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管理所中的四个绥靖区司令：上将王陵基是不是比那两中将一少将权力更小、带兵更少、能力更差？

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四个绥靖区司令，分别是1959年特赦的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1963年特赦的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川湘鄂绥靖公署第七绥靖区少将司令周上凡，1964年特赦的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读者诸君可能有些奇怪：绥靖区一般跟兵团平级，在“剿总”和“绥靖公署”之下，怎么周上凡只是个少将？第七绥靖区怎么出了王陵基和周上凡两个司令？

这两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周上凡也算起义将领，他怎么进了战犯管理所，又为何成了“特赦战犯”，写明白了可能需要几万字，咱们只好略过不提，还是来讨论一些更有意思的问题：战犯管理所里的四个绥靖区司令，哪个带兵最多、权力更大、能力更强？

周上凡少将带的兵最少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当第七绥靖区司令的时候还兼任保安六师师长，那是因为他担任此职时老蒋已经没有多少地盘和番号了，但不管怎么说，兵团级的将领兼任师长，也只有一个原因——他那个绥靖区顶多有一个军的兵力，甚至可能只有一个保安师，所以起义后被蒋军第七十六师逮捕，要不是被部下解救，他可能就要遇害了。

周上凡少将起义后原本已经在新中国担任了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但出于不太好说的原因，他在1953年又进了战犯管理所，待了十年才跟康泽同一批特赦，1982年恢复起义将领身份，担任了湖南政协常委——《湖南历代名人辞典》中有周上凡将军的详实记载，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周上凡起义前也算宋希濂的部下，他起以前的任务，就是掩护宋希濂逃跑——宋希濂担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前确实担任过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但那个兵团司令职务，他被俘前已经让给黄埔一期的老同学钟彬了。

宋希濂的级别比兵团司令或绥靖区司令高，所以他不在“评比”之列，王陵基是“真上将”还是“中将加上将衔”，不同史料也有不同记载，笔者并没有查到他正式铨叙陆军二级上将的档案。

不管是真上将还是中将加上将衔，王陵基最后入主四川的时候，手里没有兵，只身逃跑时连四川“省主席关防（大印）”都扔进了井里。

王陵基写了一篇《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并被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能看出手里没有枪杆子的王陵基有多“可怜”：王陵基是1948年3月从江西省主席调任四川省主席的，四川原有十个保安团，但那些保安团都在地方军阀手里，王陵基也没有从江西调来哪怕一个团的兵力，所以他向大抓壮丁，准备扩充成为二十四到三十个团，但省参议会却只同意增加十个团，正在王陵基四处搜刮钱粮的时候，老蒋来信命令他把抓到顶的八万壮丁全交给胡宗南，因为老蒋那封信写得很“诚恳”，王陵基只好“割肉”——即使老蒋那封信不诚恳，那些兵力钱粮他也留不住。

白忙一场两手空空的王陵基只好“另辟蹊径”：“我回四川时，蒋介石口头上虽说在四川的中央军可归我指挥，实际上是一句空话。自己扩充保安团，困难很多，弄去弄来只新成立了两个团，我当然不会满足。以后我便收编邛崃土匪李某六、七百人成立一个团，又利用军统特务控制的兵工厂警卫部队编成了一个团。”

胡宗南连老蒋的命令都不完全服从，而且胡宗南那个“上将”的含金量似乎比王陵基还高，别说“中央军”，就是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的部队，也根本不归王陵基管，王陵基忙活了两年，才凑了四个有破旧枪支（省府库存旧枪，每支枪修理费二十石米）的保安团，“重火力”只有一百四十挺英国造轻机关枪。

胡宗南进入四川，王陵基变得更穷了：胡宗南一直说自己有五十万人马，过去一直按这个数字向老蒋要粮饷，进入四川后还说自己有三十万人并按这个数字向王陵基要粮，王陵基暗中派人去调查，发觉胡宗南只有十多万人，但王陵基不敢捅到老蒋那里，只好私下跟胡宗南达成协议，每月接十五万人供给，胡宗南有赚头，王陵基也能勉强应付，但要自己招兵买马，那就完全不可能了。

没有火炮的部队根本就算不上正规主力，王陵基连大炮都没有一门，老蒋也没指望他守四川，逃跑的时候也不带他，于是悲催的王陵基只能寄人篱下，跟着胡宗南的部队跑：“我既要不到飞机，又没有兵可以保护我，只好跟随胡宗南残部逃往西昌。这时胡部尚有几个师由李文率领，我找到他以后，他欢迎我一同走……我害怕李文把我拿去当作投降的见面礼，立即决定遭散随从人员，又将多余的金子和省政府的大印等偷偷投入一个水井内。我决心一个人都不带，把时刻不离开我的副官徐士立也设法甩开，我认为一人只身逃走更方便，多一个人，在被盘查时说话不对头，更容易露出马脚。”

王陵基被俘时孑然一身，即使在被俘前，他也只是个没有正规军的“光杆司令”，跟同样为省主席级别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不可同日而语，手里的兵力甚至不如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康泽虽然在小蒋回国后失去了老蒋接班人的资格，但毕竟曾经是跟戴笠、徐恩曾齐名的大特务头子（复兴社特务处筹备时，老蒋原本是想让康泽当处长的，但康泽舍不得自己的“别动总队”而拒绝了），他驻守襄樊的时候，手上还是有一点本钱的。

康泽在云贵川活动多年（我们在陈宝国的《无敌》系列六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康泽的身影，康兆民也是他），驻守襄樊的时候，手下也只有川军三个旅外加三个保安团，满打满算才两万人，曾任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被俘时任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的董益三在《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中记录了康泽用兵时的捉襟见肘：“一六三旅是这三个旅中战斗力较强的，驻防老河口；一O四旅全是新兵，无作战经验，单独留在老河口怕被解放军吃掉，因此把它调到襄阳来，一六四旅驻防樊城不动；襄阳虽在汉水南岸，但是司令部的所在地，光靠一O四旅守备，康泽到很不放心，因此又在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各抽调一个团到襄阳来加强防务。”

董益三十分清楚康泽的家底：川军两个都是老兵，枪也都是老枪，没有重武器；一O四旅的兵全是新兵，枪虽然都是“新枪”，但却是清一色的日本三八式，康泽最拿得出手的“王牌部队”居然是一个特务营：“兵选最好的兵，枪拣最好的枪，加紧训练。到六月间，这个特务营就搞起来了。”

别说两万杂兵，就是有十二万人，没打过正规战的康泽也守不住襄樊，真正会打仗的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也不想打——康泽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的时候，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四川省体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结局可比康泽好多了。

要说“人马众多”，这四个绥靖区司令中还得数王耀武，他在《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莱芜战役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回忆：“从1946年1月起，我就进驻济南，担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46年11月，又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王耀武原本是有一些嫡系部队的，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七十四军）自不必说，王耀武入主山东后，在老蒋、陈诚、顾祝同等人的瞎指挥下，王耀武的家底一大块接一大块被挖掉了：“莱芜战役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军、一个整编师（也称为军）、一个新编三十六师，共约六万多人（我方统计歼敌数量为五万六千多人，估计还有四千多逃兵不在我方战果统计之内），1948年3月间，胶济路上的整编三十二师、交警总队、保安团队等约三万余人被歼。4月27日，整编四十五师和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张天佐所指挥的保安团队的四万人以及守昌乐的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张景月部约六千余人同时被歼。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胶济路上由我指挥的部队就被消灭了八万多人。”

王耀武被包围在济南的时候，直系部队（不含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当时不归王耀武管了）已经被消灭了至少十四万人，所以他手下也没多少人了：“当时第二绥靖区仍归徐州‘剿总’指挥，所辖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队、县大队等共约十一万多人，进行了整编。其中正规军大部分都是被解放军歼灭过，后来又重新建立起来的。”

老蒋命令王耀武以十一万残兵和杂牌守济南，简直是发了疯，王耀武却不想跟他一起疯，守了济南八天后，王耀武眼看从徐州方面来“救援”的第二兵团邱清泉部和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唯恐被严阵以待的解放军主力所歼灭，前进速度很慢，又因下雨，道路泥泞，每日只走一二十华里”，知道援兵指望不上，杂兵也守不住济南，就换上长袍溜之大吉，一直跑到寿光才被识破并活捉。

王耀武曾经有过二三十万部队，这在当年的黄埔生中可能也就仅次于胡宗南、宋希濂等寥寥数人而已——杜聿明虽然名义上指挥数十万大军，但他当过司令官的第二兵团被邱清泉接手后，也不唯命是从，而没有绝对嫡系部队的司令，跟空头也差不多。

这样一番比较下来，“上将王陵基”其实就是个“光杆司令”外加“空头省主席”，甚至可能连个师长都不如，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战犯管理所中的四个绥靖区司令，上将王陵基是不是比那两中将一少将权力更小、带兵更少、能力更差？