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打通脑机接口技术走向市场的“三道关” | 国家未来产业地图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界面新闻）

从剑桥大学完成本硕学业不久，谢屯洋开始为自己的脑机接口创业项目寻找落脚地。此前，他带领团队研发了一套全自动化电子纹身脑电采集系统，为全球首款同类产品。

两个多月前，他与位于上海闵行的脑智天地接触，目前正在办理公司注册并商谈入驻细节。脑智天地是由闵行区等多方共建的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2025年6月揭牌，同年12月进入常态化运营。

截至2026年7月底，这里已经完成52家脑机接口企业注册落地，22个初创项目进入孵化器，孵化器入驻率达到80%。

入驻企业的技术路线不尽相同。2024年成立于闵行的空山慈主要研发认知脑机接口医疗产品，目前团队接近70人；灵犀医学围绕多模态神经数据和数字大脑模型搭建平台；元系智能则在探索应用场景，该公司的“脑控爆米花机”，可以通过使用者集中注意力启动设备。

脑智天地，受访者供图

放眼上海，近百家脑机接口领域创新型企业已集聚在这座城市。对于脑智天地乃至整个上海而言，如何培育一个仍处于产业化早期、技术路线尚未完全确定的未来产业，都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谢屯洋创办的脑境科技利用柔性电子技术采集脑电信号，再通过模型对脑电数据进行分析。相比传统金属电极，新技术将单次脑电采集成本降至传统方式的5%以下，一次采集可以维持约一周。

“产品有了新的迭代之后，你需要有快速的反馈，才能有继续迭代的前提条件。”谢屯洋告诉界面新闻。

脑机接口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经历概念验证、临床试验、注册审批等多个环节。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其中不少资源很难依靠自身获取。脑智天地则试图把这些原本分散的资源连接起来。

在概念验证方面，闵行区与复旦大学共建脑机接口科创转化中心，面向高校科研团队的超早期和早期成果开展概念验证；司南脑机智能超级孵化器则为入孵项目提供研发、测试验证、产品注册以及投融资等服务。

临床试验是另一个重要环节。依托华山医院等医疗资源建设的iBRAIN数据联盟，目前已汇聚500多例临床颅内脑电病例。华山医院设立的临床转化中心，则重点开展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转化、疗效评价和多中心试验验证。

进入注册审批环节后，检验检测又成为另一道门槛。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目前承担全国90%以上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的型式检验，同时牵头编制了国内首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并在研6项脑机接口国家标准。

一条从科研、概念验证，到临床、检测、注册的产业化链条由此逐渐形成。

上海市科委上海脑机接口项目经理王卓曜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介绍，目前上海已有1款相关产品获批，还有5款三类医疗器械产品处于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等阶段。公开资料显示，上海还有3款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2025年1月，《上海市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培育行动方案（2025—2030年）》印发，上海提出以医疗级场景为核心，重点推进侵入式、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与产品落地应用，同时鼓励非侵入式发展。

目前，上海针对未来产业形成“四位一体”培育机制，即项目经理团队、重点任务清单、未来产业基金和未来产业集聚区。

项目经理团队负责项目全过程培育和动态跟踪，重点任务清单聚焦重点产品研发，未来产业基金联合各类基金支持创新项目和企业融资，未来产业集聚区则为企业集聚和各类专业平台落地提供空间载体。

脑智天地·脑机接口科创转化中心，受访者供图

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增加、融资升温，如何避免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热门路线，也成为未来产业培育需要面对的问题。

截至2026年6月，上海脑机接口领域发生融资事件16起，占全国59.26%；融资金额约21.17亿元，占全国38.94%。

王卓曜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上海并不希望资本过度集中，只投资于某几个赛道。对于后来进入者而言，也需要判断赛道的竞争情况和未来商业化空间。

他介绍，在项目与资本对接过程中，相关部门会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和融资阶段，对接不同类型的基金和资本；对于投资机构推送的项目，也会帮助判断项目所在赛道、技术先进性以及未来商业化前景。

目前，上海重点布局的脑机接口方向已经覆盖运动控制、言语合成、视觉重建、脑脊接口、介入式脑机接口、神经疾病治疗等多个领域。

脑机接口也被纳入上海下一阶段的产业布局。8月6日，上海市经信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梁绍称，“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套体系中的第二个“6”，对应六大未来产业方向。按照规划，上海将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敏捷精准培育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赛道。

对于已经注册落地52家企业的脑智天地而言，企业集聚只是产业培育的一个阶段。随着更多项目继续向临床验证、产品注册和市场应用推进，真正的检验也将逐渐到来。

“最后到底有多少项目、多少产品能够真正‘跑出来’，这是需要考虑的。”王卓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