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对日寇最后一战：日军“强化治安”，八路就搞“武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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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正喜老人是小说《敌后武工队》中贾政的原型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接见日本大使佐藤，向日本政府递交《苏联对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宣言》。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如下：

•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
  “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
  “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这一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在这个文件中，有一个词语叫做“武装工作队”。武装工作队是抗日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在华北抗战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出现的。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贾正喜老人是小说《敌后武工队》中贾政的原型

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不断“蚕食”、“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开始恶化，处在京、津、保三角地带、也就是敌人“确保治安区”的冀中十分区（即“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驻扎在目前雄安新区的雄县）已无法坚持，其它分区的局面也面临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河北平原，特别是冀中根据地，我主力部队基本无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区。原来根据地的七千多个村庄，有四千多个建立了伪政权组织，我抗日政权多数无法在白天活动，有些则夜间也无法工作。

为扭转此不利局面，从1941年夏起，华北八路军针锋相对，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和成建制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后方，宣传民众，镇压汉奸，破坏日伪“治安”计划和重要军事设施、物资，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有效配合了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并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手段，将其统一称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从此，武工队诞生并在华北敌后逐渐普及，数量也越来越多，由最初每个军分区一个而变成三至五个甚至更多。其中，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武工队最为活跃。

武工队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农村，工作对象主要是底层农民和底层的伪军、伪警和伪组织，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战、建立秘密联系点、锄奸。冀南军区有一个武工队，当时就常常拦截过往的邮车，然后用两枚木制的图章在来往的信封上盖印。

对于伪军和伪组织成员的信，就盖上“及早回头抗战，将来不算旧账”；一般的百姓的信，就盖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各地武工队，对于伪军还采取“善恶簿”“回心抗战证”的做法，把伪军做的好事坏事都登记上。好事做多了发给证件，有了这个证当了八路的俘虏也好说话；坏事做多可能就要掉脑袋了。

针对伪军，当时还搞过“良心大检查”和“检举死心汉奸”运动，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武工队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建立秘密联络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敌伪进行渗透。

日军组织的“特别挺身杀人队”（也称特别挺进队、挺进队）

16岁的敌后武工队队长郭兴（电影《平原游击队》李向阳原型）

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有的一个小队甚至一个中队都是武工队的关系。武工队还担负着锄奸的工作。

武工队只杀三种人：一是日军直接豢养的武装特务，这些人一般很难争取，故予以除掉；二是一般伪军、伪警中民愤极大又不听警告的，杀一儆百，为群众解气；三是队伍内变节分子，只要出卖同志的，坚决予以追杀。

在锄奸之前，武工队还往往会提前判处其死刑、并张贴布告，布告中写明五日内或十日内执行。到时候，武工队必能置其于死地。这样的锄奸还是一种心理战，对于敌人能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武工队大多不是一个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是为了完成某一项具体任务而抽调不同单位的人编组而成的，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当然，抽调人员都是各部队里的拔尖儿士兵。

武工队让敌人防不胜防，与当地民众血乳交融。对敌人来说，无疑就是他们眼中的“恐怖分子”；但对广大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如武工队长王树平智勇双全，善于以少胜多，巧于袭击碉堡、玩弄敌人。他化妆特务像特务，化妆老乡像老乡；还会装猫叫狗叫、装鸡打鸣，会用巴掌吹号。他还擅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他说过：“我们打仗不光用枪打，还用嘴巴子打。”

在一次保卫棉花收获的战斗中，他和五个战士被三百多敌人包围在定兴城边五里窑，一直打到黄昏。子弹快要打完时，他突然站在房顶，用手掌吹起冲锋号，高声喊：“一中队向南冲，二中队向西冲！”

烟雾中，敌人根本辨不清哪是哪儿。就在他们愣神的一刹那，王树平带着战士就突围走了。王树平和当地百姓的关系也非常好，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帮群众干活儿。

有一天的夜里，他们借月光给群众剥棒子，几十亩地的棒子一夜就剥干净了。此后，老百姓就叫他们为“剥棒子的八路军”。这个名字传得很远。保定、甚至北平城里的敌人都知道定易涞（定兴、易县、涞水）一带有个“剥棒子的八路军”。

王树平（1921—1998）

左一为刘贵，中为黄连秋（开国少将)

《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了王栋带领武工队偷袭保定特务机关的壮举。1937年9月初，日本兵几乎没有战斗，就占领了二十九军作为后方司令部的保定。第二年的11月，日本人在保定创立了一个神社。这是日本官方除东三省外，在内地创立的52个神社中最早的一个。

当时南关花园的神社里，住着名叫松冈太郎的日本人，据说是天皇替僧（替其入寺出家的人）。他表面上从事宗教活动，实际上掌握着京、津、保的特务组织，控制着保定的帮会、宗教组织，是搜集八路军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情报的特高课间谍。

时任第一分区司令的杨成武决定将这支对一分区危害最大的特务机关彻底铲除。1942年初，一分区三团侦察连一排长刘贵与另两名队员化装成日本特务进城，在内线的引导配合下，查清了南关花园的相关情况。

次日晚上，三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王栋带着武工队十个人，每人除了枪，还带了一把大刀。快步从南关花园北边绕道到西边。当接近敌人岗楼时，侦察员周振兴钻进铁丝网，用尖刀结果了敌哨兵的性命，然后发信号通知队友从岗楼搭人梯爬过高墙潜入园内。

按预定方案，由3人集中所有手榴弹对付门口警卫班，刘贵率其余人员直奔松冈太郎住房。大家从岗楼边搭着人梯爬进南关花园。侦察员杨喜来打头阵。他先用根棍子顶着自己的毡帽从老和尚的风门捅进去，试探房内动静。还没睡觉的松冈太郎操起一根棍子劈了过来，由于用力过猛，一棍子打在窗户的玻璃上摔倒在地上。

杨喜来立即推门进入房间，用刀朝松冈太郎猛劈；另一个战士也跟了上来，用枪托猛砸，结果了松冈太郎的性命。然后，他们命“老和尚”的老婆交出保险柜钥匙，取出全部敌伪档案和保定地区敌人潜伏人员的名单。

这时，外面的警卫察觉到屋内有动静，刚要摸枪，就被武工队的手榴弹消灭了。等到周围敌人闻讯赶来时，武工队员已趁混乱之际、从正门撤离。三天后，王栋他们再次趁雪夜摸进保定西关一家鬼子的商社，将西园寺大小特务十一人一网打尽。

现在一些影视剧往往把抗日力量描写得神乎其神、仿佛都是超人，这当然是胡编乱造。但是，当时的武工队员，确实在抗日战争中创造过一段段的传奇故事，这同样也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