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治平四年，公元一零六七年，宋英宗赵曙在开封宫中驾崩，年仅三十六岁。
英宗在位不过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和跟曹太后闹别扭，还没来得及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就匆匆走了。
他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
财政赤字连年扩大，军队人数超过一百二十万却养不出能打仗的兵，官僚机构臃肿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一个州县的空缺职位能有上百人排队等着补缺。
大宋这台庞大的机器在仁宗朝四十多年的太平盛世中悄悄积累了大量隐患，表面上金碧辉煌，骨子里已经开始烂了。
英宗的灵柩还停在宫中，二十岁的太子赵顼就在灵前继了位，是为宋神宗。
这位年轻人跪在父亲的灵前，脸上没有太多悲伤的神色。
他跟英宗的感情本来就不深。
英宗身体不好，常年卧病，父子之间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
但此刻赵顼心里想的不是父亲的死，而是父亲的遗物。
准确地说，是父亲留下的那个空空如也的国库。
大宋的财政问题由来已久。
从真宗朝的天书封禅大把撒钱开始，到仁宗朝养了一百多万冗兵冗官，再加上每年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国库就像一口漏了底的缸，倒进去多少水都存不住。
神宗继位之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账。
他让三司使把近十年的财政收支账册全部搬进了福宁殿，自己关在殿里看了整整三天。
看完之后他从殿里走出来，脸色比进去的时候难看了很多。
账册上的数字触目惊心。
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六千万贯，支出却高达七千万贯以上，每年净亏近一千万贯。
亏空的窟窿靠什么来填？靠加税。
而加税的结果是百姓越来越穷、怨气越来越大，底层社会像一个不断被挤压的火药桶，随时可能炸开。
神宗不是一个喜欢安于现状的年轻人。
他身上有一股跟他父亲截然不同的锐气。
英宗性格软弱多病，遇事喜欢和稀泥，能拖就拖。
神宗则完全相反。
他看到问题就想去解决，想到办法就想去执行。
他身上有一种急于求成的焦虑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宋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了。
西夏那边咄咄逼人，契丹人虽然消停了但每年三十万的岁币还在交，国内的土地兼并在加速，失地农民变成流民，流民变成盗贼，盗贼变成起义军。
他不怕花钱，怕的是花钱养了一群废物，而大宋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军队里确实到处都是废物。
神宗把朝中的老臣们挨个叫来谈话，问他们有没有办法解决财政困境。
他第一个找的是富弼。
富弼是三朝老臣，当过宰相，在庆历新政中曾经是范仲淹最得力的盟友之一。
神宗问他有什么好的改革建议，富弼的回答充满了老年人的智慧。
他说陛下年轻，要克制自己，不要轻易兴兵，不要轻易变法，要以稳定为重。
神宗耐着性子听完了这一套语重心长的教诲，心里想的只有两个字：废话。
他要的不是维稳，是变。
但朝中那些有威望、有经验的老臣们，大多数都跟富弼一个态度。
他们都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知道变法有多难、风险有多大，不愿意再来一次。
神宗在这个批老臣身上看不到他想要的那股劲。
就在神宗为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而感到焦躁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人。
推荐者叫曾公亮，是当时的宰相之一。
他对神宗说，陛下想变法，朝中这些老臣恐怕帮不了您。
有一个人也许能行，他叫王安石。
王安石。
这个名字神宗早就听说过。
二十年前，王安石还在地方上做官的时候就给仁宗上过一封万言书，把那时的朝政批得体无完肤。
仁宗没有采纳，也没有追究。
后来王安石的名声越来越大，朝廷多次召他进京做官，他都不去。
别人挤破头想进京，他偏偏要待在地方上，当一个不起眼的州县官。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个读书人居然不肯当京官，这不是疯子就是圣人。
神宗对这位传说中的“拗相公”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他下了一道诏书，召王安石进京。
王安石来开封之前，已经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官。
他的仕途轨迹跟绝大多数宋代文官截然不同。
一般人是削尖了脑袋往京城挤，他恰恰相反。
从庆历二年中进士开始，他先后在鄞县当知县，在舒州当通判，在常州当知州，在江宁当知府，绕了大半个江南，就是不往开封走。
朝廷多次召他入京任职，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
有人说他是在沽名钓誉，故意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来博取声望。
但真正了解王安石的人都知道，他留在地方上是因为他想做事。
在鄞县当知县的时候他搞过水利工程，修了几十里长的堤坝，把海潮挡在外面，把淡水蓄在里面，让几千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
他还搞过青苗法的雏形。
每年春天把官府粮仓里的粮食借给青黄不接的农户，秋天收了粮食再还回来，利息比地主家的高利贷低得多。
这些在地方上摸索出来的治理经验成为了他日后推行全国性改革的实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