月9日，谷本先生仍在公园里忙碌。他前往宇志田郊外——那里是他妻子正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的地方——取回了此前存放于那里的帐篷。如今，他将帐篷搬到公园，搭起它来为一些无法行动或不便转移的伤员提供庇护。无论他在公园里做什么，他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默默注视着他——那是一双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子，上井夫人，他曾是她的邻居。那天原子弹爆炸时，他亲眼目睹了她怀抱着死去的女婴的模样。整整四天，她都紧紧抱着那具小小遗体，即便到了第二天，尸体已经开始散发恶臭。有一次，谷本先生与她坐了一会儿，她向他诉说：原子弹爆炸时，她和婴儿被埋在自家房屋底下，婴儿被绑在她背上。等她好不容易挖开废墟、挣脱出来时，才发现婴儿竟已窒息，嘴里满是泥土。她用小指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婴儿的口腔，起初孩子还能正常呼吸，看上去似乎并无大碍；可没过多久，婴儿却突然没了气息。上井夫人还谈起她丈夫是多么一位好男人，并再次恳求谷本先生务必帮他寻找丈夫。谷本先生第一天走遍全城，到处都能看到从上井所在部队送来的烧得面目全非的士兵，他心里明白，就算上井还活着，要找到他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他当然没有把这话说出口。每次见到谷本先生，上井夫人总会问：“你找到我丈夫了吗？”有一次，谷本先生试着劝她或许该把婴儿火化了，可上井夫人却只是更加紧紧地抱着孩子不放。渐渐地，谷本先生开始刻意避开她，可每当他转过身去，她总是一直盯着他，那双眼睛仿佛在无声地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了逃避她的目光，他索性尽量背对着她坐着。

耶稣会士将大约五十名难民带进了初学院那座精美的小教堂。院长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医疗护理——大部分只是帮他们清理脓液。每位中村家成员都领到了一条毯子和一张蚊帐。中村夫人和她的小女儿毫无食欲，什么也没吃；而她的儿子和其他女儿却吃得下，并且每顿饭都吃得越来越少。8月10日，一位朋友大崎夫人来看望他们，告诉他们，她的儿子秀雄在自己工作的工厂里被活活烧死。对俊夫来说，这位秀雄曾是位英雄般的存在，俊夫常常去工厂看他操作机器。那天晚上，俊夫惊恐地尖叫着醒来。他梦见大崎夫人带着家人从地底的某个开口处走了出来，随后他看见秀雄正站在一台大型旋转传送带机器旁，而他自己就站在秀雄身边。不知为何，这一幕让他感到无比恐惧。

8月10日，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听人说藤井医生受伤了，后来还去了位于福川村、名叫大隈的一位朋友的夏日别墅。于是他问切斯利克神父是否愿意前去看看藤井医生的情况。切斯利克神父先来到广岛郊外的三原车站，乘了二十分钟的电车，随后又在酷热难当的烈日下步行了一个半小时，才抵达大隈先生的家——那座房子坐落在一座山脚下的太田河边，紧邻河畔。他发现藤井医生正坐在椅子上，穿着和服，用敷料为自己的骨折锁骨进行冷敷。医生告诉切斯利克神父，自己刚才弄丢了眼镜，现在眼睛特别不舒服。他还向神父展示了被弹片击中后留下的巨大青紫斑痕，那些斑痕呈现出蓝绿相间的颜色。医生先是请耶稣会士抽了一支烟，随后又拿出威士忌来招待他——尽管当时才上午十一点。切斯利克神父心想，如果自己能喝一点，或许会让藤井医生高兴些，于是便答应了。一位仆人端来了几杯三得利威士忌，于是耶稣会士、医生和主人一起聊起了非常愉快的话题。大隈先生曾长期居住在夏威夷，他讲了不少关于美国人的趣事。藤井医生则谈起了这场灾难的一些情况。他说，大隈先生和一名护士曾进入他医院的废墟，从那里带回了一个小型保险柜——那是他事先藏进防空洞里的。保险柜里存放着一些外科手术器械，藤井医生特意将几副剪刀和镊子送给了新修院的院长。切斯利克神父心里憋着不少内部消息，但他一直忍着，直到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原子弹之谜上。这时，他终于开口说道：“我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炸弹——我可是从最可靠的消息来源那儿得知的——一个日本记者不久前刚到过新修院，他亲口告诉我这件事。”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炸弹，而是一种细密的镁粉，由一架飞机一次性喷洒在整个城市上空。当这种镁粉接触到城市供电系统的带电线路时，便会引发爆炸。“这就意味着，”藤井医生满意地说道——毕竟消息来源是那位记者，“这种炸弹只能投向大城市，而且必须是在白天，也就是有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运行的时候才能投放。”

在初学院里，失去母亲的片冈孩子们悲痛欲绝。齐斯利克神父竭力设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给他们出谜语：“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十三岁的女孩先后猜了猿、大象、马，可神父却说：“不对，应该是河马。”因为在日语中，这种动物叫“kaba”，正好是“baka”——愚蠢——的反义词。他还给他们讲圣经故事，按事物发展的顺序，从创世记讲起。此外，他还拿出一本剪贴簿，里面全是他在欧洲拍摄的合影。尽管如此，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哭着想念自己的母亲。

几天后，齐斯利克神父开始四处寻找孩子们的家人。起初，他从警方那里得知，一位叔叔曾前往不远处的久留米市当局，打听孩子们的下落。随后，他又听说，一位哥哥正通过广岛郊区宇品的邮局试图寻找他们的踪迹。不久之后，他听说孩子的母亲还活着，目前住在长崎外海的五岛群岛。最终，通过持续关注宇品邮局的动向，他终于联系上了那位哥哥，并成功将孩子们送回了母亲身边。

原子弹投下大约一周后，一则模糊而令人费解的传言传到了广岛——据说这座城市是被某种方式将原子一分为二时释放出的能量所摧毁的。在这则口耳相传的报道中，这种武器被称为“原子弹”，其汉字词根可译为“原始童子炸弹”。没有人真正理解这一说法，也并未比对那些关于镁粉之类的东西更当真。尽管其他城市的报纸陆续运抵广岛，但它们依然只发表一些极为笼统的声明，比如电讯社8月12日的那句：“我们只能承认这枚非人道炸弹的强大力量。”此时，日本的物理学家们已带着劳里森静电计和尼赫尔静电仪进入这座城市；他们对此种威力的认识，可谓再清楚不过了。

8月12日，中村一家人都还病得不轻，于是前往附近的加部镇，投奔了中村夫人姐夫的嫂子。第二天，尽管中村夫人病得几乎无法行走，还是独自一人乘电动车来到广岛郊外，随后又徒步返回市区。整整一周，她在初学院里一直牵挂着住在福袋街区的母亲、弟弟和姐姐。此外，她内心深处仿佛被某种魔力所吸引——正如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当年那样。她终于得知，自己的家人都已遇难。回到加部后，她对城里所见所闻感到无比震惊与沮丧，当晚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8月15日清晨，在加部，十岁的中村俊雄听到头顶上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他跑出屋外，用专业的眼光辨认出那是一架B29轰炸机。“B先生来了！”他大声喊道。

他的一个亲戚朝他喊道：“你难道还不厌倦B先生了吗？”

这个问题带有一种象征意义。几乎就在这一刻，天皇裕仁那低沉而沮丧的声音首次在历史上通过广播响起：“经过深入思考世界大势以及我国今日的实际状况，我们决定采取一项非常措施，以求解决当前局势……”

中村夫人又去了城里，去挖她埋在社区协会防空洞里的稻米。她取到了稻米，便启程返回加部。在乘坐电动车的路上，她竟巧遇了妹妹——那天轰炸时，妹妹并不在广岛。“你听说消息了吗？”妹妹问道。

“什么消息？”

战争结束了。

“别这么说傻话，姐姐。”

“可我亲耳从广播里听到了。” 随后，他压低声音说：“那是天皇的声音。”

“哦，”中村夫人说道（她根本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便已不再执着于思考——尽管有原子弹，日本仍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既然如此……”

不久之后，谷本先生在一封致一位美国人的信中描述了那天早晨的事件：“战后那段时期，我们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天皇通过无线电直接向日本普通民众播出了他自己的声音。8月15日，我们被告知将有一条极为重要的消息发布，所有人都必须收听。于是，我前往广岛火车站。当时，火车站的废墟中架设了一个大喇叭。许多平民百姓聚集在那里，他们全都身负伤痛，有的由女儿搀扶着肩膀，有的用木棍支撑着受伤的脚，静静地聆听着广播。当他们意识到这正是天皇的声音时，不禁流泪，齐声高呼：‘天皇亲自向我们讲话，我们能亲耳听到他的声音，这是何等莫大的福祉啊！我们对如此巨大的牺牲深感满足。’当他们得知战争已经结束——也就是日本战败的消息时，固然感到万分失望，但依然以平静的心态遵从天皇的旨意，全心全意地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作出牺牲——从此，日本开启了全新的征程。”

四、狼尾草与金盏花

8月18日，即原子弹爆炸后的第十二天，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手持纸浆行李箱，从初学院出发，徒步前往广岛。他渐渐觉得，这个装着自己贵重物品的箱子仿佛具有某种护身符般的魔力——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恰恰是因为他在爆炸后发现它时的情形：箱子把手朝上，立在自己房间的门口，而此前他藏在下面的书桌早已四分五裂，散落一地。如今，他正用这个箱子，将属于耶稣会的日元运往横滨兑换银行广岛分行——这家银行的半毁大楼已经重新开业。总体而言，那天早晨他感觉相当不错。诚然，他身上那些细小的割伤已过去三四个星期仍未痊愈，当初初学院院长检查时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几天就能愈合；但克莱因索尔格神父休息了一周，状态恢复良好，觉得自己已再次做好了迎接繁重工作的准备。此刻，他早已习惯了进城途中所见的惨烈景象：初学院附近那片被褐色条纹划过的广阔稻田；城郊那些虽仍矗立却破败不堪的房屋，窗户破碎、瓦片凌乱；接着，突然间，眼前便是那四平方英里红褐色的焦土——几乎一切都被夷为平地、焚成灰烬；一排又一排坍塌的街区，零星点缀着几块废墟上竖起的简陋标牌：“姐妹，你在哪儿？”或“大家都平安，我们住在丰坂”；光秃秃的树木和歪斜的电线杆；寥寥几座尚存的残破建筑，更凸显出周围一切的荒凉与寂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圆顶已被剥去，只剩下钢架，仿佛正在接受尸检；现代化的商会大楼，塔楼在劫难之后依旧冷峻、僵硬、不可撼动；巨大而低矮、伪装得严严实实的市政厅；一排破旧的银行，活脱脱讽刺着支离破碎的经济体系）；街道上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交通状况——成百上千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残破不堪的有轨电车和汽车，全都定格在半途停摆的状态。一路上，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始终被一种沉重的念头折磨着：眼前的一切破坏，竟全都是由一枚原子弹在瞬间造成的。等他抵达镇中心时，天气已变得酷热难耐。他步行来到横滨银行——银行临时租用了一间木制摊位，设在大楼的一楼——将钱存入账目后，又顺道去了传教士宿舍，想再仔细看看那些满目疮痍的废墟，随后便启程返回初学院。走到半路时，他开始感到一阵异样的不适。那个原本空空如也的行李箱，此刻竟显得异常沉重。他的膝盖发软，浑身疲惫至极。他咬紧牙关，鼓足全部精神，才勉强走回了初学院。他本不打算把这种虚弱状况告诉其他耶稣会修士。然而，几天后，当他尝试主持弥撒时，却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即便连续三次尝试，也始终无法完成仪式。第二天清晨，每天例行检查克莱因索尔格神父伤口的院长惊讶地问道：“你到底对伤口做了什么？它们怎么突然张开了，还肿胀发炎了呢？”原来，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一直未愈合的伤口，竟在短短几天内迅速恶化了。

8月20日清晨，中村夫人正在位于长冢附近卡贝的嫂子家中梳妆打扮。尽管她和孩子们在诺维修院期间整整一周都感到十分恶心，但自己却并未受到任何割伤或烧伤。这时，她开始整理头发，刚梳了一下，就发现梳子上竟沾满了满满一把头发；第二次再梳时，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于是，她立刻停下了梳头的动作。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天里，她的头发竟然自行大量脱落，直至完全秃顶。从此，她几乎足不出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8月26日，她和年幼的女儿妙子一起醒来，感到浑身虚弱无力、疲惫不堪，便一直躺在铺盖上休息。而她的儿子和其他女儿——她们在轰炸前后一直与她同甘共苦——却感觉一切正常，身体状况良好。

大约在同一时间——他已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因为他正拼尽全力，在郊外租下的一处民宅里搭建起一座临时礼拜场所——谷本先生突然病倒，浑身不适、疲惫不堪，还伴有发烧。于是，他也躺到了位于牛田郊区一位朋友那栋半毁房屋的地板上，铺开睡袋休息起来。

这四个人当时并未察觉，但他们正逐渐患上一种奇特而反复无常的疾病，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放射病。

佐佐木小姐躺在广岛西南方向第四站——廿日市市的观音寺小学里，忍受着持续不断的疼痛。她左小腿的复合性骨折因体内感染而始终无法正常愈合。一位与她同在医院的年轻人似乎对她产生了好感——尽管她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难以释怀；或许，也正因如此，他反而对她生出了怜悯之情。这位年轻人借给她一本莫泊桑的日本文译本，她试着读那些故事，却每次只能集中注意力四、五分钟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广岛周边的医院和救护站，在原子弹爆炸后的最初几周里拥挤不堪，工作人员的状况也极不稳定——他们时而因自身健康原因变动，时而又取决于外界援助的不可预测性。因此，病人不得不频繁地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已经辗转三次的佐佐木小姐，其中两次是乘船转移，于八月底被送到了位于廿日市的一所工科院校。由于她的腿部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肿胀，该校的医生只好用简陋的夹板固定住她的腿，随后于9月9日乘车将她送往广岛红十字医院。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目睹广岛的废墟景象；上一次她被人抬着穿过城市街道时，几乎已濒临昏厥。尽管此前她已听人描述过那些满目疮痍的场景，而且此刻仍感疼痛难忍，但眼前的景象还是令她既震惊又恐惧。更让她毛骨悚然的是，她注意到一种特别的现象：在一切之上——从城市的废墟残骸、排水沟、河岸，到瓦片与铁皮屋顶间交错缠绕的杂草，乃至烧焦的树干上——都覆盖着一层新鲜、浓绿、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绿色植被；就连被炸毁房屋的地基处，也长出了葱郁的绿意。杂草早已掩埋了灰烬，野花则在城市废墟的“骨骼”间竞相绽放。原子弹不仅完好地保存了植物的地下器官，甚至还激发了它们的活力。到处可见蓝星花、西班牙刺刀、鹅脚草、牵牛花、萱草、毛豆、马齿苋、猪殃殃、芝麻、狼尾草以及苦艾草。尤其在中心地带的一圈区域，金鸡菊更是以惊人的势头蓬勃生长——它们不仅矗立在同种植物烧焦的残骸之中，还从砖块缝隙间、甚至沥青路面的裂隙中破土而出，重新扎根发芽。仿佛有一大堆金鸡菊种子随着原子弹一同洒落在这片土地上一般。

在红十字医院，佐佐木小姐接受了佐佐木医生的照料。如今，距离爆炸已过去一个月，医院里总算重新恢复了一些秩序——至少那些仍躺在走廊里的病人有了铺垫的床垫可以睡觉；最初几天耗尽的药品供应，虽然仍显不足，却已通过其他城市的捐助得以部分补充。佐佐木医生在第三晚回家睡了整整十七个小时后，此后每晚仅能休息大约六个小时，就躺在医院的垫子上。他原本就瘦小的身躯又瘦了二十磅；他依然戴着那副从一名受伤护士那里借来的、尺寸不合的眼镜。

由于佐佐木小姐是女性，而且病得如此严重——或许后来他承认，也多少是因为她叫佐佐木——佐佐木医生把她安置在一间半私密的房间里的一张垫子上。当时那间房里只有八个人。他向她询问了病情，并用他一贯那种歪歪扭扭的德语，在她的病历卡上做了记录：“中等身材的女患者，营养状况良好。左小腿骨折伴伤口；左小腿部位肿胀。皮肤及可见黏膜血运尚可，无水肿。”他特别注明，这位女患者体型中等，总体健康状况良好；她患有左胫骨开放性骨折，伴有左小腿肿胀；她的皮肤和可见黏膜上布满了大量瘀点，即大小如米粒甚至大豆般的出血点；此外，她的头部、眼睛、咽喉、肺部和心脏看起来均无异常；同时，她还发着烧。本想为她固定骨折并给腿上石膏，但早已用完了石膏粉，于是只好让她平躺在垫子上，给她开了阿司匹林以退烧，又静脉注射葡萄糖，并口服迪亚斯塔酶来改善她的营养不良状况——不过这一点他并未写进病历，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她只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症状——而这种症状正是当时许多他的病人刚刚开始显现的：点状出血。

藤井博士依然厄运缠身，而这种厄运仍与河流息息相关。如今，他正住在福川大隈先生的夏日别墅里。这座房子紧依着大田河陡峭的河岸。在这里，他的伤势似乎有了明显好转，甚至开始为附近前来求医的难民诊治——他用从郊外一处隐蔽处搜寻到的医疗物资为他们治疗。他注意到，一些患者在第三和第四周时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症状群，但他除了给伤口和烧伤包扎之外，也无能为力。9月初，雨开始连绵不断、倾盆而下。河水迅速上涨。9月17日，一场暴雨夹杂着台风骤然袭来，河水一点点漫上了河岸。大隈先生和藤井博士顿时心生警觉，赶紧爬上山坡，逃往一位农民的家中。（而在广岛市区，洪水接过了原子弹爆炸后的余波——冲毁了那些在爆炸中幸存的桥梁，冲垮了街道，掏空了尚存建筑的地基——而在西面十英里处，小野陆军医院里，一支由京都帝国大学专家组成的团队正在研究患者们迟发的病症，却突然从一片风景秀丽、松林葱郁的山坡上滑落，坠入内海，导致大部分研究人员及其神秘患病的患者一同溺亡。）风暴过后，藤井博士和大隈先生来到河边，发现大隈家的房子已被彻底冲走。

由于原子弹投下近一个月后，突然有如此多的人感到身体不适，一种令人不安的谣言开始四处流传，最终传到了位于香部的那户人家——中村夫人正卧病在床，头发早已脱落。谣言称，原子弹在广岛留下了一种毒物，这种毒物将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持续释放致命辐射；在这整整七年间，无人能够靠近那里。这一消息尤其令中村夫人难过。她回忆起爆炸当天清晨一片混乱之际，自己竟真的将毕生积蓄——那台三光牌缝纫机——沉进了自家房屋废墟前的小水泥水池里；如今，再也没人能去打捞它了。此前，中村夫人和她的亲人们对于原子弹所引发的道德问题一直表现得相当顺从与消极，然而，这则谣言却一下子激起了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与怨愤，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整个战争期间的感受。

就在这一安抚消息传到中村夫人藏身的那户人家——或者至少在她头发重新长出后不久——她全家便放松了对美国的极端仇恨。中村夫人随即派她的妹夫去寻找那台缝纫机。可当她妹夫把缝纫机搬回家时，她却大吃一惊：整台机器已锈迹斑斑，完全无法使用了。

9月初的第一周结束时，克莱因索格神父已在初学院的病床上，体温高达102.2华氏度。由于他的病情似乎每况愈下，同事们决定将他送往位于东京的天主教国际医院。齐斯利克神父与院长一同送他到神户，随后由一位来自神户的耶稣会士继续护送他前往医院。同行的神父还捎带了一条来自神户医生的口信，转告国际医院的修女院长：“在给这位先生输血之前，请务必三思。因为对于原子弹受害者，我们实在无法确定，一旦给他们扎针，他们是否还能止住出血。”

当克莱因索格神父抵达医院时，脸色苍白得吓人，浑身直打哆嗦。他抱怨说，那颗原子弹扰乱了他的消化功能，还让他腹痛不已。他的白细胞计数只有三千（正常值为五千到七千），严重贫血，体温更是高达104度。一位对这些奇特症状并不太了解的医生——克莱因索格神父是少数几位抵达东京的原子弹受害者之一——前来探视他。面对病人，这位医生却表现得格外乐观：“你两周内就能出院了。”然而，等医生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上时，却悄悄对修女院长说道：“他撑不过去了。所有受原子弹影响的人都会死——您等着瞧吧。他们能撑上个把星期，可最后还是逃不过一死。”

医生给克莱因索格神父开了超量饮食的处方。每三小时，他们就强迫他吃些鸡蛋或牛肉汁，还给他喂下他能承受的最大量的糖分。他们给他补充维生素、铁剂，以及福尔马林溶液中的砷剂，以治疗他的贫血。然而，他却完全出乎医生的预料：既没有死去，也没在两周内康复。尽管神户那位医生的指示让他失去了输血的机会——而输血本该是最有效的疗法——但他的高烧和消化问题却很快得到了缓解。他的白细胞计数一度有所上升，但到了十月初又再次下降，降至3600个；随后，仅仅十天之内，白细胞计数竟突然飙升至正常水平以上，达到8800个；最终，它稳定在了5800个。他那些荒唐的抓痕令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起初，这些伤口似乎会愈合几天，可一旦他稍微活动一下，伤口又会重新裂开。只要一感到身体状况好转，他就兴奋得不得了。在广岛时，他只是成千上万受害者中的一员；而在东京，他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奇人异事。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美国陆军医生前来观摩他的病情。日本专家也纷纷向他请教。一家报纸还对他进行了采访。有一次，那位困惑不已的医生甚至亲自前来，摇着头说道：“这些原子弹受害者，真是令人费解啊！”

中村夫人与妙子待在屋里。两人一直病恹恹的。尽管中村夫人隐约觉得，她们的病是那颗原子弹引起的，可她家太穷了，根本看不起医生，因此始终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毛病。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只是卧床休息，她们渐渐开始感觉好些了。妙子掉了一些头发，胳膊上还有一处小小的烧伤，足足花了好几个月才痊愈。男孩俊雄和大一点的女孩八重似乎还算健康，不过他们也掉了一些头发，偶尔会头痛不已。俊雄依然做噩梦，梦里总是那个十九岁的机械师大崎秀夫——被原子弹夺去了生命。

躺在病床上，体温高达104华氏度的谷本先生，心里挂念着本应为教会逝者主持的诸多葬礼。他起初以为只是因自爆炸以来一直辛勤工作而过度劳累，可高烧持续了几天后，他还是请来了医生。医生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无法亲自前往牛田探望他，便派了一名护士前来。护士一眼便认出了他的症状——这是轻度放射病的表现，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给他注射维生素B1。谷本先生认识的一位佛教僧人来看望了他，建议用艾灸疗法或许能缓解他的不适。这位僧人还亲自示范如何给自己施行这种古老的日本疗法：用点燃的艾条卷成的艾绒，放在手腕的脉搏处进行艾灸。谷本先生发现，每次艾灸都能暂时将他的体温降低一度。护士叮嘱他要尽量多吃东西，每隔几天，他的岳母就会从二十英里外的津津——她居住的地方——送来蔬菜和鱼。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月，随后又坐十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四国老家看望父亲。在那里，他又休息了一个月之久。

洪水过后十天，藤井博士一直住在大田上方山上的那位农民家中。随后，他听说广岛东郊的海田市有一家空置的私人诊所。他立刻买下了那家诊所，搬了过去，并挂上了一块用英文书写的招牌，以向那些征服者致敬：

藤井先生，医学博士

医学与性病

他的伤势已完全康复，很快便建立起了一家颇具规模的诊所。每到晚上，他都乐于接待美国驻军官兵，慷慨地请他们喝威士忌，并借此机会练习英语。

10月23日，佐佐木医生为佐佐木小姐注射了普鲁卡因局部麻醉剂，在她腿上切开一道口子，以引流仍持续存在长达十一周之久的感染。接下来的几天里，伤口化脓严重，他不得不每天早晚为她换药。一周后，佐佐木小姐开始抱怨剧烈疼痛，于是医生又做了一次切口；11月9日，他又切开了第三处伤口，并在26日将其扩大。这段时间里，佐佐木小姐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也日益低落。一天，那位曾在廿日市借给她莫泊桑译本的年轻男子前来探望她。他告诉她，自己即将前往九州，但等他回来时，希望能再见到她一次。然而，佐佐木小姐却毫无兴趣。她的腿一直肿胀得厉害，疼痛难忍，以至于医生根本没尝试过复位骨折。尽管11月拍摄的X光片显示骨头正在愈合，但她从被单下仍能清楚地看到：她的左腿比右腿短了将近三英寸，而且左脚还出现了内翻的迹象。她常常想起那位曾与她订婚的男子。有人告诉她，他已从海外归来。她不禁思索：他究竟听到了关于自己受伤的什么消息，才会一直避而不见呢？

克莱因索格神父于12月19日在东京出院，随后乘火车返回家中。两天后，在距离广岛前一站的横川站，藤井医生登上了这趟列车。这是两人自原子弹爆炸前以来的首次见面。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藤井医生说，他正前往参加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以纪念父亲的逝世纪念日。当他们开始谈论各自的经历时，藤井医生讲起自己居住的地方一次次被河水冲走，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接着，藤井医生关切地询问克莱因索格神父近况，而这位耶稣会士则向他讲述了自己在医院的那段日子。“医生们叮嘱我务必小心谨慎，”他说道，“他们还特别吩咐我每天下午必须小睡两小时。”

藤井博士说：“如今在广岛，要保持谨慎可真不容易。每个人似乎都忙得不可开交。”

在盟军军事政府的指导下，一座新的市政府终于在市政厅开始运作。从不同程度的辐射病中康复的市民正成千上万地返回家园——到11月1日，人口已达到13.7万人，大部分居民挤住在城郊，这一数字已超过战时峰值的三分之一。为此，市政府启动了各种各样的项目，让这些居民投身到重建城市的劳动中去。政府雇人清理街道，另有一些人收集废铁，将它们分类堆放，堆成了高耸如山的废铁堆，矗立在市政厅对面。一些返乡居民开始自建简陋的棚屋和小茅舍，并在屋旁种植一小片冬小麦。与此同时，市政府还批准并建造了四百栋供单户家庭居住的“兵营式”住宅。各项公共设施也陆续修复：电灯重新亮起，有轨电车恢复运行，自来水公司员工更是修复了七万处供水管道和室内水管的漏水点。一场规划会议正在召开，一位来自卡拉马祖、充满热情的年轻军事政府官员约翰·D·蒙哥马利中尉担任顾问。会议开始探讨新广岛应成为怎样的城市。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之所以一度繁荣兴盛——并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攻击目标——主要是因为它曾是日本最重要的军事指挥与通信中心之一；倘若当时日本群岛遭到入侵、东京被攻陷，广岛本将成为帝国的中枢司令部所在地。如今，广岛再无庞大的军事机构来助力城市复兴。面对广岛究竟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难题，规划会议一时难以定夺，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些较为笼统的文化与道路建设方案。他们绘制了宽达一百码的大道规划图，还认真考虑过以半毁状态保留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将其作为灾难的纪念物，并命名为“国际友好研究所”。统计人员竭尽所能搜集有关原子弹爆炸影响的数据。他们报告称，共有78,150人遇难，13,983人下落不明，另有37,425人受伤。尽管市政府无人敢声称这些数据完全准确——尽管美国方面却将其视为官方数据——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越来越多的数百具尸体从废墟中被挖出，以及小井寺火葬场中无人认领的骨灰盒数量攀升至数千个，统计人员逐渐意识到，实际死于原子弹爆炸的人数至少已达十万人之多。由于许多死者死因复杂，很难精确计算每种死因造成的死亡人数，不过统计人员大致估算，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死者直接死于原子弹的高温灼烧，约百分之五十死于其他外伤，另有百分之二十则因辐射效应而丧生。至于财产损失的统计数据则更为可靠：九万座建筑中，有六万二千座被彻底摧毁，另有六千座损毁严重、无法修复。在市中心区域，人们仅发现五座现代建筑还能无需大修便继续使用。这寥寥可数的幸存建筑绝非日本建筑质量低劣所致。事实上，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来，日本的建筑规范就要求每座大型建筑的屋顶必须能承受每平方英尺至少七十磅的荷载，而美国的建筑规范通常只规定每平方英尺不超过四十磅的荷载标准。

科学家们蜂拥而至这座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测量了以下种种惊人之举所需的力量：移动墓地里的大理石墓碑、推倒广岛车站货场内四十七节铁路车厢中的二十二节、吊起并移位一座桥梁的混凝土路面，以及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强力作业。他们得出结论：爆炸所产生的压力每平方码介于5.3到8.0吨之间。另一些科学家则发现，熔点为900℃的云母竟然在距离爆炸中心三百八十码的花岗岩墓碑上熔化；碳化温度为240℃的日本柳杉电线杆，在距离爆炸中心四千四百码处已被烧焦；而广岛当地所用的一种灰白色黏土瓦片，其熔点高达1300℃，竟在距离爆炸中心六百码处完全熔解。此外，经过对其他重要灰烬和熔融残骸的仔细分析，他们断定，炸弹在爆炸中心地面产生的高温至少达到6000℃。通过进一步的辐射测量——其中包括从距离爆炸中心三干三百码的高须郊区屋顶水槽和排水管中刮取裂变碎片——科学家们还掌握了更多关于这枚炸弹性质的重要信息。麦克阿瑟将军的总部曾系统性地审查并禁止日本科学刊物中提及这枚炸弹的任何内容。然而不久之后，这些科学家们的计算成果便迅速成为日本物理学家、医生、化学家、记者、教授乃至政界和军界人士的普遍常识——当然，那些仍在活跃的政要与军事将领也不例外。早在美国公众尚未获知消息之前，日本的大多数科学家以及大量非科学家就已通过日本核物理学家的计算得知：一枚铀弹已在广岛爆炸，而一枚威力更大的钚弹则在长崎爆炸。他们还了解到，理论上甚至可以研制出威力十倍甚至二十倍的原子弹。日本科学家自认为已经精确掌握了广岛原子弹的爆炸高度以及所用铀的大概重量。他们估算，即便使用广岛那枚原始的原子弹，也必须建造厚度达五十英寸的混凝土掩体，才能完全保护人类免受放射病的侵害。这些细节以及其他诸多相关信息，当时仍处于保密状态，被日本科学家们以印刷、影印的方式整理成小册子。美国人的确知道这些小册子的存在，但若要追踪它们的去向并确保不落入错误之手，驻日占领军不得不专门为此在日本建立起一套规模庞大的警察体系。总体而言，日本科学家们对征服者们竭力维护原子裂变安全的努力，多少感到有些好笑。

1946年2月下旬，佐佐木小姐的一位朋友拜访了克莱因索格神父，请他去医院探望她。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甚至陷入病态的抑郁之中，似乎已对生活毫无兴趣。克莱因索格神父多次前往探视她。第一次探访时，他谈话内容泛泛而正式，却带着一种隐约的同情，始终未提及宗教话题。第二次神父再去探望她时，是她自己主动提起的。显然，她此前曾与一位天主教徒有过交谈。她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你们的上帝如此仁慈善良，那他怎么能让人们遭受这样的苦难呢？” 她做了一个手势，仿佛将自己萎缩的腿、病房里的其他病人，以及整个广岛都囊括其中。

“孩子，”克莱因索格神父说道，“人如今已不再处于上帝所期望的状态。他因罪而堕落，失去了恩典。”随后，他详细解释了这一切的种种缘由。

中村夫人注意到，来自加部的一名木匠正在广岛搭建一批木制棚屋，每月租金仅为五十日元——按固定汇率折合3.33美元。中村夫人遗失了她持有的债券及其他战时储蓄的凭证，但幸运的是，她在轰炸前几天刚刚抄录下所有号码，并将这份清单带到了加部。等她的头发长到足以见人时，她便前往广岛的银行。银行职员核对了她的号码后告诉她，一旦确认无误，银行便会把钱还给她。拿到钱后，她立即租下了一间木匠搭建的棚屋。这间棚屋位于登载町，靠近她原先的家址。尽管地板是泥地，屋里光线昏暗，但至少在广岛有了一个落脚之处，她从此不再依赖公婆的救济。春天时，她清理了附近的一些废墟，开垦出了一片菜园。她用从废墟中捡来的炊具做饭，用从废墟里找到的盘子盛饭。她送妙子去了耶稣会重新开办的幼儿园，而两个大孩子则就读于登载町小学——由于校舍不足，学校不得不露天上课。俊夫想成为一名机械师，像他心目中的偶像大崎秀雄一样。物价飞涨，到了盛夏时分，中村夫人的积蓄已所剩无几。为了买些食物，她只好变卖了一些衣物。她曾拥有几件昂贵的和服，可战争期间，一件被偷走，一件送给了在德山因空袭而无家可归的妹妹，另外两件又在广岛的轰炸中毁于一旦。如今，她只得忍痛卖掉了最后一套和服，只换来了区区一百日元，而这点钱根本撑不了多久。六月，她去向克莱因索格神父请教如何维持生计。到了八月初，她仍在权衡神父提出的两种选择：一是为盟军占领军中的某位军官做家政服务，二是向亲戚借一些钱——大约五百日元，也就是三十多美元——用来修理那台生锈的缝纫机，重新恢复她的裁缝工作。

当谷本先生从四国返回时，他把自己的一顶帐篷搭在了位于牛田、受损严重的出租屋的屋顶上。尽管屋顶依然漏雨，但他还是在潮湿的客厅里主持起了礼拜活动。他开始考虑筹集资金，以修复城里的那座教堂。他与克莱因索尔格神父交情甚笃，也经常与耶稣会士们来往。他羡慕他们教会拥有的财富；似乎他们想做什么都能如愿以偿。而他自己除了自身的精力外，别无他物可依，可这股劲头早已大不如前了。

耶稣会是第一家在广岛废墟上搭建起相对永久性棚屋的机构。当时，克莱因索尔格神父正住院治疗。他一康复便搬进了这间棚屋，随后与另一位加入传教工作的拉德曼神父一道，安排购买了三间由市政府以每间七千日元出售的标准化“兵营”。他们将其中两间首尾相连，拼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小教堂；第三间则用作餐厅。待材料齐备后，他们委托承包商建造了一栋三层高的传教士住宅，其样式与此前被大火焚毁的那栋完全一致。在院内，木匠们精心切割木材、凿出榫卯、加工榫头，还削制了大量木 peg，并为它们钻孔，直至房屋的所有部件整齐地堆叠在一起。接着，仅用三天时间，他们便像拼东方拼图一般，完全不使用任何钉子，将整栋房屋组装完毕。正如藤井医生所预料的那样，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发现自己很难做到谨言慎行、按时午休。他每天步行外出，探访日本天主教徒及潜在的皈依者。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疲惫感日益加重。到了六月，他读到一篇刊登在《广岛中国报》上的文章，提醒幸存者切勿过度劳累——可他又能怎么办呢？到了七月，他已筋疲力尽；八月初，恰逢原子弹爆炸周年纪念日之际，他回到位于东京的天主教国际医院，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休养。

无论克莱因索格神父对佐佐木小姐关于人生的提问所作的回答是否为终极且绝对的真理，她似乎很快便从中汲取到了身体上的力量。佐佐木医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向克莱因索格神父表示了祝贺。到4月15日，她的体温和白细胞计数均已恢复正常，伤口感染也开始逐渐消退。20日，伤口几乎不再有脓液，她首次拄着拐杖在走廊上蹒跚前行。五天后，伤口已开始愈合，而在当月的最后一天，她顺利出院了。

初夏时节，她开始为皈依天主教做准备。那段日子里，她的心情时好时坏。她的抑郁情绪十分深重。她清楚自己将永远是个残疾人。她的未婚夫从未来看过她。除了阅读和眺望窗外——从位于科伊山坡上的家中，越过满目疮痍的城池，遥望父母与兄弟长眠之处——她别无他事可做。她总是紧张不安，任何突如其来的声响都会让她迅速用手捂住喉咙。她的腿依然疼痛不已；她常常轻轻揉搓、拍抚着它，仿佛在安慰它一般。

红十字医院以及佐佐木医生本人，花了整整六个月才逐渐恢复正常。在城市恢复供电之前，医院只能依靠院后的一台日本陆军发电机勉强度日。手术台、X光机、牙科椅——所有复杂而不可或缺的医疗设备，都靠其他城市零星捐赠的慈善物资勉强维持运转。在日本，即便是机构也十分看重面子。早在红十字医院的基本医疗设备尚未完全恢复之际，其负责人便已为医院外墙重新贴上了黄色砖面装饰，从此，从街上看去，这家医院成了广岛最漂亮的建筑。最初的四个月里，佐佐木医生是全院唯一的外科医生，几乎足不出户；随后，他渐渐开始重新关注起自己的生活来。今年三月，他结了婚。他恢复了一些此前失去的体重，但食欲却依然一般。轰炸前，他每顿饭都能吃下四个饭团，可一年之后，他最多只能吃两个了。他总是感到疲惫不堪。“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整个社区其实都累坏了。”

原子弹投下一年后，佐佐木小姐成了残疾人；中村夫人一贫如洗；克莱因索格神父再次住进了医院；佐佐木医生再也无法从事从前那份得心应手的工作；藤井医生失去了那座他历经多年才建成的三十间病房的医院，而且毫无重建的希望；谷本先生的教堂已被夷为平地，他也不再拥有往日那般超凡的活力。这六位原本是广岛最幸运的人之一，他们的生活从此再也不会恢复如初。当然，他们对自己经历以及对原子弹使用的看法并不一致。然而，有一点倒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一种奇特而振奋的集体精神，颇似伦敦人在遭受空袭后的那种心态：为自己和幸存的同胞们在如此可怕的磨难面前挺身而出而深感自豪。就在纪念日来临前夕，谷本先生给一位美国人写了一封信，其中表达了这种感受：“头一夜的情景真是令人心碎！大约午夜时分，我来到河边。地上躺满了伤员，我只好踩着他们艰难前行。一边连声说‘对不起’，一边向前挪动，随身带着一桶水，挨个儿给他们递上一杯水。他们慢慢抬起上半身，鞠躬接过水杯，安静地喝下，甚至把洒出的一点水也小心翼翼地收好，然后满怀感激地将杯子还给我，口中喃喃道：‘我没能救出被压在废墟下的妹妹，因为我得先照顾眼睛受重伤的母亲，我们的房子很快着火，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你看，我失去了家园、亲人，最后连自己也严重受伤。可如今，我已下定决心，要倾尽所有，为国家的胜利而奋斗到底。’他们这样向我发誓，甚至连妇女和孩子也都同样表示了决心。我实在太累了，便躺在他们中间的地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清晨，我发现许多男女已经死去，他们正是昨晚我曾给他们送过水的人。但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尽管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从未听到有人乱喊乱叫。他们默默离世，没有丝毫怨恨，咬紧牙关，默默忍受。这一切，只为国家！”

广岛文理科大学教授、也是我教会成员之一的平岩Y博士，与他的儿子——一位东京大学的学生——一同被原子弹埋在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之下。父子俩在巨大压力下动弹不得，而那栋房子早已燃起了熊熊大火。他的儿子哽咽着说：“父亲，我们除了下定决心将生命献给国家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让我们向天皇陛下高呼‘万岁’吧！” 话音刚落，父亲便紧随其后，高声回应道：“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岁！” 结果，平岩博士感慨道：“奇怪的是，当我向天皇陛下高呼‘万岁’时，内心竟感到无比平静、明朗，仿佛一片祥和安宁。” 随后，他的儿子从废墟中爬了出来，奋力挖掘，终于将父亲救了出来。回想起那段经历，平岩博士反复说道：“真庆幸我们是日本人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如此的精神境界——为了天皇陛下而赴死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庄严。”

广岛慈爱女子高中学生信时佳代子小姐，也是我教会一位会友的女儿，当时正和朋友们在一座佛教寺庙的高大围墙边休息。原子弹投下那一刻，那堵围墙轰然倒塌，压在了她们身上。沉重的围墙令她们动弹不得，连一丝缝隙都难以穿透，浓烟甚至从裂缝中灌入，呛得她们几乎窒息。其中一名女孩开始唱起日本国歌《君之代》，其他女孩随即齐声应和，随后便相继离世。就在这时，一名女孩发现了一条细小的裂缝，她拼尽全力挣扎着想要逃出去。当她被送往红十字医院后，向医护人员讲述了朋友们的惨状——她清晰地回想起，自己和朋友们曾齐声高唱的情景。她们当时年仅13岁。

是的，广岛人在原子弹爆炸中赴死，坚信这是为了天皇。

令人惊讶的是，广岛的许多人对使用原子弹的伦理问题几乎漠不关心。或许，他们对此感到过于恐惧，根本不愿去思考。甚至很少有人费心去了解原子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中村夫人对原子弹的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敬畏之情——颇具代表性。“原子弹，”每当被问及此事时，她总会这样回答，“它的体积跟火柴盒差不多。它的热量是太阳的六千倍。它在空中爆炸。里面含有一些镭。我也不太清楚它是怎么工作的，但当那些镭聚在一起时，它就会爆炸。”至于原子弹的使用，她则说：“这是战争，我们本就该料到这一点。”随后，她又会补充一句：“仕方がない”，这句日语表达与俄语中的“ничего не поделать”一样常见，也大致对应着同样的意思：“没办法啊。唉，算了吧。真可惜。”一天晚上，藤井博士用德语对克莱因索尔格神父说了大致相同的话：“Da ist nichts zu machen. 这事儿真是无能为力。”

然而，广岛的许多市民依然对美国人怀有难以磨灭的仇恨。“我明白，”佐佐木博士曾说，“他们此刻正在东京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我认为，他们理应审判那些决定使用原子弹的人，而且应该将他们统统处以绞刑。”

克莱因索尔格神父及其他德国耶稣会士们——作为外国人，他们本可持相对超然的立场——经常就使用原子弹的伦理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一位名叫西梅斯的神父，当时正身处长崎，他在致罗马教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原子弹与毒气属于同一类武器，因而反对将其用于平民人口。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日本所进行的这种全面战争中，平民与士兵之间已无本质区别；而原子弹本身恰恰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有助于终结流血冲突，迫使日本投降，从而避免彻底毁灭。似乎合乎逻辑的是：既然有人原则上支持全面战争，便不应抱怨针对平民的战争。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这种形式的全面战争，即便其目的正当，是否仍具有合理性？它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恶果，难道不远远超过可能产生的任何善果吗？我们的道德家们何时才能就此问题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呢？”

很难说清楚，那些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日中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心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恐怖记忆。然而，从表面上看，几个月后，他们对那段经历的回忆竟成了一段令人振奋的冒险故事。当时年仅十岁的中村俊雄很快就能畅所欲言，甚至谈笑风生地讲述那段经历。在纪念日到来前几周，他为登吕町小学的老师写下了一篇作文：“原子弹投下前一天，我去了游泳。早晨，我正在吃花生。突然，我看见一道亮光。随后，我被震到了妹妹的睡处。等我们获救时，眼前能看清的只有电车的轨道。我和妈妈开始收拾行李。邻居们身上烧伤流血，四处走动。畑谷女士让我跟她一起逃跑，但我却说想等妈妈回来。后来，我们去了公园。一阵旋风刮过。到了晚上，一个煤气罐着火了，我看到倒映在河面上的火光。我们在公园里待了一夜。第二天，我来到太鼓桥，遇到了我的女伴菊木和村上。她们当时正在寻找自己的母亲。可是，菊木的母亲受了伤，而村上的母亲呢——唉，已经去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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