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回忆写稿挨批，毛主席：没有我，中国人民没有现在的成就？

1960年5月，河南郑州。毛主席在这里连续接见了几批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国朋友。

那时候新中国成立刚10年出头，外面的世界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既好奇又陌生，很多外宾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接见结束后，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熊向晖按照惯例起草新闻稿。

这位当年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12年、被毛主席夸作"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红色特工，写起新闻稿来自然是字斟句酌，每一句话都有根有据。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稿子送到毛主席那里，被红笔圈改了好几处。

尤其是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句话，被直接改成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熊向晖拿着改回来的稿子翻来覆去看，怎么都想不通。明明是外宾亲口说的原话，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怎么就不能写了？

1936年，熊向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才17岁，后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改名换姓打入胡宗南部队，在敌人心脏里一待就是12年。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蒋介石亲自审定的绝密方案，还没下达到军长手里，就已经通过熊向晖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1949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向张治中等国民党元老公开熊向晖身份的时候，满座皆惊。

就是这样一位在隐蔽战线立下赫赫战功的人物，建国后转到外交战线，给周恩来当了多年助手，办起事来一向严谨细致，很少出过差错。

可这一次改稿，他确实是钻了牛角尖，怎么都转不过弯来。

毛主席看出了他的疑惑，就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熊向晖也不隐瞒，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说了出来。

他说昨天写非洲朋友表达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人家的原话，主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几个字删掉了，说要不得。

今天写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要改。

毛主席听了没有生气，而是慢悠悠地跟他讲道理。

他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但要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熊向晖还是不服气，又问了一句：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总符合事实吧？这句话问得其实很有水平，也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

毕竟那时候毛主席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如日中天，把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领袖的指引，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事情。

可毛主席接下来的回答，却让熊向晖记了一辈子。

毛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主席的领导呀，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话讲到这里，熊向晖还是没有完全被说服。

他接过话头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领导人的作用。

这句话从理论上讲是没错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可毛主席紧接着就点出了问题的要害，他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

这个说法很新鲜，熊向晖还是头一回听说。

毛主席接着解释，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该站在人民之上，也不应该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

所以写"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这里面既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在内了。

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这一番话，说得熊向晖心服口服。

毛主席这哪里是在改一篇新闻稿，他是在给身边的干部上一堂最生动的哲学课。

什么是唯物史观，什么是唯心史观，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这么复杂的理论问题，就通过改稿子这么一件小事，讲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

他不是在谦虚，也不是在做样子给别人看，他是从心底里认定了这个理。

天下是人民打下来的，建设是人民干出来的，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熟悉毛主席的人都知道，他对"人民"这两个字看得有多重。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就说出了那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进北京的时候，他说我们是进京赶考，绝不能当李自成。

建国后给国家机构起名，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两个字，法院叫人民法院，银行叫人民银行，货币叫人民币，就连建个大会堂都要叫人民大会堂。

1958年讨论大会堂命名的时候，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主席说"宫"字太旧了，还是封建那一套，就叫人民大会堂，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

他还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你们不信上帝，我信，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1960年，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外面有封锁，内里有灾情，日子并不好过。

可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毛主席依然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没有被一片叫好声冲昏头脑。

外宾出于礼貌和尊重说几句捧场的话，他听了也就听了，绝对不许自己的报纸照着写，更不许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名下。

他知道"伟大"这两个字的分量，知道"一穷二白"的帽子还没有摘掉，知道离真正的国富民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种清醒，这种自律，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人民立场，才是最难得的。

熊向晖后来在外交岗位上走得更远，当过驻英国代办，当过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亲身经历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

可不管走到哪里，1960年在郑州那番对话，他始终没有忘记。

他晚年写《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把很多大事都记得很简略，唯独把这次改稿的对话原原本本写了出来，连当时的语气和神态都尽量还原了。

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位领袖对历史、对人民最根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