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专栏(第197期)｜消费需求为什么不足：从收入向需求流动的去向和结构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天勇谈经济蒙格斯智库）

4月30日，新浪财经转了一篇化名“九门提督”的热心网友《评周天勇“一元论”：还是两条腿走路靠谱！》的文章（发表于2022年5月18日）。笔者就此回答，用数据通俗地再现一下48年二元体制变动影响的国民经济流动和增长。今天发出之五。

前面已述，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团队运用“供给—分配—需求”仿真系统，先计算了供给部分——体制改革给1978年到2008年以前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发现，在分配和需求也是二元体制的情况下，仅改革供给体制，并不能带来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结果。决定需求的是有支付能力的收入，因此在本专栏之四中，笔者叙述了48年收入分配流动的去向和结构。收入必然要流动到需求领域。

专栏之五，从宏观经济学理看：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必须平衡，资本不能过度积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是因两大部类失衡和资本过度积累造成的。按照凯恩斯理论，由于家庭持有货币不愿消费、企业家持有现金不愿投资，市场失效，使社会储蓄率过高而支出率过低，总需求不足，造成总供给过剩。进入20世纪后期及21世纪，高负债发展模式兴起，过度借债导致宏观资产负债表损坏，还本付息压力超过偿债能力，也形成了消费需求不足。

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运行和循环模式

对中国宏观运行，没有体制变量的分析，就无法准确观察分配和需求的流动、去向和结构，也无法揭示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笔者将没有受到计划行政干预、竞争性企业预算硬约束、现代财政体制下收入支付能力流向各种部门消费及投资形成资本积累的分布比例，视为“体制标准值”；将受到计划行政干预的分布比例，视为“扭曲值”。以下叙述中国21世纪以来总需求乏力、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积累过度、生产过剩的数据和逻辑故事。

图表1：总消费比例与缺额——中国与中高收入样本国家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标准值取2025年8个与中国人均GDP水平上下5000美元、人口规模较大的中高收入国家历史数据（下同）

1978年至2025年，中国总消费占GDP的平均比例约为52.6%，而样本中高收入国家总消费平均比例约为74.5%，中国年平均缺失额约为5.2万亿元，48年累积缺失额约250万亿元。2025年，中国总消费占GDP比例为55.8%，样本国家为74.2%，中国总消费缺失额约18.4万亿元。

从变化趋势看：1986年至2003年，中国总消费占GDP比例从62.5%逐步下降到57.2%，与样本国家的差距从约10个百分点扩大到约15个百分点；2003年至2025年，比例进一步降至55%左右，差距扩大至近20个百分点。这表明，进入21世纪后，总消费比例相对萎缩的速度明显加快。

图表2：居民消费比例与缺额——中国与中高收入样本国家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1978年至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平均比例约为44.3%，样本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比例约为64.8%，中国年平均缺失额约为4.1万亿元，48年累积缺失额约197万亿元。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为42.0%，样本国家为66.0%，中国居民消费缺失额约24万亿元。

趋势描述：1981年至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从50.5%波动下降至36.0%，与样本国家的差距从约10个百分点扩大至近30个百分点；2009年至2025年，比例缓慢回升至42%左右，但样本国家比例同步上升至66%，绝对差距仍维持在24个百分点以上。居民消费占比长期偏低，是总需求不足的核心症结。

图表3：财政转移居民消费比例与缺额——中国与中高收入样本国家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等数据库

1978年至2025年，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的居民消费占GDP平均比例约为5.5%，样本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比例约为14.2%，中国年平均缺失额约为1.7万亿元，48年累积缺失额约82万亿元。2025年，中国财政转移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为8.0%，样本国家为18.0%，缺失额约10万亿元。

变化阶段：1995年至2005年，中国财政转移居民消费占比从3.2%缓慢升至4.8%，与样本国家（约12%–14%）的差距持续扩大；2006年至2025年，占比从4.8%升至8.0%，增速加快，但样本国家同期升至18%，绝对差距仍高达10个百分点。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直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

图表4：政府消费比例与缺和多——中国与中高收入样本国家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等数据库（不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消费）。

1978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消费占GDP的平均比例约为14.5%，样本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比例约为11.3%，中国年平均多消费额约为6394亿元，48年累积多消费额约31万亿元。2025年，中国政府消费占GDP比例为27%，样本国家为5.53%，多消费额约6.92万亿元。

值得注意：1978至2014年间，仅1998–2002年（国企下岗分流、改革成本增加时期）政府消费比例略高于样本国家水平，其余年份均低于样本国家。这说明，长期以来政府自身消费相对节省。但从1994年开始，政府消费占比与样本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主要原因包括：公共交通、教育、卫生、生态、环境、应急等公共支出越来越大；保安、社区、乡村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越来越多；经营城市后土地出让基金收入膨胀，扩大了地方消费支出。当土地出让金收入回落、40–70年租金当年花完后，过去刚性支出造成巨大财政缺口，不得不借债维持已被抬高的政府消费水平。

图表5：政府投资积累过多——中国与中高收入样本国家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等数据库。

国际上并无“政府投资积累资本占GDP”的统计，笔者取1977年15%线性递减至2025年8%作为标准值，代表工业化后期正常水平。

1978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投资积累资本占GDP的平均比例约为18.2%，样本国家（标准值）平均比例约为11.5%，中国年平均过多额约为1.3万亿元，48年累积过度投资积累资本额约62万亿元。2025年，中国政府投资积累资本占GDP比例为20.0%，样本国家标准值为8.0%，过多额约12万亿元。

趋势变化：1995年至2005年，政府投资积累占比从15%升至18%，超出标准值约5–8个百分点；2006年至2025年，占比进一步升至20%，超出标准值约12个百分点。2006年之后扩大的原因在于：经营城市土地出让和高房价给地方政府带来巨额收入，用以扩大投资；地方融资平台兴起，借债投资强劲且未能有效控制；地方大规模发展各类国有经济，准公共投资积累资本持续扩张。政府过度投资挤占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空间，加剧了总需求结构失衡。

前车之鉴：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

初期的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国家积累资本进行工业化投入，一度占据优势；但从持久增长看，因动力不足、效率不高以及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不平衡，经济增长大起大落，难以实现平衡可持续增长，最终陷入博弈劣势。

如图表6所示，苏联对美国经济的竞争状态可分为两个阶段：

• 前期追赶（1951–1976年）：经济平均增速美国为3.7%，苏联为4.6%；苏联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1953年最低的33%追升至1976年的44%；人均GDP占美国比例从1951年的28%升至1954年的43%，1970–1976年平均为37%。

• 后期滑坡（1977–1991年）：经济平均增速美国为3.1%，苏联为0.9%；苏联GDP占美国比例从44%降至32%；人均GDP占美国比例从38%降至28%。

图表6：GDP规模（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百万）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苏联解体和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竞争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积累、低消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两大部类平衡始终未能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先高后低，国民经济实力由盛转衰。这一教训对中国当下的需求结构改革具有深刻警示意义。

结语

对于上述热心网友“九门提督”，有关要发挥好政府这条腿走发展道路的观点，数据、我们的问题，以及邻居的故事，都似乎说明，政府不能在投资、上项目、大基建和办地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大多是非竞争性的资本积累功能的企业）方面，特别是不能再借债搞这些，腿伸得不能太长和太强。否则，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而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不高，特别是政府高负债借子子孙孙的钱搞现在的积累，从历史的长河看，终究不可持续。

1. 彻底告别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在“十五五”期间，特别是未来十年，扩大总需求的战略格局不应是扩大投资、积累更多资本，而应是扩大总消费，最主要的是扩大居民消费，使其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37.6%扩大到61.5%；将积累率从40.86%降低到24.23%。这一目标应当逐年分解、观测和监督，确保完成。

2. 将投资上项目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地方政府。不以大企业、大基建的GDP和税收为导向，特别要将政府投资占GDP比例从目前的20%降低到8%，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3. 建设预算硬约束、经济可承受的低成本政府。尽可能节约自身开支，向居民倾斜。压缩政府保安、社区、村社等行政开支，将政府转移给居民的消费从目前的8%提高到18%。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简介

周天勇

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周博士多年来深耕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财政改革等领域，在全国一流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在《中央党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 、《经济日报内参》《中国社科院要报》等发表的一些内参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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